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條人主唱仁科：我爸比我更適合《披荊斬棘》

(資料圖片)

2020年夏天，因為在《樂隊的夏天2》中演唱《道山靚仔》，五條人樂隊火了。

在那檔綜藝節目中，五條人樂隊即興表演了2次，被淘汰3次，返場4次，最終拿到亞軍。人字拖、皮衣、花襯衫，都成為了他們的標志。

誰也不會想到，兩年多后，樂隊主唱仁科會出現在另一檔綜藝節目《披荊斬棘2》的舞臺上。

就在決定參加節目之前，很多人勸仁科不要去參加，因為他既不了解綜藝節目的規則，也沒有嘗試過唱跳舞臺。

但仁科還是去了。

節目中，仁科選擇的是一首1987年發行的老歌《站臺》，那一年他一歲。

節目錄制前，仁科回了一趟海豐，帶著父親去了KTV，點唱了一曲《站臺》。他想聽聽上一輩人怎么唱這首歌，但他并沒告訴父親自己即將在一個節目里演唱這首歌。

這是父子二人再熟悉不過的一首歌。上世紀90年代初，仁科的父親在海豐開了一家卡拉OK歌舞廳，每天晚上都會有顧客上臺點這首歌，節目組問及選歌原因時，他寫了這樣一句話：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口音唱同一個“站臺”，這也是一個大時代的情感符號。

今年，仁科的父親60歲了。在節目中看杜德偉演出時，仁科對著鏡頭說：“因為杜德偉同我爸（是）一模一樣的年紀，我一看到的時候，其實有點感動。”

“我在想如果要參加《披荊斬棘》，應該是我爸來參加，因為他唱歌唱得很好聽。”仁科說。

比起電話交流，仁科更喜歡面對面。

他隨手拿起身后書架上的一本書，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自己最近在看卡爾斯·布考斯基的詩集。

因為閱讀時間被快節奏的節目錄制打散，他把這件事挪到了化妝間、高鐵上和睡前。

以下內容根據對仁科的采訪整理。

追尋一切有趣的事物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家里開了一個卡拉OK廳，《站臺》曾是最火的一首歌。

那時我不懂，現在想明白了，在那個年代，很多離別都發生在站臺，而且有些人一走了可能就是一輩子。

時代變了，站臺現在的意義已經消失了。高鐵站上，人們走來走去，也不會有以前那個感觸。

我出生在汕尾捷勝鎮，那里沒有火車，是汽車的最后一站，再下一站就是大海了。車站破破爛爛的，周邊也有點荒涼，但是挺酷的。

我曾經的專輯《春就很好聽了》封面就是一群人在追趕一輛汽車，用的就是那個站臺的意象。

我家的卡拉OK廳樓下是一家電影院，我常常透過一道門縫去看電影，電影院老板的兒子有時候也會帶我進去。

附近有一座山，山上除了水晶，還有玩具廠扔的廢棄材料，那種材料有黑色的，也有綠色還有藍色的，晚上在被子里看會發光，我也會去山里去找，但只找到過一塊水晶。

后來，我爸又接手了附近的一個發廊，但沒做多久就虧了，我們就搬到了海豐。

我在貝雕廠干過，在貝殼上畫畫，半年畫了1000多個貝殼，老板要給我升職，但我辭職了。貝雕廠處于試營業期間，沒有接到什么訂單，只有四五個人工作，整體還是很輕松的。

我陪朋友去過其他工廠找工作，那里工作強度很大，加兩天班休息一天，但那一天也不是真正的休息，只是不用加班。

多年后，我去廣州郊區看另外一個在工廠工作的朋友，我走了好遠的路去找他。但他出來見還要向工廠申請，整個流程像探監一樣，他告訴我工廠還壓了他一個月工資。

我鼓勵他離開，但我知道他一不小心可能就又回到工廠去，就像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中那樣，他們從一個工廠離開，又去了另一個工廠，本質上來看，人的成長方式沒有變。

但我總覺得不對勁。比如說，在一條長長的隧道里往前走，看到一束光的時候，有的人會覺得馬上走出隧道了，但我覺得那不是光，是另外一輛火車要開過來，很壓抑，得趕緊走。

后來，我那位朋友聽了我的話離開了工廠，成為了一名發型師，他在我寫的一篇小說里出現過。

剛到廣州的時候，我住在石牌村，對面是個廢棄的跑馬場。我們當時租的房子隔音很差，我睡不著就去那里練手風琴。后來我寫了一首歌《瘋馬村永恒的一天》，里面寫“楚雄他被馬給踢翻/眼珠掛在那樹枝上面/美麗得像樹上的果實/在朱紅色的天空下面/鴨子跟雞在吵架/今天請看這天空/楚雄跑得比馬還快”，靈感來源就是那里。

跑馬場的對面有家酒吧，每個月7號就有一幫詩人和媒體人聚在那里看話劇演出，我用手風琴給他們配樂。這些都出現在了我的小說里，我寫完還給一個好朋友看了，他很喜歡，管它叫“神經童話”。

因為內容不適合小朋友看，里面有成年人才看得懂的問題。

在廣州時，我做散工。在琴行賣過鋼琴，也教別人彈過吉他，一開始還挺好玩的，做多了就挺無聊的，每天都要打卡。

三個月下來，我只賣掉了一臺鋼琴，工資太少，就不做了。

后來，我在大學里貼過海報、在購書中心門口擺地攤賣過書。

我19歲那年，賺到了1000多塊錢，我背著吉他去了湖南旅行，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

仁科一直很喜歡坐火車。圖/受訪者供圖

出門前，我對火車充滿了想象，在我的想象里，我可以在那賣唱掙點錢。雖然最后沒有實現，但我在餐車和一個列車員聊了天，她還看了我寫的一些東西，現在想想挺美好的。在湖南不到一個星期，我就花光了錢。

在廣州市，我認識了阿茂，還有很多酒吧認識的朋友，他們都比我大，更多時候我都在聽他們講話，而且我也樂意聽他們講話。

后來，巡演、采訪包括和觀眾解釋歌詞含義，都是阿茂在說，我在旁邊比較安靜。

當年，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好玩的。去酒吧蹭酒是開心的，花五塊錢去發廊聽自己帶的CD唱片也很開心。

我沒缺過錢，缺錢就會從阿茂那里拿一點錢來花，一路上過得挺順的。

創作就像打獵

起初，我沒有把音樂當成工作，或者當成什么理想，因為賺不到什么錢，你無法因此獲得期待。

但后來，當我們拒絕了一切之后，發現只有音樂是我們不能拒絕的。

2004年我開始寫歌，到2008年間沒有任何演出機會。2008年我和阿茂成立了五條人，第二年，我們發行了第一張專輯《縣城記》，開始四處演出。

當時，我和阿茂拿著中國地圖，畫巡演路線，一條是沿海路線，一條是內陸路線。我負責收錢，阿茂負責聯系場地。廣州是我們的第一站，門票是30塊錢。

在一些沒有livehouse的城市，我們就聯系書店或者咖啡館。老板們都很熱情，但到了現場時，發現沒有調音師，只能我唱歌阿茂調音，阿茂唱歌我調音，能出聲的只有“一條人”。

有次在酒吧的演出，演到一半發現音響沒聲音了，我和阿茂找了半天，最后發現插排上的電源被拔了，一位顧客正在給手機充電。

每個城市觀眾都不一樣，在廣州有一百多人，在重慶時，臺下還有十幾個觀眾，等到了成都，臺下只有4個觀眾。

通常，演出場地會和樂隊按照比例分門票收入，但有的時候門票賣得實在太少了，老板們就把演出費全給了我們，還有不少老板請我們吃飯，甚至讓我們住到他家里，還能省出一些住宿費。

第一次巡演我倆跑了十幾個城市，最后每人賺了80塊錢。

很幸運，我們的樂隊從一開始就在盈利，從來沒虧過。

參加《樂隊的夏天2》之后，我們有忙不完的通告，節奏一下子就快起來了，但其實我們以前就有過快節奏的階段。

我們嘗試過“自殺式巡演”，就是安排一周去五個城市巡演的節奏，甚至還想過一周內全部演完。一是為了省錢，更主要的是我了解到一些國外歌手的巡演行程安排很密集，我記得有一支樂隊30天演了29場，一直演到烏魯木齊。

他們對自己這么狠，我們也想試試。

在青島的時候，鼓手先扛不住了，心臟難受，趕緊送去了醫院，我和阿茂接著演，最后是在武漢和鼓手匯合的。

很多年后，才有人告訴我，國外樂隊之所以對自己那么“狠”，是因為人家有后勤保障，人家有團隊，不像我們，都是自己干。

2022年五條人在長沙livehouse的專場演出。圖/網友米野驢微博

在街頭擺攤的時候，大家就講究先來后到，所以在音樂節上我們從來不爭演出順序，當然，我們也想制定規則，但不是為了破壞規則而去制定。

音樂節上，我們看到場地附近有爛尾樓，就會臨時加唱一首《爛尾樓》；在后臺看到有人在打麻將，就在唱《熱帶》的時候，把麻將桌搬到舞臺上去，讓四個人在舞臺上繼續打麻將。

樂隊在排練和制作過程也是充滿了變化的，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做一個框架，大家就不動了，我們是開放的，合作中遇見了有即興能力的樂手，也會為他保留現場即興的空間。

做音樂要懂規則，但也要懂得游走在規則之外。對我來說，每一次創作都類似于去打獵，就像走進了一個充滿危險的、未知的地方去碰撞，如果我很清晰地預設到路線、怪物的位置，那就沒意思了，我連出發都不會出發，對吧？

舉例來說，在寫《地球儀》的時候，不到一個小時就寫成了，歌詞是我之前寫的一個小故事，副歌旋律和歌詞“我想今夜我喝多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什么你還是滴酒不沾，為什么你還是鐵石心腸”是瞬間想起來的，還有《我的頭發就是這樣被吹亂的啊》也是。

也有改來改去，擱置了很久才出的歌，比如說《爛尾樓》《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之前一直改旋律，很久才發出來，這不會讓我覺得消耗，因為不是必須要在當下完成它。

參加《樂隊的夏天2》前，樂隊在創作上遇到了瓶頸，瓶頸大到可以開過一輛卡車。

但瓶頸大，我們的瓶子也很大。是創作，就會遇到瓶頸。

松弛是可以裝出來的

很多人說喜歡我身上的那種松弛感，但松弛感是可以裝出來的。

我在《樂隊的夏天2》和《披荊斬棘2》兩個節目里的狀態不同。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樂隊的夏天》里，有很多熟人，大家可以一起喝酒，之前在音樂節和livehouse碰到對方，也常喝酒。即便不認識一些樂隊，也聽過對方的音樂，知道對方是什么樣子的。

但在《披荊斬棘2》里不太一樣，有一些不知道你是誰，即便知道也沒聽過你的音樂，職業身份和經歷不同，也存在一下子記不住所有人名字的情況，必然會有社交場合上的尷尬。

我不怕尷尬，比如說幾個人在飯桌上，突然間沒話題了，我會停在那看沉默要多久被打破，我可以打破它，但會刻意不打破它。

人在陌生情景里緊張很正常，緊張是一種心理反應。

我在石牌村住的時候，半夜睡不著就去地鐵口里找那幫流浪歌手，他們聚在那唱歌，一個人我都不認識，大家一起聊天，吉他從每個人手里傳過來，到了我，我就彈一段。包括我擺攤要馬上跟陌生人聊天，都不會緊張。

但緊張其實挺好的，它會提高我們的警惕。在演《世界第一等》的時候，任賢齊、吳卓羲、張峻寧在吊起來的鋼架上彩排的時候，鋼絲突然間晃了一下，我看見非常緊張，到了演出那天，我也特別緊張地看著，很擔心，所以我唱得沒有彩排那天好。

我聽朋友說，足球運動員梅西至今參加比賽前都會緊張，但不影響他是一名出色的運動員。

我現在去音樂節演出不會緊張了，但是會特別期待，特別興奮，它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

從2008年開始，我和阿茂每年春節都會回海豐辦一場“五條人回到海豐音樂會”。初衷是不想在家走親戚，想找點樂子。

一開始只有朋友買票來聽，后來越做越大，到了2015年，我們在一個空地搭了舞臺，來了將近一千個人，還有安保來維護秩序。

為了這一天演出，我們大年三十都在開會。我哥會給家里人買票來聽，每年都能賺點壓歲錢出來。

五條人的音樂屬于海豐，但不僅僅屬于海豐。

《地球儀》里有一句歌詞是“沙漠中的搖滾樂沖出了沙漠”，也可以把它類比為五條人和海豐之間的關系。我寫的時候想到的是非洲馬里的一支叫Tinariwen的樂隊，“Tinariwen”在塔馬舍克語里意為“沙漠”。我很喜歡他們的音樂。有一次我去香港演出的時候，在地鐵上看到了這支樂隊的照片，他們穿著長袍，拿著電吉他，在沙漠里演奏。

我后來在我們的歌里有意加了包頭話、長沙話、粵語、泰語，它們分別和故事場景結合在一起。因為我更愿意聽到不同聲音，就像街頭上和電影里，聲音也是一種表演，字正腔圓的發音會把一切給抹平。

我們原本計劃要開一場萬人演唱會，但是拖到了現在還沒開。

萬人演唱會，如果不算上世紀80年代的唐朝和黑豹，近十年來好像就只有新褲子、重塑雕像的權利、五月天這樣的樂隊實現過。

接下來還會有五條人。大型演唱會要求跟燈光、舞美等各方面配合上的精準，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場新的冒險。

此前，我從來沒有嘗試過唱跳，背著20多斤的手風琴跳舞，不方便。

在《披荊斬棘2》的舞臺上，我試了一下，很難，記下走位就忘了歌詞，記下歌詞又忘了舞步。

仁科在《披荊斬棘2》二公舞臺上表演了《馬》。圖/《披荊斬棘2》官博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練習，跳來跳去耳返還是會掉，我只能換成定制版，這比樂隊排練難多了，我會想，拉上阿茂一起練的話會怎么樣。

在第二次登臺表演前，我提了建議，希望有可以噴火的手風琴或模擬“時光倒流”的舞臺效果，但被拒絕了。

導演曾經問過我，來到節目和哥哥們一同學習、排練最終完成舞臺表演后，有沒有覺得達成了什么人生目標？

但我不是這樣思考問題的，我來到那里，和他們玩就是玩，聊天就是聊天，唱歌就是唱歌。

那一刻只是想玩、想聊天、想唱歌，沒想過人生目標。

作者：殷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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