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霆鈞

編輯/丁小雨

【資料圖】

責編/杜思夢

赤手空拳的外交官面對戰火和絕境，如何用“言值”與勇氣，打通一條生命通道？

今日，根據真實事件改編，首次揭秘中國外交官撤僑幕后的電影《萬里歸途》正式公映。

《你好，瘋子！》《無名之輩》《人潮洶涌》……導演饒曉志以往的電影作品保持著對現實的關注，對普通人生活命運的觀照。

拍攝《萬里歸途》，饒曉志繼續以普通人的視角出發，他們在遭遇戰爭、饑荒、病痛、誤解的情況下，運用自己的勇氣與智慧，夾縫中求生存，最終順利把同胞護送回到祖國懷抱。

他表示，電影最終都要回歸到故事，回歸到人物，這是激發創作欲望的根本。《萬里歸途》沒有講一個大英雄的故事，外交官也是普通人，但他們背負了把同胞安全撤回的職責，并且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樣一份人性的光輝。

饒曉志（左）工作照

饒曉志說，“我們在中秋、春節都要回家，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沉淀在基因里的東西。不論我們身處何處，距離祖國千里還是萬里，家才是庇護我們、最能帶給我們安全感的地方。”

聚焦普通人的家國情懷

《中國電影報》：您此前的電影作品以關注小人物的荒誕喜劇為主，是怎樣的機緣巧合參與到撤僑題材電影《萬里歸途》的創作？

饒曉志：這部電影是郭帆導演此前儲備的一個電影項目。從開始接觸到決定拍，我和創作團隊進行了大量的知識補給，包括路陽導演在內的朋友也鼎力相助，做了外交官等相關人物的采訪，追蹤了相關的報告文學和圖書。

在這個過程中，我經常思考，外交官并沒有那么高的“武力值”，他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把那么多同胞從戰火紛飛的國度帶回祖國，這中間肯定充滿了各種危險與挑戰，這是我認為能夠有創作沖動的部分。

我喜歡拍普通人的故事，我也認為《萬里歸途》沒有講一個大英雄，外交官也是很普通的人，但他們背負了把同胞安全撤回的職責，并且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樣一份人性 的光輝。

《中國電影報》：通過整個創作過程，您對于外交官有了哪些全新的認知？

饒曉志：我們印象中的外交官，儀表堂堂、善于溝通，能言善辯、不卑不亢，他們睿智且富有擔當，所有正面的詞匯都可以形容外交官。

但在這些之外，他們也是一個普通有血有肉的人，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面對危險時，他們也有脆弱或害怕的時候，這是人最正常的反應。了解越多，越明白他們背后的辛酸，越理解他們對于家庭的愧疚感。

撤僑是國家各個單位相互合作的事情，但沖在第一線的是這些沒有武裝力量的外交人員，只能運用自己的智慧，在夾縫中求生存，以實現把同胞帶回祖國的目標。他們會經歷戰爭、饑荒、病痛，也會遭遇家人的不理解，能想象到的痛苦，他們都在經歷著。

《中國電影報》：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據了解，當時我國政府共幫助3萬多同胞順利撤離。在創作時，您如何從眾多真實事件中選取素材？

饒曉志：外交官撤僑的實際情況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困難、復雜得多。比如護照丟失、遭遇搶劫、與武裝人員周旋、留記號給衛星地圖等等，都是真實遇到的。我們依靠的是整個國家的實力，外交官溝通的能力，還有當地對我們的友好程度等等。

我們采訪了參與過撤僑行動的前外交官，他親自帶出去的同胞有好幾千人，就像電影中展現的那樣，一批一批送到關卡，通過艱難的交涉、溝通，最終實現撤離，當時身旁就是噼噼啪啪打仗的聲音。

在一部電影里只呈現這些內容，或許不夠精彩。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去想，一個普通人在這樣的環境里，還要時刻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那將是非常巨大的挑戰。

在成朗身上，

宗大偉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中國電影報》：影片塑造了宗大偉、成朗等幾位外交官角色，您在首映式上曾說，宗大偉和成朗關系近似于《瘋狂動物城》中的狐貍和兔子。為何做出這樣的比喻？兩人的關系如何從矛盾沖突轉變為彼此認同？

饒曉志：宗大偉是老外交官，曾參與過多次撤僑行動；成朗是新人，他初入職場的勇敢、理想和抱負尤其可貴。宗大偉看到成朗滿懷理想，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但有些經驗會給人帶來痛苦。因此他既欣賞有理想的年輕人，又害怕他經歷太多變成一個情緒化的中年人。

老外交官的豐富經驗、職場新人的理想主義，兩者之間的沖突是故事的矛盾點。兩人其實是互相欣賞，宗大偉在成朗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初心”。

《中國電影報》：您認為，是哪個事件促使成朗的觀念發生了轉變？

饒曉志：他很清楚，一次小的爭吵導致隊伍出現了分崩離析、分道揚鑣。出事之后，也印證了宗大偉對他的警告。

他們二人都是把“誠實”當作美德的人。但是當宗大偉經歷了很多事情后，他的經驗告訴他要采取不一樣的方式來避免嚴重的后果，也就是所謂“善意的謊言”。這是宗大偉身上非常矛盾的地方，也是他非常有擔當的地方。

整個過程中，成朗慢慢去體會他的心情，這是轉變的過程。我不太認為“中槍”之后才發生轉變，“中槍”是轉變的終點。

《中國電影報》：這是您第一次和張譯、王俊凱合作。合作下來感受如何？

饒曉志：我第一次見到小凱，我就認為他是成朗，他有青澀、單純的一面，陽光大男孩，也比較直來直去，這和角色比較貼合。從最終呈現的效果看，小凱的表演甚至超出了我的預期。

張譯是一名很聰明的演員，他扮演宗大偉，對于電影而言，是一種恰到好處的緣分。在表演上，他可以給我們一個安全感，會想很多辦法，琢磨人物的反應，比如“輪盤游戲”的戲份，每次開槍前的內心活動、面部表情、情緒表達都是遞進的，這些都提升了角色的魅力和特點。

這次李雪健老師也貢獻了精彩的演出，也對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覺得自己的年齡感不太符合大使，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輕一點。李雪健老師可以讓觀眾“人戲不分”，我覺得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

成泰燊（左）、饒曉志（中）、李雪健（右）工作照

把戰爭拍得越慘烈，

越能展現和平的珍貴

《中國電影報》：與您以往的作品相比，這部電影的工業化程度是否更高？

饒曉志：對于我來說，整個團隊從《你好，瘋子！》到《無名之輩》，從《人潮洶涌》再到《萬里歸途》，從投資、制作、場面都在升級。

作為導演，從寫劇本到完成拍攝，大概近一年的時間是精神高度集中的階段。其實和帶領一群人經過萬里跋涉回家的概念差不多，時時刻刻要做決定、做選擇、打配合。因為寧夏日照時間長，我們拍夜戲時間很緊張，所以必須注意力集中，強度很高。

比如宗大偉、成朗找到白婳的那場戲，是一個長達四分鐘的長鏡頭，對準確度要求非常高。100多名演員之間需要認識、磨合，大概用了兩天時間。拍攝完畢后，所有演員歡欣鼓舞，發自內心地歡呼。我記得很清楚，總共拍了40多遍。

所謂工業化，簡單說就是分工明確，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

《中國電影報》：影片的故事發生在戰區，還有很多沙漠、廢墟里的戲份。資料顯示，片場1:1搭建了外國建筑，還在糖紙上印刷阿拉伯語。在真實還原方面，您做了哪些努力？

饒曉志：整部戲，就沒“干凈”過。我們要不然是打仗，要不然就是走在荒郊野外，那種大漠飛煙，要不然就是灰塵巨多的那種廢墟。拍大使館算是我們特別干凈的地方，但是大使館中我們要放煙，營造好看的光影效果，所以實際上也很嗆人。

現場，我們還會用大型吹風機制造灰塵。當然，我們已經采用了很好的材質，比如大麥的麥穗顆粒，還有一些谷物來營造粗糲的感覺。但對演員的傷害肯定是存在的，工作人員也會帶上很厚、多層的口罩。但演員必須把自己暴露在這樣的環境里，我記得小凱吃進去好多土，一張嘴全是沙土。

《中國電影報》：在尊重事實，追求真實的基礎上，您如何在主題性和商業性上尋找到平衡？

饒曉志：不論是什么題材、類型，最終都要回歸到故事，回歸到人物。這是激發我們創作欲望的根本。

《萬里歸途》一方面詮釋出我國外交官的形象，展示出我國外交領域、外交事業的發展，也從外交官的視角，講述了一個普通人恪盡職守，堅定信念，克服萬難帶領同胞回國的動人故事。作為電影創作者，我一直想要追求的就是思想價值、藝術表達和市場屬性的平衡。

《中國電影報》：電影的主題既包含了撤僑，也有對和平的呼吁。您如何理解“回家”與“和平”的意義？

饒曉志：就像我們春節、中秋一定要回家一樣，這就是我們的傳統，是我們幾千年來沉淀在基因里的東西。所以，我們不管身處在中國的某個城市，還是到了國外，遇到事情還是覺得家才是庇護我們的地方，國家才會給我們安全的感覺。這是中國人天然對自己土地的歸屬感。

戰爭讓一切變得很可怕，戰爭使一個國家迅速崩塌，使社會迅速不安定。在戰爭這種環境里，沒有說誰保護誰才會犧牲，有可能你出個門就遭遇意外了，你有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犧牲品而已。所以我們展示的那些戰爭場面、暴動場面，還有那種恐怖襲擊的場面，其實都是為了講述和平是真的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我們把戰爭拍得越慘烈，越能對比我們的和平是來之不易和珍貴的，而且我們應該要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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