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武穎梅只是一個普通人。于世,兢兢業業,于家,竭盡全力。她沒有什么大道理,她只是講述了一個普通人在獨自變老過程中的無奈與應對、悲傷與幽默,但這些瑣瑣碎碎也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或許,老去并不是一件悲慘的事。
幾乎沒有人見過不戴假發的武穎梅。
武穎梅今年81歲,正兒八經的耄耋老人,但除非是必要的人,否則沒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真正年紀。
她身量不高,有些發福,臉上沒有多少褶子,只是耳朵有些背,反倒使得說起話來中氣十足,走在路上總被年輕人喊“大姐”。
有時她到醫院檢查,醫生瞧著眼前的人跟病例上的年齡對不上號,一臉狐疑。她便熟練地將手伸過頭頂,作勢提拔頭發,解釋“這是假的,面兒上好,其實已經老了。”
若是有人夸她,沒有假發套也很年輕,她便一陣大笑,臉上露出一絲得意。
這樣一個人,翹腳坐在自家沙發上,思維敏捷,笑著說出聽上去有些悲傷的事實:“你們可不能出去泄露我的年齡,我老太太自己一個人住,可得小心點。”
說著她抬手指了指門廳上的監控器,是年初時兒子裝上的,為了查看她是否正常生活,如果連續幾個小時沒動靜,兒子就會馬上跑來。
門前還有一個報警器,是她網購來的,若有不軌者,便會鈴聲大作。假發套也是在網上淘來的,“140塊,劃算吧。我得讓自己看上去年輕點,不能讓人小看了,壞蛋來了,我還是可以拼一把。”
她為晚年的獨居生活筑起防護墻,在這個區域里,快遞員被認為是相對安全的,“圓通的崔曉春、中通的張延紳……我都熟悉。”
平日里,快遞員是造訪她家最多的人,采訪中也時常遇到有人上門派送的情況,互聯網讓她游刃有余地應付著晚年生活,她自稱從不感到孤獨。她不像一般的老人,愈到晚年愈渴望家人的陪伴。
但一點孤獨都沒有嗎?大概還是有的,就像那頂不輕易摘下的假發,她只是不愿示弱。
她說,這兩年手機就是她的老伴。而她真正的老伴,那個為她購入第一臺智能手機的“聰明老頭兒”,已經去世快要兩年了。
武穎梅家的廚房里掛著一面化妝鏡。
老伴在世時習慣在廚房刮胡子,她便給他添置了鏡子。如今老伴走了,房子重新裝修,可那面鏡子還是在原處。
武穎梅并不使用它,也說不清楚為什么沒有扔掉,她只是希望它在那里。
采訪中,關于老伴,她鮮少主動談起,如果被問及,也不會拒絕回答,亦沒有太多情緒波動,像是一種被歲月和生死淘洗后的平和。
上世紀40年代,武穎梅生在河北農村,秋收時節,就算糧食不多,遇到來討要的乞丐,她家人也會鏟一簸箕花生施予。
譚廣思比她大4歲,是地道的上海人,也是那個年代少有的大學生。畢業后到北方入伍從軍,經人介紹與武穎梅結合,80年代退伍轉業,一家人又來到北京。
在武穎梅的口中,譚廣思正直、誠實、寡言,“如果他還在,一定不同意你們來采訪,他是怕麻煩的。”這樣的人聽來沉悶,但武穎梅恰好的煙火氣,又讓兩人的相處看起來十分熨帖。
與譚廣思的不擅交際相反,武穎梅是社區里的樓長,辦事風風火火,干脆利落。有一年北京大雨,積水沒過膝蓋,她擔心地下室進水,伸手摳排水井蓋,不慎感染截掉半寸手指,如今說起,臉上竟帶著些自嘲的笑意。
然而,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無論什么時代也都差不多。隨著兩個孩子相繼到了求學的年紀,學費開支讓夫妻倆的壓力漸漸加碼。
“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武穎梅身上有著那一輩人的韌性。她告誡兒子們,“咱家是外地遷來的,在北京沒有根基,只有靠自己,萬事不求人。”
“我們家,從來沒求過人”,在她的口中,這就像是這個家的家訓,也是她的為人準則。直到兩個兒子讀完大學,她只有兩身衣服,都是門頭溝百貨公司的工服,一套是搬貨的,一套是站柜臺的。
“老大讀的理工大、老二讀的北大,他們都(考)出來了,我們一切都好了”,談起從前,她如釋重負。
然而,當那些篳路藍縷的故事成為往事,終點又近在眼前了。
2016年,喜歡倒騰電子產品的譚廣思要給武穎梅買一部智能手機,但被對方以“沒用”為由拒絕,最后老爺子將狀告到兒子那里“你媽非得使那舊的(按鍵手機)”,才“得逞”。
老兩口都喜歡旅游,譚廣思給自己的微信取名“游四方”,給武穎梅取名“走天下”。兩人帶著兩個行李箱,一黑一白,走過無數山川大河,拍了很多照片,路過人生又一站。
“飛機、輪渡、高鐵,我們都坐過了”,可直到譚廣思被確診胃癌,武穎梅才發現,有一輛車好像遠遠地將她甩下了。
更早的時候,她曾勸他檢查身體,但他說自己吃嘛嘛香,偏不肯。確診時已經是晚期,不能手術,只能保守治療。在那段記憶里,2018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冷。很多個去醫院化療的清晨,她一手攙著譚廣思,另一只手在空中揮起又訕訕放下,當第13輛掛著空車牌的出租車在她面前駛過,她呵著手來回跺腳。
她打電話問兒子怎么回事,才得知那些車都在網上被人預定了,趕忙在路邊下載打車軟件,又在認證、綁定中陷入新的迷茫。
也是在那個時候,她的老姐妹胡桑梓聯系上社區里的鏈家門店,請房地產經紀人教老人們學手機。武穎梅聽聞后,將自己的時間一分為二,一半照料老伴,另一半到手機班上課。
除了打車,在多個網購軟件上比價購物也是在鏈家課堂學會的。吸管、輪椅、成人尿墊……漸漸的,她的操作越來越熟練,但他卻離她越來越遠。
“網上的紙尿褲又便宜又好,一個才6毛錢,樓下超市比這貴好幾倍,我買了兩大包,你慢慢用。”
“新輪椅在派送了,比現在的好,能上車,回家的時候省勁。”
“我學會網上掛號了,咱們再上第三醫院看看。”
……
武穎梅不是一個絮叨的人,但譚廣思走之前,她總是事無巨細地向他匯報自己的學習成果。病床上的譚廣思微笑著聽,偶爾被揶揄“現在吃嘛嘛不香了吧”也不惱,他說:“要是沒了你,我的地球都不轉了,我也沒法生活,但若是現在你沒了我,你一個人也可以生活下去。”
年輕時,兩人因為買房的事起爭執,后來是武穎梅說,“你比我大,你走了我不想租房住”,才決定買房。后來家里東西壞了,譚廣思總是拖著不換,武穎梅也是拿出這套說辭,他才松口。似乎只有抬出這句話,他才拿她沒辦法。
他心里惦念著她,她也想讓他走得很安心。
譚廣思彌留之際,武穎梅當機立斷,帶著兒子選好墓地,“走的時候,還有人吹號”,一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把一切打點妥帖。
“兩個人到老,總有一個先走的,我得照樣往前走。”采訪中,她將這句話重復了3次,更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人的一生就像是漫長的一天,彼時正是白晝燃盡的時候,但武穎梅沒有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在武穎梅家的電視柜上,有一臺收音機,像擺件一樣規整地擺放著。那是譚廣思生前的最后一臺收音機,當初走了好些電器城沒有買到,后來是靠武穎梅網購找到的。
譚廣思喜歡聽收音機,一輩子前前后后用過的收音機不下數十臺,買來新的,舊的并不扔,經年累月地堆在一起。他走后,武穎梅將舊的收音機悉數送了人,有的給了公園的清潔工,有的給了老家的親戚,自己只留下這最后一個。
“如果他用壞了,我還給他買新的”,再也不會有新的收音機了,但她的生活還在繼續著。
收音機的前方有一臺智能音箱,一前一后地擺著的兩臺機器,就像時常擦拭著它們的女人,既不囿于過去,也不憂心未來,在這東家道喜,西家報喪的塵世中,輕松地活著。
電視柜上擺放著收音機和智能音箱
老伴走后,武穎梅拒絕了兒子的邀請,選擇自己一個人生活。
人到八十,她說:“我要學著獨立。”
她不希望自己成為孩子的負累,老伴離開前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她親力親為,基本不讓孩子插手,年輕的時候不求人,年老之后,她也不想求孩子。所以她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手機班里,相信互聯網科技可以成全自己的尊嚴。
在鏈家經紀人走上講臺之前,手機班的第一批老師是大學生志愿者,但理論教學讓老人們很不受用,武穎梅更喜歡聽經紀人的課,“他們教的基礎,哪個鍵管什么,清清楚楚,經常一對一教學”。
現如今,武穎梅是班里的“優等生”,操作智能手機熟練程度基本與年輕人無異,但她仍舊按時到手機班上課,她喜歡那里的氛圍: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局部氣候,每個人都是興致勃勃,教的人如此,學的人也如此,仿佛在漫長的一生中,來時路是曲折也好,未行路是忐忑也罷,都可以暫且忘記。
武穎梅在手機班學會了聯系客服,一次買沙發時花了5000元,但幾天后的優惠活動忽然降價,她找到客服,理論下來退回了2000 元。她喜歡玩飛機空軍大戰手游,但因為患有青光眼,玩一會兒就要休息,這時候,網購的沙發像個知心人,穩穩地接住她。
新朋友和老朋友一起涌進她的微信,每天光互相問好就要花費一段時間,朋友們都覺得武穎梅將自己的獨居生活安排得很好,事實也的確如此,只是她不再吃咸菜了,“那個東西容易得胃癌”,按時體檢,見到人不舒服就催著他們趕緊去檢查。
“不要拖啊,我家老頭兒就是去晚了,不然能多活四五年呢”,很多個瞬間,她不經意地提起他,又輕輕放下。
未老的人總以為老去的生活充滿哀傷,但生活中的歡樂與愁悶是一樣多的,武穎梅說:“你說我這日子有什么可愁的,都挺好的。”
“挺好的”是她的口頭禪,體力充沛的青年時代挺好的,節衣縮食的中年時期挺好的,體面告別的老伴挺好的,剛好合身的毛衣挺好的,晴天挺好的,雨天挺好的……對于將她的故事拍成紀錄片的提議,她也說“挺好的”。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教老年人學手機是很重要的事”,即使是在武穎梅的身邊,即使有她的影響,還是有很多老人沒有走出這一步,或者說無法走出這一步。
當下,老齡化正像洪水一樣襲來,這一代老年人中,大多數人前三分之二的歲月中,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是日常生活的罕見詞。但在人生的后半程,他們如坐過山車般經歷了一場又一場信息迭代,與之相對的是一種由心而生的“無力感”,無力應付變化的生活,無力抵擋時代的新陳代謝,無力保護自己,那是一種生理和心理雙重的“虛弱”。
當銀行的人工窗口部分被自助機器取代,買票、掛號、點餐、打車都可以在手機上完成,他們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失控了。
手足無措中,貝殼公益出品的《老有手機》系列紀錄片的主人公們都有過不盡相同的“數字難民”經歷。
與武穎梅同社區的李照秋原本不會網上掛號,哀求著醫生現場補號后,又因為插反醫保卡被隊伍后面的人抱怨,活到78歲,她從未想過自己會在陌生人面前掉眼淚,但那次她垂著頭說:“對不起大家,我不會,我錯了。”
武漢的李九來在疫情期間因為沒有智能手機,不能及時獲取信息。有一天他下樓遛彎,被人拍下來傳到網上,受到各式譴責。但作為空軍司令部的退伍軍人,他沒有辯解,而是說:“違反紀律,深感抱歉。”
……
不斷道歉的他們,只是老了。
截至2021年9月底,貝殼公益“我來教您用手機”項目已經走進全國47個城市、1422個社區,開設手機課超5000節,服務老年人超17萬人次。
這件事并非一日之舉,也不是無緣無故,貝殼連接了數萬家門店,數十萬經紀人,中國獨特的城市社區文化賦予了貝殼公益天然的使命,只要網格足夠細,分布足夠廣,以貝殼連接的經紀門店為坐標,可以覆蓋全國很大一部分地方的老年人。
三年多的時間里,他們被質疑過,但最終被肯定。智能手機的面貌日新月異,老齡化的浪潮也步步逼近,他們孜孜不倦地教著,那樣的姿態幾乎讓人困惑,聯想到一個人變老的過程:哪怕不知何年何月會遇到何種變故,人們也要樂此不疲地活著,似乎活著的過程即目的,活著的目的即過程。
武穎梅說:“以后究竟什么樣,你不用管他。”
她不知道自己會在課堂上聽到幾時,而臺上作為經紀人的老師也不知課本會更新換代成什么樣子,只是任世界流變,總有人挽手向前。
(文中武穎梅、崔曉春、張延紳、譚廣思、胡桑梓、李照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