故事從一對渴望被愛的邊緣人開始，在未盡的燃燒和赤裸的身軀中戛然而止。每一種思想、每一份靈魂，都糾纏不清。

改編自村上春樹《燒倉房》，李滄東時隔八年的新作《燃燒》，以3.8分創造了戛納場刊歷史最高分，講述了無法跨越的階級鴻溝和那些如同被遺棄的倉房般丑陋而空虛焦慮的靈魂。

“不認識我了嗎?變漂亮了嗎?”

“你還記得嗎，以前說我長得丑，那是上中學的時候，你對我說過的唯一一句話。”

當鐘秀重逢舊相識惠美，她這么說著。鐘秀于她，是苦難生活里的唯一救贖。

他們心中都埋藏著對彼此的愛意，但苦于巨大的生存壓力，兩個單單依靠體力勞作勉強過活的年輕人，卻一直無法面對面坦白。

之后惠美踏上了去往非洲尋找生存意義的旅途，和上層社會的Ben成為情侶。

鐘秀第一次表達出憤怒，是兩人結伴來自己破舊的家里的那個傍晚，他近乎吼著對開豪車、住豪宅的Ben說“我愛她”。

一個從未擁抱過親密關系的底層青年突然遇見了同病相憐的另一半，還未擁有，便已經永遠失去了她。

而其它時候，鐘秀永遠是一幅樣子，耷拉著未去天真的眼角，任由情感積埋。

夢想著成為作家，卻被自傲的父親犯法入獄牽住了步子。他羨慕Ben這樣的年輕人，稱這些“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謎一樣的有錢人”為“蓋茨比”。

著實，這些人早就不必為生計苦惱，他們在乎的只是如何填滿自己空洞的靈魂。Ben最愛燒破敗的倉房，兩個月一次，去找那些被遺忘的角落，看著一切變為灰燼。

他坦白自己很久沒有眼淚了，好像這樣哭起來就并不覺得悲傷。這樣蒼白的靈魂，早就難解。

而那些沒人在意的倉房似乎隱喻著社會里的邊緣人，他們渴望關注、渴望順遂的人生、渴望被愛，但最終只能悄無聲息的被動消失。

“故事中如果提到了槍，就一定有人死。”契科夫的這句話，在所有電影中都被無一例外地踐行著。

破舊的農舍里，鐘秀打開了那一柜簇新的刀具。它們是否是盲目倔強的父親無數次打磨著想用來了結自己枯萎生命的工具，已經無關緊要了。

故事的結尾他一刀一刀刺向了Ben，赤裸著離開，完成了這次“發射”。

燃燒讓整部電影充滿巨大的張力和模糊的質感，你想去探尋每個人，卻發現這部電影“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無法確知中隱藏了我們世界所有的mystery。

惠美曾經給鐘秀表演過啞劇，忘掉這里有橘子，你就能表演出真正的吃橘子。而如果忘掉這里有倉房呢?或許Ben要毀滅的從來不是倉房，而只是那些沒人關心的生命呢?

惠美最后的鏡頭停留在那個傍晚的赤裸舞蹈。在那片像被親吻過的晚霞里，她的背影執拗的讓人心疼。

惠美期盼的或許就是她所一直尋找的生存意義，她不在意吃飽穿暖，只想找到那個能夠填補自己心靈空缺的依靠。

臨走前，鐘秀悄悄拉著她說“你怎么能那么輕易在男人面前脫衣服”，斥責的語氣里又帶著些溫柔的憐惜。

惠美突然的失去聯絡，讓我們覺得這個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記得自己小時候掉進過水井的惠美在這個世界被不斷冷落和遺忘。

或許在鐘秀往后繼續孤單的年月里，會永遠記得這個女孩。那份因為平庸而不敢說出口的喜歡，最終只能變成來得太遲的思念。

沒人知道惠美的結局。或許她只是躲起來了，或許她就是Ben口中的那個等待被自己燃燒的“倉房”。這就是李滄東想留給我們的mystery，因為生活永遠不像電影能有準確的答案。

企圖從這部電影里看出“故事”的人會失望，但那些人物間的迷思對白，只要你想，永遠有一千種理解方式等待著你。

當最后一幕落下，你會發現，每一個角色都對這個世界充滿憤怒，而越是卑微，越能詮釋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

韓國評論人許永文提出過一個新名詞“出租屋現實主義”，他們所代表的就是像鐘秀和惠美這樣被現實困于逼仄的出租屋內的年輕一代。

在《燃燒》中，盡管角色都充滿了各樣的人格缺陷，你卻仍然無法生出對其之中某個人的厭惡之情。

因為他們真實的就像你我，現在的人們好像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點，無論處于什么階層都在以各自的理由憤怒，導演把這些故事稱為“憤怒項目”，并說：

“然而，可能在他們看來，這個表面上看來就像沒有任何事一樣，十分正常的世界就像個巨大的謎語一樣。

就像村上的短篇小說主人公對于無法確知的對象感到無能為力一般。我們不也時常對未知的未來感到手足無措嗎?

盡管這個世界有那么多讓我們沮喪的理由，但我們總會找到那個第一眼就覺得可以依靠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之為“愛”。

不必覺得為難，也不必退縮，那個愿意做你生命的拾荒者，給你持久包容和擁抱的人，也會融化你對這個世界所有的憤怒，陪你一路從陰霾到天晴。

完

作者 | 可樂

作者：貓林之聲

關鍵詞： 燃燒 半裸出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