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黑行動》（2022）中出現吳孟達的身影時，大多數影迷可能會有一陣恍惚和唏噓，我們似乎通過光影中的這次遭逢，確證了一位故人的永遠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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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掃黑行動》以“吳孟達遺作”作為賣點之一時，固然令影迷感懷，但也容易折射影片的一重尷尬：影片顯然是為了配合中央“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而拍攝，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公映，而今事過境遷，同樣的題材與時代主潮已無法進行無縫銜接，對觀眾的情感觸動也多少會被弱化。

當然，題材的“過時”從來不會損折一部佳作的光芒，優秀的作品能在人性書寫、情感表達、人生啟示等方面，超越時空的限制，與任何時代的觀眾形成深情而雋永的對話關系。更何況，“掃黑除惡”不僅是中國政府的堅定決心和常態化工作，更是人民群眾的永恒期待。

我們擔憂的是，當《掃黑行動》“適時而作”，像是接手了一篇“命題作文”，這會使影片在人物刻畫、情節設置、主題定位等方面，恪守一定的“標準”和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框架和尺度內騰挪，似乎注定會成為一部中規中矩的應景之作，甚至因表情嚴肅而令人望而卻步。

令人驚喜的是， 《掃黑行動》在編劇上獨具匠心，在人物塑造方面進行了積極的“人情化”努力，也在主題立意上尋求深度上的突破，從而以“戴著鐐銬跳舞”的方式，完成了極具情緒感染力的藝術表達。

《掃黑行動》采用的是“戲劇式結構”，即由一個核心戲劇沖突貫穿始終，建構具有強對抗性和連貫性的情節主線。

影片關注以成銳為核心的警察隊伍，如何英勇頑強地鏟除灣海市組織套路貸和暴力催收的黑惡勢力。

影片最大的看點，就是人物在抵達目標之前，會遇到哪些障礙，以及人物是如何克服這些障礙的。

成銳雖然是刑偵支隊的副隊長，但他在影片中的處境十分被動，面臨的挑戰無比艱巨。成銳不僅要直面黑社會性質團伙的冷酷和暴虐，還要與那些打著經營金融公司幌子的商人斗智斗勇，甚至要與警察系統內部的個別敗類較量。

影片讓觀眾看到了“黑惡”勢力的不同面容。小嘍啰在趙雪凝家門口潑油漆，砸門，甚至威脅要點汽油，是一種暴戾兇殘，瘋狂野蠻的形象，這是“惡”的原生態上演，也是“壞”的初級階段。

那些指揮嘍啰的“帶頭大哥”，外表或囂張，或鎮定，以各種推諉、撒潑、胡攪蠻纏的方式，與警察周旋，顯得老奸巨滑，目空一切，這是“惡”的更高階段，但“壞”的痕跡仍然是直接可見的。

至于安亦明、周彤、趙羨魚、侯文武等人，都有光鮮的社會身份，如財大氣粗的企業家、成功的經理人、聲名顯赫的大學教授等，他們看起來文質彬彬，儒雅沉穩，笑容可掬，但背后卻有著令人膽寒的邪惡卑鄙，心狠手辣，這是“惡”以偽裝的方式出場，甚至有優越的社會身份加持，有極大的欺騙性。

至于杜局長，位高權重，看起來縝密冷峻，但實則早已因貪婪而自甘墮落，與黑惡勢力沆瀣一氣，甚至淪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這種“惡”對于社會秩序更具破壞性和殺傷力。

此外，影片還暗示，真正的“惡”是地方官員對于“發展經濟”的狹隘理解，對于民眾安全感、幸福感的無動于衷。

《掃黑行動》最為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以極為鮮活，同時又極富層次感的方式，向觀眾展現了“惡”的不同形態和不同層級，使觀眾對于“惡”有了更為深切的理解，同時展現了成銳與這些“惡”作斗爭的艱難與執著，頑強與無畏。

成銳可以干脆利落地通過暴力手段對付尋釁滋事的小嘍啰，但在那些混跡江湖多年的“帶頭大哥”面前，則會有無處下手的無奈。在那些成功的企業家面前，成銳更是難以找到突破口，甚至受到各種掣肘；至于杜局長，成銳因上下級關系而一度只能對他客客氣氣，或者畢恭畢敬。

影片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將成銳置身于非同尋常的困境與挑戰中，如明確的時間限制，內部得不到有力配合與支持的孤獨，黑惡勢力的猖獗與狡詐，領導層在經濟發展、城市聲譽與社會治安、人民安心之間的猶豫不決，等等，這讓觀眾得以看到人物因此而彰顯的信心、智慧、勇氣和毅力，進而高歌“人”的力量，禮贊“正義”的勢不可擋。

影片在人物刻畫方面容易遭遇的風險，就是對于主人公的概念化處理，即作為刑警的成銳，影片似乎只能機械地凸顯他身上果敢、堅毅、敏銳、干練等特點。而且，作為紀律部隊的一員，成銳好像只能被動地接受任務，并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務，這容易使人物淪為“工具人”，失去主體性和個性。

《掃黑行動》所做的一個重要嘗試，就是并不回避正面人物的“私人動機”和“私人情感”，使人物更具人間煙火氣和正常的人情味。

成銳的父親死于黑惡勢力之手，故成銳和黑惡勢力有“私仇”。成銳親眼看到趙雪凝被暴徒催討債務時的無助和悲苦，看到達叔被高筑的債務逼得走投無路的絕望，這更是激發了他心中鋤強扶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正因為這些“個人感受”，成銳才會在抓捕侯文武、安亦明等人時顯得有些莽撞，甚至過于急躁，也會在杜局長要求對趙雪凝案草草了結時心生疑惑和不甘。這又使人物刻畫更為飽滿和立體。

當然，成銳畢竟不是一位“俠客”，他是一名代表法律威嚴的警察，影片不可能讓個人情緒支配他的行動，因而創作者讓成銳收斂了他與黑惡勢力的“殺父之仇”，而是放大他對趙雪凝和達叔的同情。這使成銳父親那條線未能發揮推動情節、刻畫人物的作用，顯得有些多余，但是，從影片主題表達的野心來說，這種藝術冒險似乎又值得鼓勵。

影片可以藉此強調，成銳的工作不是為了完成私人意義上的復仇，也不能滿足于對弱勢群體的悲憫與保護，而應立足于社會秩序的重建，著眼于人民群眾的安定幸福，以及捍衛法律的權威。這就可以理解，成銳從未對旁人提及他父親，只是在鏟除了黑惡勢力之后，獨自去父親墓前吊唁，他不是帶著大仇得報的釋然，而是懷著沒有辜負父親的期待，沒有辱沒作為一名警察的榮譽的自豪。這樣，影片既體現了成銳作為一名警察的光輝形象，又沒有淹沒他作為“人”的正常人性人情。

影片放棄了書寫一出“爽劇”的痛快淋漓之感，而是在情節中深入地詮釋了中國的治國理念。成銳等正義的力量，并沒有滿足于制服周勝華這些外表可見的“邪惡勢力”，而是努力取締那些制造惡、操縱惡、保護惡、滋生惡的人物和環境。這不僅透徹地解釋了中央“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意義和目標，更直觀地重申了中國政府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為奮斗目標的執政理念。

當然，影片過分追求人物的“社會價值”以及立意的高遠時，多少忽略了一部情節劇的內在要求。與黑惡勢力作斗爭時，成銳這一方的力量并未得到充分的體現，反而是安冉的“反水”，成為“正義戰勝邪惡”的關鍵一環。至于周彤與安亦明、周勝華、趙羨魚之間混亂的情感糾纏，與主題的關系比較遙遠，只能淪為情節主線中多余的枝蔓。

尤其是趙羨魚，作為一個有聲望的大學經濟學教授，為何會主動投入安亦明的陣營，影片并沒有進行相應的鋪墊和解釋，使人物動機顯得突兀和費解。還有安冉的覺醒與“大義滅親”，也多少有些表面和想當然，邏輯并不扎實。

此外，影片對一些次要人物的臉譜化處理，以及部分劇情因沖突強度不夠而導致的拖沓與疲軟，加上諸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細節，都使影片有一種浮皮潦草之感。但是，《掃黑行動》的創作誠意值得我們敬重，它在某些藝術處理上不乏新意，它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深刻理解，亦有著令人警醒和深思的意義。

（龔金平，文學博士，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復旦大學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編輯：麥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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