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機場18年孤獨離世,他比電影更傳奇
時光撰稿人 | 云起君
(資料圖)
像愛電影一樣愛健身。
當地時間11月12日,一位老人在戴高樂機場,因為心臟病突發倒在地上。
這位名叫梅赫蘭·卡里米·納塞里(Mehran Karimi Nasseri)的男性,在機場的候機樓逝世。
他的生命定格在了76歲,其顛沛流離的一生,終于走到了“終點站”。
除了這個拗口的本名之外,他還有一個更鮮為人知的傳奇身份——電影《幸福終點站》里,由 湯姆·漢克斯所飾演的維克多·納沃斯基的原型。
《幸福終點站》
今天,時光君帶大家重溫這部時光評分8.2分的經典老片——《幸福終點站》。
一個難以定義的傳奇
梅赫蘭·卡里米·納塞里,最為著名的人生事跡就是在法國的戴高樂機場生活了半生。但圍繞在他身邊的“爭議”,卻一言難盡。
納塞里喜歡讓別人稱呼自己為阿爾弗雷德,他說自己1954年出生在伊朗,又說自己不是伊朗人;有時候他說母親是個瑞典人,有時候母親又變成了蘇格蘭人。
1972年,父親去世之后,他被家人掃地出門。一年后,他前往英國念大學,1974年回到伊朗,參與了政治示威集會。
三年后,因為這次示威活動,他被伊朗政府驅逐出境。走投無路的他,向幾乎歐洲所有國家申請政治庇護。
最終,比利時給了他難民身份。他自述母親是英格蘭人,因此他決定去英國定居。
1988年,他從戴高樂機場轉機去英國途中,丟了自己的包,包里是難民簽證。
即便如此,他還是想辦法上了去倫敦的飛機。可到了倫敦,他就立即被英國警方遣返。落地戴高樂機場,他又因為沒有護照而被捕。
吊詭的事情發生了,登機前,他是合法難民;遣返后,他亦不是非法入境,警察在盤問了他幾句之后,又將其釋放。
從此,納塞里被卡在了系統的縫隙里,只能住在戴高樂機場。
最初的幾年時間里,他的吃穿用度都是路人和機場的工作人員提供的。他每天在候機區睡覺,在公共衛生間盥洗。
漸漸的,納塞里出了名,越來越多的人慕名而來,聽他說自己的故事,并給他一筆小費。
2003年, 斯皮爾伯格帶著自己的編劇來到這里,用25萬美元買下了這個故事的版權。后來這個故事被拍成了《幸福終點站》。
其實,納塞里并不是沒有機會離開機場。
1995年,比利時同意他回國,但他“必須生活在監督之下,并且不能離開比利時”,這被納塞里拒絕了。
幾年后,法國和比利時也允諾給他提供居住權,但納塞里始終認為,自己的目的地是倫敦,又一次拒絕離開機場。
2006年,在戴高樂機場生活了18年之后,他因為健康問題而被送往醫療機構治療,這是他首次離開機場。
隨后的十幾年時間里,他輾轉生活在醫院、療養院和巴黎的人道機構里。
幾周前,他從定居點逃出,又回到了戴高樂機場,并在這里度過了人生最后的時光
——或許,在他的心里, 戴高樂機場,才是他真正的“終點站”。
好萊塢式的改編
雖然納塞里本人的故事,沾有一絲魔幻并沾染上了政治色彩,但好萊塢的編劇卻并不想將此特色發揚光大。
他們借用了納塞里的故事框架,完全重造了整個故事的生態。
在《幸福終點站》中,漢克斯所扮演的維克多,因為自己的祖國發生了政變,而不得不滯留在機場中。
一開始,他笨手笨腳,不斷遭受現實的打擊。但很快,他自學了英語,和機場的工作人員打成一片,并以一種開放熱情的包容態度,應對這里的一切。
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一個東歐小人物,在美國的機場里成長為美式英雄的故事。
尤其是維克多幫助俄羅斯的公民,用“公羊藥”逃避美國海關扣押的情節,更是將個人反抗體制、沖破權勢的勇敢、善良,烘托得無以復加。
在故事里,維克多首先用自己的勤奮、肯干解決了溫飽問題;再用自己的正直、誠懇等等品質,在陌生的環境里,樹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形象。
最終, 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喜愛。
他改變了機場工作人員的固有觀念,當他要離開機場,踏入紐約的時刻,機場里的所有人,都為他的踐行送上了祝福。
可以說,維克多在這里,通過與他人的相處,實現了自己的社會價值也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
在電影的表現中,維克多從未蓬頭垢面,也從沒有衣不遮體。
他隨時隨地保持整潔和體面。為了和心愛的空姐約會,他甚至攢錢買了一套西裝。
在現實中,納塞里在戴高樂機場,也活得非常有尊嚴。
他不是流浪漢,更不是無業游民;他也從未依靠賣慘來搖尾乞憐。
納塞里每天都會在衛生間整理自己的儀表,會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手提箱上晾干;他時常去機場的餐廳吃飯,還會給餐廳的服務員小費以示感謝。
在影片中,最大的反派是史坦利·圖齊所飾演的弗蘭科。
他的“使壞”僅限于他不希望維克多破壞自己的機場,更不希望他成為自己升職道路上的絆腳石。
究其實質,他并不是標準意義上的“壞蛋”,只是一個利己的教條的可憐蟲。
因此, 整部影片的呈現,十分符合好萊塢的標準審美。
一個外來人,在半踏入美利堅的“灰色地帶”,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造,習得了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實際上,這就是《獨立宣言》中賦予眾人不可剝奪的權利。在一個更大的角度上,這是好萊塢交給觀眾的一種價值觀念。
而灌輸這種價值觀念,也即是好萊塢改編的精髓。
當年的政治正確?
左手是納塞里在航站樓里逼仄的半生;右手是維克多浪漫的輕喜劇。
制造這種撕裂感的,并不是導演對于原型人物的“精神剝削”,而是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要務之一: 完成敘事主體。
需要完成敘事,就一定需要配合與人物。
為此,編劇設計了性格迥然的各色機場人員,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美國的少數族裔——潛逃的印度移民,對愛情怯懦的拉美小哥、黑人行李員等等。
唯一的白人男性,是反派弗蘭科。
片中的女主角,凱瑟琳·澤塔-瓊斯所飾演的空姐,她希望得到愛情,又優柔寡斷,裹足不前。
唯一身材正常、情商正常、價值觀正常的,是一個無法踏足美國的外來人。
在群像上,編劇告訴觀眾,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在政治理念上,故事表明,美國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國家。
在軟實力的展示上,“外來人”費盡心思想得到的,不過是一份工作、三餐和居所;以及一個薩克斯手的簽名——對美國人來說,這唾手可得。
這樣的人物設定和故事框架,其實早早就埋下了政治正確和政治不正確的伏筆。
只是,正確與否,并不一成不變,總是與時俱進的。
畢竟電影不變,但影評總是在變。
具體到《幸福終點站》的個例上,影片展示了美國強大的一面,也表露出了溫情又無傷大雅的自嘲。
這與現階段無情揭露社會陰暗面的主流影片,似乎大相徑庭。
該片創作于2003年,上映于2004年,距離911事件已經過去了兩年時間。
在這個時間段里,機場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如何用電影宣傳航空業力挽頹勢于狂瀾,將機場塑造成“烏托邦”,也是一種政治上的正確。
因此,這并非電影在粉飾太平,而是電影的首要目的,是完成主題敘事。
因此,我們無需忿忿不平于編劇沒有深挖納塞里的精神世界,畢竟在2004年的好萊塢,研究難民的過往和認知問題,并不是時代的主旋律。
我們無需批評好萊塢的鶯歌燕舞,畢竟在2004年,對于機場這一特定場所的歌頌和贊美,是時代的要求。
我們更無需批評斯皮爾伯格,沒有能展現出自己對于難民的體恤,對于社會道義的追尋,就像他在《辛德勒》里表現的那樣。
畢竟,他只是在納塞里的故事里,發現了敘事和類型片的可能性。
他只是在故事的角度上,完成了劇本的敘事任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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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卡里米納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