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爸爸去留學》是姚曉峰導演的一部電視劇，播出后引起不少關注與討論，劇作的熱點，一方面來自其主演孫紅雷由“綜藝”再次回到電視劇領域，另一方面，也源自留學、海外生活、家庭親子關系等話題天然帶有吸引力。

在選題上的成功，幫助《留學》旗開得勝，但在創作上的簡單粗暴，使得劇作失去了安靜地、帶有深度地展開故事與話題的能力。劇名與孫紅雷作為劇作的兩大標簽，沒法讓觀眾很快擺脫《留學》帶來的綜藝感。在劇情展開之后，人物塑造的夸張和細節上的不合邏輯，也不能讓人真正沉浸到劇中去體會真實的人物情感。

《留學》制造了一種矛盾觀感，首先人們相信劇中人物在現實生活里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孫紅雷演了一個嬉皮笑臉、虛榮心強的陪讀父親，辛芷蕾演了一個性格直接、脾氣爽朗的后媽，涂松巖演了一個面對復雜家庭關系低三下四的富豪，曾舜晞和蔣依依所飾演的獨生子女形象，則集合了“獨一代”身上的所有特質……但是，把如此多標簽化人物聚集在一起，是需要創作者進行“降溫”處理的，挖掘人物內在的豐富性，這樣才會在制造欣賞度的同時，把這一龐大群體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

與其說觀眾關注《留學》，不如說人們關注自我。在當下，海外留學群體人數眾多，尤其是在大中城市，沒有誰不認識幾個正在這條路上努力的家庭，而因留學(移民)所帶來的家庭結構沖擊與情感突變，則是潛伏在水面之下的。觀眾急切地需要通過電視劇作品，來觀察這一群體外在的變化造就了什么樣的內在沖突，這樣的觀察，未嘗不可視為一種“預演”——當類似事件降臨到自己的身上時，學習如何應對。

但顯然，膚淺的表達制造了一種糟糕的亂象，剛下飛機就出車禍，在異國他鄉兒子深夜賭氣出走，后媽與女兒頻繁的肢體沖突……當劇情發展到孫紅雷在“校園槍擊案”中成為英雄一舉擒獲歹徒時，劇作基本上已經進入“胡說八道”的境界，都市劇與家庭劇的“狗血”慣性按捺不住地涌動，這是創作上的求成心態使然，當然也是一種偷懶。

看《留學》，有網友想到了播出于1993年的《北京人在紐約》，這部表達上世紀90年代“出國熱”的電視劇，借姜文、王姬、嚴曉頻等人的精彩演繹，把當時那批人的夢想與失落、生存與掙扎真切地表現了出來。26年后，當又一批中國人到達海外的時候，境況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他們可以讀名校、租豪車、進賭場。生存與掙扎沒了，夢想色彩自然也黯淡了許多。如果電視劇只是為了講一下中國家庭在富裕起來之后的內部裂變，其實是不用把故事背景放在海外的，放在內地任何一個大城市都成立。

《留學》之所以強調海外生活背景，是為了制造合理性，在一個局部空間里，放置所有的矛盾與沖突。雖然劇作在呈現時是激烈的、急躁的，但一定程度上，還是把中國父母與獨生子女的關系、獨生子女的生活與精神、海外留學群體的價值傾向等，再一次推向了觀眾。

這部劇有著幾個思索點：在實現財富增長的時候，人們的心態尤其是生存境界，為何沒能實現同步提升?獨生子女在追求獨立與個性的時候，如何真正成為一個大人，擺脫父母無所不在的控制欲?以及人與人在交往的時候，又怎樣能夠把握分寸感與界限感，不那么快、那么輕率地對別人的生活與選擇指手畫腳甚至理直氣壯地參與?

海外陪讀父母終歸是一個小群體，但他們一樣代表了整個大群體的曾經與過去，在面對與處理問題的時候，沒有自信與安全感，規則意識淡漠，糾結于小的利益，缺乏格局……當然，這只能是“曾經與過去”，電視劇故事，也只是出于通俗娛樂產品的思維慣性才如此創作，《留學》所引起的爭議，意味著大量觀眾的不認同，我們非常堅定地相信，一場關注自我、尊重他人、追求獨立的“革命”，正在無數中國家庭內部涌動，舊有意識與習慣的缺憾被暴露得越多，這場“革命”會進展得越快——這也是為什么《留學》中的年輕人，在性情上不令人滿意，卻讓人感到他們的價值觀很正常的原因。

《留學》里的角色，活得都很“熱鬧”，但分明也能讓人看到“痛苦與困擾”，劇作中被掩藏的這一部分，值得讓人靜下心來，去認真揣摩。(韓浩月)

關鍵詞： 帶著爸爸去留學 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