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學1個月,在濟南一所高校讀大二的李輝就請了3次“病假”。任課老師以為李輝的身體不好,卻不知道他真正的“病因”是熬夜起不來床。
李輝幾乎每天都要熬夜到凌晨兩三點才睡覺,但他一點也不孤單——因為室友們也全都熬夜。
晚上11點寢室熄燈后,李輝和室友在黑暗中先后亮起手機,開始了他們一天當中最愜意的時間:看球星新聞、刷短視頻、玩游戲…… 盡興之后才能睡得著。
擺脫了高中時期的緊張和忙碌,大學的自由氛圍讓李輝任性地沉浸在睡前玩手機的愉悅中。
與李輝每天6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相比,在呼和浩特上大二的趙玉婷,睡眠時間更少。她每天只睡4個小時,有時甚至更少。“睡得太早是一種時間浪費”成了趙玉婷的口頭禪,寢室熄燈后,她就習慣性地打開手機“追劇”,特別是偶像劇,夢幻且不燒腦的劇情讓她感覺很放松。
每天晚上,趙玉婷和室友們都一起熬夜,互不干擾,各自玩手機。在她們看來,結束一天的課程和忙碌,夜晚是難得與自己獨處的時間,玩手機可以放松心情、釋放壓力。
今年3月份,《2019年中國睡眠指數報告》在深圳發布,報告顯示:70后最愛睡前看書,80后最愛失眠,90后睡得最晚。不同代際之間的睡眠狀況也各不相同,越年輕睡眠越紊亂,越年長睡眠越有規律。
《2018年中國90后年輕人睡眠指數研究》中相關數據同樣可以佐證——90后睡眠時間平均為7.5小時,低于健康睡眠時間,六成以上覺得睡眠時間不足。
作為95后的大學生一代,更是成了缺覺的主力軍。
“熬夜一時爽,一直熬夜一直爽”“夜太美,盡管再危險,總有人黑著眼眶熬著夜”,成了大學生們時下對熬夜的自我調侃。
不同于李輝和趙玉婷的“主動式”熬夜,已經有3年熬夜經歷的張海是“被逼無奈”。
在長春上大學的張海,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在同學眼里,張海的自我約束力很強。盡管如此,他還是難抵熬夜的“誘惑”。與周圍人熬夜玩手機不同,張海選擇寢室熄燈后打開充電臺燈看書或寫社團材料,“延長一天的有效時間,充實自己”。
高中時期,張海養成了良好的作息規律:早上4點半起床散步、學習,晚10點前入睡。剛上大學時,他早睡早起的習慣和室友們不太合拍,為了不影響彼此休息,他也開始試著熬夜。
最初熬夜是迫于要和室友們統一作息步調,再后來是他自己主動晚睡,現在的張海早已經習慣了深夜一兩點入睡,“早了根本睡不著”。
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輔導員李行曾在學生中做過調研,“七成以上學生睡眠不足7小時”。他了解到主要是兩大類原因:部分學生因為課業和社團工作熬夜;而更多的同學熄燈后在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刷微博、看短視頻、網絡聊天或玩手機游戲。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20名大學生中,熬夜已經成為他們和身邊同學中“主流”的生活方式。
明知道熬夜不好,卻很難改變。熬夜的大學生們“總是在熬夜的愉悅感和白天的負罪感之間徘徊”。
“熬時很爽,熬完就后悔。”起初熬夜導致白天上課犯困,李輝很有負罪感,可時間一長,他就習慣了,“大家都在熬夜,很正常。”
“熬夜后的第二天肯定會沒精神。”有一次,張海為寫完社團材料熬到凌晨3點半。第二天上午實在太困,在本來就難以聽懂的現代漢語課上,他內心備受折磨,“那種感覺記憶猶新”。
大學3年的熬夜累積,讓張海持續亞健康的身體發出了警告信號。去年畢業典禮上,張海被委派在現場朗誦師德公約。沒想到3次排練后,他中了暑,緊接著又犯了急性胃腸炎。身體還沒康復,又恰逢臨近期末考試,張海還是選擇通宵復習。由于免疫力低下,他再次被病毒打倒,發燒和肺炎接踵而至。
在洛陽上大學一年級的林樂樂,今年18歲。這學期開學,林樂樂在學校附近的健身房做了一次體能測試,分數只有61分。她沒想到熬夜半年后,體測結果顯示她的身體年齡已經達到了24歲。
白天上課犯困、皮膚變差、長黑眼圈、掉頭發、體質變弱,諸多問題在很多熬夜的大學生身上逐一顯現。
去年冬天流感季,李行發現他的很多學生都感冒了。他原以為是學生們穿得少,一問才知是經常熬夜導致了身體免疫力變差。
張海的父母都是中醫,經常提醒他要早睡。大一時,他也經常想恢復早睡早起的習慣,還設計了作息時間表。后來他發現,很多社團工作和學院活動會在晚上臨時派給他,并且需要盡快完成,最后還是要熬夜。現在他很少再有改變作息的想法了,因為“根本做不到”。
改變不了熬夜的習慣,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控力不強”。李輝坦言,他經常下決心不再熬夜,但最終還是輸給了缺乏自控力。
連續多天熬夜,白天會頭疼時,趙玉婷才會在晚上熄燈后趕緊睡。可一旦恢復健康,會再和室友一起熬夜。“我就是自控力不強”,多天熬夜后,趙玉婷會在周末“瘋狂補覺”,睡到中午12點再起床。
也有不少90后大學生為了強制自己不熬夜,嘗試了各種方法:把手機設置成定時關機、放在床下不容易夠到的地方、和室友彼此監督。
“改變熬夜習慣的方法很多,但都很難堅持。”這是熬夜大學生們普遍的無奈之處。盡管熬夜讓體質變差,很多大學生還是不會選擇主動鍛煉,因為“沒有時間”或是“很難堅持”。
為了督促大學生“走下網絡、走出宿舍、走向操場”,很多高校常年開展早跑或校園跑行動,由各院系學生干部或在手機運動類App上進行考勤。
對于強制性的校園跑,大學生們的觀點分為正反兩派。支持者認為學校不強制,學生很難堅持鍛煉,值得推廣;反對的則認為不想鍛煉,強制也沒用,學生會想各種方法逃避。
林樂樂所在學校使用了一款手機跑步App,每名學生一學期需要跑步96公里,每天最少需要跑1.5公里、最多2公里,時間不限。林樂樂說,她會堅持跑步鍛煉,學期末再做一次體能測試。
與林樂樂不同,在廣州上大學二年級的王振不喜歡校園跑。他所在的大學也使用了一款手機跑步軟件。盡管這個軟件要求從學生大一持續用到大四,并計入成績,王振還是拒絕使用。在他看來,“軟件不好用,定位不準確,路線設計也不好”。
不喜歡強制性校園跑的王振,也沒有刻意找其他方式鍛煉。他經常背著攝影器材去室外拍照,在他看來,這就是一種鍛煉。
還有很多大學生認為,他們每天往返于宿舍、食堂、教室和圖書館之間大概能走1萬步左右,“達到了每天運動和鍛煉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部分大學生意識到長期熬夜對身體的不利影響,開始有規律地進行體育鍛煉。
新學期開始,除了堅持校園晨跑以外,林樂樂還辦了一張健身卡,每周去3次健身房,每次鍛煉兩個小時。
現在的李輝,除了上體育課和參加學院籃球隊訓練外,每周還會打3次籃球。長期熬夜,李輝的身體一直處于亞健康狀態。“我改變不了熬夜的習慣,但至少可以增加體育鍛煉,增強體質。”李輝說。(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的大學生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培蓮 實習生 馮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