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院到美術館，從拍小眾影片到拍更小眾的影片，臺灣電影導演蔡明亮似乎一直率性而為。昨天，第九屆北影節系列活動之一——“漫步無人之境”蔡明亮大師班在高曉松創辦的文創空間“曉島”舉行。不需要主持人，不需要對談嘉賓，蔡明亮就這樣一個人“hold住全場”，講了足足九十分鐘。這幾年，他將展示作品的場所放在美術館，他說，自己不會等待觀眾，因為他已經往前走了。

“昨天半夜我一直在想我賣票的事情，有點像老媽媽在街頭賣玉蘭花的感覺。”大師班一開始，蔡明亮首先講述了自己此前十多年來走上臺灣街頭，一張一張兜售電影票的經歷。這位名導的作品雖然在國際電影節上屢獲大獎，但因為劇情悶、節奏慢，票房一直不好。因此，每當作品上映前，他都會和主創一起開著貼滿電影宣傳廣告的車，走遍全臺灣，一張一張賣票。直到賣出一萬張，影院才會給他的電影安排兩個星期的排片。

如何看待市場，是每個文藝片導演都會被媒體問到的問題，有的導演表示不在乎，有的導演或委婉或激動地訴苦。蔡明亮的態度則一如既往地耿直：“我通常不太看市場，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總是不停被問。不管怎么樣，電影都還是會有人拍。藝術片怎么生存，是觀眾的問題——觀眾屬性好不好，有沒有偏失。有人覺得看電影就是娛樂，看我的作品會睡著，或者看不懂。你也不能說他不對，是整個大環境造就了這樣的狀態，決定了觀眾的屬性和素質。”蔡明亮稱自己還算幸運，他認為藝術片要想辦法開拓市場，眼界不要太高，“不要想要那么多錢或者掌聲”。他也呼吁大家不要老是談市場、談生存，應該多談談作品和創作。

其實，從2013年的《郊游》起，蔡明亮就開始告別電影院，轉而將作品的展示放在美術館。對于這樣的選擇，有人認為他是在進行電影革新實驗;也有人質疑：“不在電影院放映的影像，還能叫電影嗎?”

論壇現場，蔡明亮將自己這幾年從電影院轉戰美術館的心得娓娓道來。他說，十幾年街頭賣票的經歷不僅嚴重影響了自己的身體健康，而且效果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好：本來以為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回頭客”，結果每次來的都是一撥新的觀眾。“有的觀眾說是我的‘鐵粉’，但是越來越看不下去我的作品。”蔡明亮說，曾經有位教授觀眾給他出主意，讓他換演員、在電影里放點好聽的音樂，這樣才有人看得下去，“每次聽到這些建議，我就特別火，覺得這種同情不該有，他們不該這樣看事情。要你迎合、姑息、改變——你會要求你的小孩子妥協嗎?”

曾經有位觀眾質問蔡明亮，為什么不能做回以前那樣的作品?他回復：“因為我不能等你。這是我的路，我已經往前走了。前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像生活一樣，一直往前，但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想要改變觀眾，是蔡明亮投身美術館的原因。在他看來，年長的觀眾也許已經很難改變，但他可以從小朋友開始，提供一個耳濡目染的環境。“歐洲的美術館里不僅有學生、年輕人，也有老人，受眾是全面性的。藝術片在歐洲也一樣，老中青都喜歡看，沒有太多偏失。但整個亞洲都是偏失的，觀眾缺乏長期的視覺美學訓練，看電影只想看劇情或故事。”

“當放映不是發生在戲院而是在美術館，會出現很多變化。忽然間，大家看我的電影，不覺得悶了，不覺得長了，也不在乎睡著，變得很自由。”蔡明亮說，觀看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可以由作者來主導。

時間也是蔡明亮作品中經常表達的元素和主題。當被觀眾問及如何處理“時間”時，蔡明亮也順帶回答了為什么一直用李康生為主演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我為什么一直拍他，跟他的身體有關系，因為我只想拍他，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時間，可以跟時間吵架、掙扎。”在蔡明亮的鏡頭里，李康生從《青少年哪吒》里那個14歲少年變成了現在的大叔，時間在他的臉上、身上留下了有跡可循的烙印。蔡明亮說，“你會發現，沒有任何辦法對抗時間，這是生命的自然狀態。直到拍到了我才意識到，我是在拍時間。”本報記者 袁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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