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北京王府井附近一家百貨商場的電梯旁,一個戴著小紅帽、綁著麻花辮的笑臉娃娃正孤零零地躺在地上。沒多久,一個路過的年輕人發現了它,站在原地等了半天,見沒人認領,就把它帶回了家。
(資料圖片)
年輕人是達達樂隊的主唱彭坦,他把娃娃掛在書包上,去哪兒都背著,朋友說他:“你可真行,天天背個娃娃干什么?”達達樂隊的首張專輯《天使》推出,娃娃成了封面,拍MV時,娃娃也出鏡了,可等MV拍完,娃娃就被弄丟了。“娃娃丟了,我還在片場發了火,特別生氣,那時我還很幼稚,跟小孩一樣。”彭坦說。
曾有樂迷感慨,不管彭坦多大,變成什么樣子,當“我急促地甚至奔跑起來”的旋律響起,青春濾鏡下的少年便開始了奔跑。記憶中的彭坦,永遠都是少年模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彭坦比很多同時代的搖滾歌手都要幸運,他五官清秀,自帶一種干凈的稚氣,那是一張通俗意義上偶像派的臉,雖然他一度反感這類標簽,且因為外形優勢,被彼時的搖滾圈自動劃到“小偶像”的陣營,不招同行待見。
然而,即便彭坦淡出公眾視野,抑或是蓄起胡須,把自己刻意往頹里打扮,但只要他站在臺上,開口歌唱,總能迅速撩撥起人們的心弦。那是一種名為“青春”的懷舊情愫、一種通過“雨水”“潮濕”“松軟”等數個詞匯便能哼出《南方》的年少記憶。
達達樂隊的名字是彭坦起的,他覺得“達達”挺響亮,簡單又好記,“拿起噴漆罐在墻上滋滋幾下,噴出‘達達’兩個大字,感覺帥極了”。樂隊在武漢做完專輯demo(小樣),很快被華納唱片高層挖掘。幾個大男孩背著吉他,離開武漢,帶上一紙合約來到北京,成為中國內地第一支,同時也是唯一一支簽約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搖滾樂隊。
彼時的北京正值冬日,十分蕭瑟,樂隊成員舉目無親,四顧茫然,每天的活動半徑無非是租住的宿舍、唱片公司和錄音棚,他們誰也不認識,只跟公司的同事打交道。千禧年如約而至,彭坦滿懷野心和憧憬,想象接下來的美好生活:“等攢夠了錢就可以錄制下一張專輯,我們會去全國各地Live House巡演。
從2000年開始,我們就要沖出去了!”《天使》一經推出,大受好評,不到一年的時間,銷量突破20萬張。達達樂隊火了,一片贊譽聲中,不乏鄙夷和質疑聲,彭坦年輕氣盛,鉚足了勁想要證明自己。三年之后,達達樂隊再度推出第二張專輯《黃金時代》,可專輯問世伊始,卻沒激起什么水花。
“我一直憋著一口氣,想證明我們做的不是大家口中所謂的膚淺流行搖滾樂,特別想通過第二張專輯證明自己,可一看到這種局面,一下子就蔫了。當時的唱片行業也有一種兵敗如山倒的感覺,各個部門都在遣散員工,演出活動幾乎沒有了,行業內每個人都是低氣壓,挺無力的。”沒多久,達達樂隊宣布解散。
若干年后,《南方》、Song F廣為流傳,人們開始回過頭,意識到專輯《黃金時代》的珍貴,而此時,達達樂隊已經解散很久了。“挺遺憾的,正好跟大眾認知有一個時間差,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決定重組樂隊,時隔20多年,推出第三張專輯Hello!”彭坦說。
圖為達達樂隊。這支由彭坦擔任主唱的搖滾樂隊是一代人的青春記憶。
“我到底把哪一面藏起來了?”
雖是年少成名,可當憶起往事,彭坦卻幾乎沒有春風得意的感覺,甚至經常處在一種垂頭喪氣的情緒里,“那時我總覺得面對大眾、面對輿論,沒有任何還手之力,他們眼中的不是真正的我,(我)總在懷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義”。
彼時的搖滾圈,崇尚的是粗糙與叛逆。彭坦感慨:“那個年代,搖滾圈是有鄙視鏈的,像我這種,人家看一眼,直接就給我劃拉到另外的陣營里頭去了。說實話,當時我身上確實有點小明星的感覺,普通話說不好,接受采訪都是港臺腔,整個人非常別扭,確實招人煩。”
彼時的華納唱片,有意借助彭坦的外形,將樂隊包裝成偶像團體,彭坦卻總想跟他們擰著來,“他們那時老說我,小彭啊,你是在學樸樹嗎?你得積極、陽光一點啊,別一天到晚在那兒裝頹”。
公司給彭坦安排的宣傳照,自然是怎么偶像怎么來,彭坦不想配合:“我特想弄得臟一點,第二張專輯的封面,我參與設計了,我做的封面全是那種大噪點、大顆粒,人臉都看不清,看起來臟兮兮,跟地下樂隊似的。公司看完直接就給否了,我也拗不過,最后只好放棄。”
否掉的專輯封面,被彭坦帶回了家,一直珍藏著。等到2013年的專輯《遷徙》,他仍在堅持,蓄起胡子,遮住半張臉,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要用我全身的力量告別傻白甜。”“我好像有舞臺人格,在舞臺上總是一副忘乎所以的開心模樣,等從舞臺回歸生活,就又陷入糾結,糾結這樣的形象會不會過于膚淺。
難道生活里那么多的晦暗和不愉快,全都看不見嗎?非要把這些隱藏起來嗎?我好像一直沒法過那種真正的明星藝人式的生活,也很少回看自己舞臺上的表演,覺得難為情。”彭坦常會陷入自我懷疑,這種自我懷疑,一方面推著他往更深處探索,另一方面也讓他沒法徹底沉浸其中。
有時站在臺上,看臺下不同人群的反應,有人忘我跳舞,有人跟著揮手,有人低頭玩手機,有人則冷漠地站在遠處,彭坦便會產生一絲抽離。創作時,彭坦總是會把那些過于強烈的情緒、過于極端的表達,一點點打磨掉,與此同時,他心里十分清楚地知道,藝術很大程度上就誕生在這種極端中,抑或說是某種自負中。
“創作者的自我篤定和毫不懷疑太重要了,我對他們的這種毫不懷疑,真是既羨慕又懷疑。”豆瓣上有很多關于搖滾樂手的帖子,涉及彭坦的,常是“快樂”“溫暖”“真誠”之類的詞匯。
彭坦對此十分困惑:“你說,我是不是太無聊了,一個人怎么可能是完全光滑的呢?我老反思我到底是把哪一面給藏起來了。我欣賞那種個性分明的人,也希望自己呈現出這一面。我當然也有dark side,也不是一個迷失在花花世界中快樂不自知的人,不知道大家在我的歌里感受到沒有?”
彭坦喜歡王小波,《黃金時代》的專輯名稱亦源自王小波那本家喻戶曉的小說。彭坦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懶惰的表達者,做著無窮無盡、虛偽的表演,刻意逃避復雜的情緒。
其實在早期歌曲中,彭坦便嘗試了諸多反叛的表達——《節日快樂》一度被認為是一首沒心沒肺、無比快樂的口水歌,實際上,彭坦在歌中加了很多反諷,“你面帶微笑,與周遭景色處處融為一體,身陷這種誰也無法控制的頑皮”;到了《黃金時代》,情緒就更低沉了,他寫道:“沒有人去在乎這背后那些迷惘的,你說我們的生活,這殘酷但偉大的,不知道因為害怕些什么,或是覺得它不夠真誠的。”
然而事實就是,那個曾有著好多奢望,想吃,想愛,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的少年彭坦,那個曾天真地以為自己會一直生猛下去,什么都捶不了自己的搖滾歌手,唱著唱著,樂隊解散了,自己也蔫了。樂隊解散之后,有人繼續做音樂,有人則徹底退了圈。
彭坦也萌生了轉行的想法,他想做圖書快遞員:“每次有書快遞到我家門口,對我說‘先生您好,這是您買的書’,我就覺得特別開心。當時北京有一個找工作的報紙,叫《手遞手》,我在報紙中縫上,看到一則招聘快遞員的廣告,心想以后沒工作了,我就去送書。”彭坦頹了幾年,最終還是沒能舍棄音樂。
此后的一個夏天,他推出個人專輯《少年故事》,在歌曲《孔雀》中,他唱道:“昨天的味道已經散去,悄悄蒙上一層灰塵,看不出掙扎的痕跡,都是曖昧的,都是陌生的。”在此之后,彭坦和常春曉相戀,步入婚姻,成為父親。
談及女兒,他聲音里都洋溢著快樂,坦言自己是“女兒奴”:“一開始我還想,這樣不行吧,一點老父親的威嚴都沒有,天天被欺負,后來發現這是我和我妻子、女兒三個人之間相互磨合出來的相處模式。”彭坦和妻子的相處,也是類似的狀態,“吵架完全不是對手,想懟她前奏的時候,她已經到副歌了”。
或許是組建家庭的原因,這些年彭坦變得越發松弛。他很少憤怒,對于反感的標簽,亦不急著反駁:“可能我之前太順了,因此常感到受挫,現在我不再用自己的標準,苛求一切都像想象中那般妥帖,實際上,我已經得到足夠多了,應該學著滿足。”
彭坦與妻子常春曉。
是誰的青春期如此漫長?
彭坦出生在湖北省宣恩縣,父母均是來自武漢的知青,年輕時支援新疆,之后從新疆來到湖北宣恩,后又調回武漢。彭坦在宣恩長到10歲,舉家遷往武漢那天,他一直在哭,卡車在清晨出發,很多要好的小伙伴都沒來得及告別,他哭著哭著,就在搖晃的車上睡著了。
“那是我兒時印象中極為深刻的一次委屈,小孩嘛,沒有大城市的概念,就覺得宣恩才是家鄉,想不明白為什么要離開這么快樂的地方。童年自此變得割裂,很多東西都變了,我父母說我小時候特別開朗,結果一到武漢,不聽話了,開始叛逆。”
宣恩縣地處湖北省西南邊陲,風景秀麗,境內河網密布,有很多條小溪。彭坦兒時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去溪邊戲水,在樹林里鉆來鉆去,“那時候物質匱乏,沒什么玩具,我記得我爸給我做過風箏,還有木頭小手槍,除此之外就是四處亂跑,每天跟大自然玩”。
彭坦的母親是兵團中的文藝積極分子,經常在農忙時組織文藝會演,父親則擔任電影放映員,像電影《一秒鐘》里那樣,拉著放映機四處放電影。成年之后,彭坦曾與父母一同回到新疆,在石河子博物館里,他看到父親的老照片,“我爸坐在人力木板車上,車上擺著電影放映機,看上去還挺帥”。
父母很早就發現彭坦可以在一個地方安靜地畫畫,便送他去學畫。按這條軌跡發展,彭坦大概會成為一個畫家。轉變發生在彭坦15歲那年,那年他讀初二,上午學校開完運動會,中午在回家途中,他走進一家音像店,買了一張崔健的《解決》,“我拿回家聽完,整個人就不行了,好像被什么東西一下子擊中似的,變得很躁動,就覺得我必須立刻馬上找個吉他彈起來”。
彭坦的哥哥在家中掛了一把紅棉牌的吉他,彭坦趕忙拿下來,撩撥幾下,想著必須趕緊學會彈吉他。后來,他在距家中不遠的電線桿上,發現一則教吉他的小廣告,便和同學一起報了名,“我記得吉他老師姓劉,喜歡強調基礎,我就有點按捺不住啊,想趕緊學那種特別帥的solo,彈大失真,大概上了三節基礎課吧,等我學會彈《桑塔露琪亞》,就跟同學一塊跑了”。
此前,彭坦偶爾會聽一些港臺流行歌曲,可從那天起,他完全淪陷在對搖滾樂的狂熱之中:“崔健對我的影響太深了,而且這種影響是持續的,他會提醒我因何出發,當下處在什么樣的位置,該用什么樣的態度對待音樂、對待人生。”
彭坦把崔健的《一塊紅布》的譜子扒下來,彈了一遍,便開始嘗試寫歌,與此同時,他開始馬不停蹄策劃演出,“其實有的和弦彈得都不準,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抱著雙卡錄音機就去街邊演出,一邊放卡帶,一邊彈吉他,有路人朝我們扔錢,我就跟他們說,不要錢,我這是義務文藝會演。
當時我特別中二,就覺得自己行了,非常魯莽地就開始了四處演出。有時現場十分混亂,設備也不行,但臺下觀眾的反應很熱烈,一直歡呼,我便隱隱感覺,自己或許有能力制造一些混亂”。就這樣,彭坦一路唱到了北京,結識了很多優秀的音樂人,親歷了很多超棒的音樂現場,“挺幸運的,像竇唯、腦濁的現場已經無法再現了,可當時在Live House里,我全都看過”。
在此期間,彭坦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渺小、意識到自己的不足,用電影《一代宗師》中那句經典臺詞來形容,這是一段見天地、見眾生、見自己的過程,“曾經那個巨大的ego膨脹出來的巨型泡沫,被一點點戳破了”。
2018 年,達達樂隊成員在武漢重聚,他們決定重組。
有點缺憾未嘗不可
剛到北京那幾年,彭坦不太會照顧自己,經常生病。錄制歌曲《等待》時,他白天錄完器樂,晚上回到家睡不著,就去工體附近一家24小時營業的永和豆漿寫歌詞,一直寫到天亮,寫完回家瞇一會兒,直接就進錄音棚錄歌。
因為重感冒,彭坦鼻音變得很重,嗓音和之前都不一樣了,給專輯做后期時,縮混師直犯迷糊,“怎么是這種嗓音?都不像你了”。彭坦一度想重新錄唱,后來又覺得這聲音有種別樣的味道,最終仍選用這一版本。
彭坦挺喜歡這種狀態,他時常覺得現在的音樂制作過于光滑,有點缺憾未嘗不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達達樂隊亦充滿了缺憾,處在一種未完待續的狀態中。2018年,達達樂隊成員重聚在武漢,在排練室里唱起昔日老歌,內心無比唏噓,他們決定重組。
2019年,仙人掌音樂節上,達達樂隊登上舞臺,彭坦對臺下的觀眾說:“大家好,我們是達達樂隊,我們是一支20年前來自武漢的樂隊。”“登臺那天我特別激動,甚至有點失控,差點控制不住情緒。樂隊重組后,我們又重新經歷了一遍所謂的‘蜜月期’,我們約定好,要在一個完全輕松、享受音樂的狀態下做一張新專輯,不給彼此太多壓力。”
曾經活力無限的四個少年,如今早已年過不惑,接連組建家庭。樂隊重組后,最為明顯的一個感受就是,身體不再“扛造”,必須得合理分配精力才行,其次就是平衡工作和家庭,“如果今天誰要接孩子放學,那排練就得早點收工,我們沒法再像年輕時那么肆無忌憚了”。
幾年前,彭坦在一部法國紀錄片中看到一群人在深圳水世界沖浪的畫面,頓覺十分震撼,當即決定把它畫下來。他從2020年年底起稿,一共四張,畫到畫室拆遷,擱置了半年,之后再次拾起,畫到2022年的夏天,吉他手吳濤突然提議用第四張畫當Hello!的封面。
彭坦索性停了筆,他說:“這相當于給了我一個臺階,不用再畫了,其實前三張都畫完了,只剩第四張沒上完色。我總感覺那種特別完美的作品,看久了容易疲憊,未完成的狀態,再來一點即興的感覺,挺難得的。”專輯封面中,密密麻麻的人群擁擠在一方水池里,等待下一波人工浪潮來襲。
彭坦說:“我曾以為每個人都很雷同,一天就能畫六到八個人,可等真正開始畫了之后,才發現每個人都是參差多態的,沒法用一種流水線的方式,復制下一個人物的神態。在這么擁擠、這么嘈雜、這么同質化的狀態下,每個人仍可以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感受也是不盡相同的。
我覺得這個畫面特別妙,甚至可以和現實生活形成某種互文。”彭坦自認是一個善良的人,可有時不合時宜的善良,常令他感到軟弱,他時常提醒自己,再勇敢一點:“我很少語出驚人,經常把兩股極端的情緒,模糊在一個中間地帶,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系。”
在新專輯《花世》中,彭坦寫道:“一張畫,一首歌,一個無聊的人;一整天,一件事,一個自卑的人。”不過,對于這些,彭坦早已不再強求,他說:“到了這個年紀,我已經意識到很多事情是能力范圍之外的,我知道我的生活,早已進入了一種特別標準化的normal life,可即便是這種狀態,也是十分難得的,也要花費很大一番力氣。
我已經沒什么野心和奢望了,非要說的話,就希望自己能再勇敢一點,別太在意別人的目光,不要介意與外界的沖突,我總覺得如果能這樣,似乎還是能擁有一些可能性。”
新專輯Hello!發售當天,一位樂迷朋友率先拿到了實體專輯,在樂隊微信群里,發了一段開箱直播——把專輯外包裝一點點撕開,拿出唱片,反復摩挲,自言自語著:“你們看呀,這是達達樂隊的新專輯,銀色的封面多漂亮啊。欸,這個小鴨子怎么是倒著的?好可愛。”
視頻另一端的彭坦,早已淚流滿面:“其實在專輯制作時,我早已看了不下千百遍,可看到歌迷做這樣的視頻,仍感覺特別激動,鼻子就開始發酸,嘩一下就哭了,哎,我一個大老爺們,總是說哭就哭。”
關鍵詞: 彭坦回應被反感已經得到夠多 應該學著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