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的姐姐》的一個社會學分析

《我的姐姐》給我們講了一個好故事，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充滿懸念，引人入勝。姐弟倆從陌生、隔膜、相互嫌棄到彼此溝通，演變過程清晰，絲絲入扣，到最后是分還是合的抉擇關頭，竟令人潸然淚下。開放式結尾更是絕妙一筆，令人浮想聯翩，欲罷不能。

精彩的故事情節和豐滿的人物形象固然彰顯了這部成功影片的基本功相當深厚，故事和人物關系背后所揭示的社會倫理、社會問題的深刻程度才是這部影片不僅引人入勝而且引人深思的獨到之處。

影片圍繞著女主人公姐姐究竟是去追求個人事業發展還是撫養幼弟的艱難抉擇逐步展開，背后的邏輯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人們所面臨的個人本位價值觀、人生觀對傳統的家庭本位價值觀、人生觀的激烈撞擊。

按照傳統的家庭觀念，在父母雙亡的情況下，已經可以掙錢養家的成年姐姐當然應當擔起撫養幼弟的責任，不可能也不應當有其他的想法和選擇，因為家庭本位的價值觀要求個人把家庭的價值和親情擺在第一位，把個人的價值、個人的喜好和自我實現擺在第二位。在這種突發狀態下，姐姐唯一正確的選擇是犧牲個人的學業、事業，全心全意撫養弟弟長大成人。

然而，由于現代化進程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排序和個人本位的思維邏輯，就使得姐姐的心理陷入激烈沖突。所謂個人本位價值觀就是把個人的自我實現擺在第一位，把家庭價值和親情擺在第二位。于是姐姐要不要為家庭責任犧牲個人價值就成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難題：是生還是死?是分還是合?是追求個人的人生價值，還是為了親情犧牲個人?影片把人物置于倫理和情感的劇烈沖突的情境之中，引人深思。

影片揭示的另一個社會心理特別帶有中國文化的特色，即人們內心深處的重男輕女。影片描繪了父母為了要個男孩逼迫姐姐假裝殘疾以獲取生二胎指標，甚至暗示曾經想制造事故以獲取生兒子的機會，父母還曾通過偷偷改填志愿毀掉女兒想當醫生的夢想。這種重男輕女的做法不但令人發指，而且代代相傳：姑媽也曾為了成全她弟弟(主人公的父親)犧牲了自己的學業和事業，含辛茹苦，蹉跎于一個遠遠低于自己期望和才華的人生。

由于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男權的鄉土社會，女孩早晚是別人家的人，男孩才是傳宗接代的人，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是父母養老的依靠對象，這就形成了家庭中絕對的重男輕女，從營養、教育、醫療資源到喜愛程度，全都向兒子傾斜，就連媳婦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會影響到她在家中的地位。這種性別偏好在中國人社會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

時至今日，社會上還存在大量重男輕女的情況：家窮時供兒子上學不供女兒上學，讓女兒打工掙錢幫兒子娶媳婦，好像女孩天然是二等公民，為男孩做犧牲是天經地義的。影片揭示了在現代化、都市化的過程中，女孩和男孩的人格平等、機會均等問題已經開始大規模進入社會生活，對傳統的性別秩序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對傳統的社會心理也構成了強大的挑戰。

目前，傳統的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正在發生深刻的改變，一個現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影片通過一系列戲劇性沖突為我們揭示了這個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深刻變化。

影片中還有相當犀利的一筆對上述兩個命題同時做出辛辣的批判：姐姐照料的一位孕期子癇的孕婦，不聽勸告一定要冒險把孩子生下來，不但家人這樣主張，孕婦自己也同意這樣做。聯想到一些男權主義嚴重的家庭在母親孩子只能保一個的情況下，竟然能夠選擇不保母親保孩子，背后的邏輯是孩子是這個家庭的香火，孩子的重要性排在母親前面，所以可以舍棄母親保孩子。

這是一個殘忍的排序，細思極恐：保住母親，孩子死了還可再生，怎能為了保孩子讓母親去死?這種殘忍的選擇只能表明，在人們的意識或潛意識當中，家庭(孩子)比個人(母親)重要;男人比女人重要。女人無論作為個人、作為母親都不如家庭和孩子更重要。這是傳統的中國女人所受到的雙重歧視。可悲的是，很多女人已經在不知不覺之中把這種個人不如家庭重要、女人不如男人重要的觀念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那位孕婦自己不就是這么選擇的么?

難能可貴的是，影片還帶我們走近了一些奇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比如在喪葬活動中擺麻將桌招待來賓，看去匪夷所思，令人忍俊不禁。這類民俗還好，只是有些不屬于普遍人性范疇的細節，可能會令外文化的人難以理解，比如為了規避計生規定讓女兒假裝殘疾以獲得生二胎指標這樣的事情，外文化的人就很難搞清這背后的邏輯。當然對于中國觀眾來說，理解起來就全無困難了。

總而言之，從普通觀眾的角度看，《我的姐姐》是一部非常好看、深深打動人心的影片;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它也要算是一部立足于堅實的社會現實基礎之上的、揭示社會倫理及其變遷的深刻之作。文/李銀河

關鍵詞： 李銀河評電影《我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