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變了。

1978年之后，特別是1992年之后，我們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見證了科技、互聯網造就的一個個經濟神話。開放、創新成為時代精神，中國如何融入世界成為重要命題。我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推崇自我奮斗，階層逆襲，享受持續性的人口紅利和消費升級，參與卓有見識的公共表達和精神生活。在積極向上的氛圍里，我們目標明確，崇拜強者，鞭策自我追求夢想，向上流動，努力成為精英的一分子。

近幾年，經濟放緩，創新低迷，貧富差距增大，世界局勢變幻莫測。大變局、不確定性成為時代癥候，如何在不確定性中生存發展成為重要命題。我們經歷中美貿易戰和世界性疫情，擔憂經濟沖擊與政策變動，忍受封鎖隔離與消費降級，參與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浪潮，圍觀偶像幻滅與精英墜落，深陷虛擬世界與精神危機。

人們推崇的社會價值變了，社會情緒、社會思潮也在裹挾中不同以往，變得分化、割裂。人們從熱衷看《小時代》轉向在各種主旋律大制作中感受民族命運與家國情懷。曾經令人崇拜的偶像、精英，一個個坍塌幻滅。我們一面心懷“星辰大?！?，一面悲觀憂慮，沉默不語，一面極致理性，保守內卷，一面沉溺網絡，虛空躺平。

這個時代怎么了？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這些變化寓意著什么？我們專訪了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許紀霖。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

撰文/浮琪琪

1

錯位：“大時代”里的“小時代”心態

《社會創新家》：回顧過去二十多年，我們身處的環境，可以說是從一個關注經濟、個體發展的充滿煙火氣的“小時代”邁入一個詭譎莫測的“大時代”，社會呈現的問題更宏大、虛浮，生活被各種大變局、大政策影響。您怎么理解這種由小向大的轉變？

許紀霖：從小時代轉向大時代，對這種說法，我是有限認同。什么是大時代？魯迅先生曾講，不是生就是死，這就是大時代。大時代牽涉歷史大轉型、生死存亡，個人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捆綁，人們關心國家、民族與整個世界的命運。小時代不同，更像是一個太平盛世，人們可以不關心國家、民族與世界，按照自己的生活節奏也能活得歲月靜好。

從這種意義上講，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前幾年，算是一個小時代。過去二十年里，中國迎來一個和平期，經濟高速發展，人們悶聲大發財，更關心個人的命運，關心個人如何向上流動，不想也沒有興趣關心更宏大的問題。近幾年，自中美貿易戰以來，整個世界，特別是中國，進入一個高度不確定的階段，我們重新回到一個大時代。

在這個大時代，很多人陷入迷茫，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過去對國家命運、個人命運的確定感，對只要努力學習、工作、賺錢就會變好的篤定全然消失。如今，各個階層都有一種迷茫感。

《社會創新家》：在這樣一種時代轉向中，人們一方面似乎越來越沉默了，公共表達、公共生活愈發稀少，但另一方面似乎人們也很關注家國大事，心態似乎是“星辰大海”，吊詭的是宏觀上對國家發展十分樂觀，同時又對個人生活十分悲觀。您觀感是怎么樣的？如何理解這種復雜性？

許紀霖：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也包括年輕一代，是很分化的。

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包括大學生或身處職場的白領，他們雖然身臨大時代，但還是還秉持一種小時代的心態，導致一種錯位。在他們看來，個人與國家、民族似乎是兩張皮，不像過去幾代人那樣，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捆綁得那么緊，也不像過去幾代人對家國天下有很多憂慮與關懷。他們對宏大敘事，對中國與世界的大問題沒有太多興趣，比較沉默。

新的一代“小粉紅”，他們認同中國，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上一代人是“紅旗下的蛋”，但這代人，我將他們形容為是“國旗下的蛋”，成長于中國崛起的大環境下，是“天然紅”，但這種認同，更多地是情感上的，比較少理性的成分，因為他們接收的資訊比較單一，在同一個頻道。

在地域分布上，“小粉紅”北方比南方多，內地比沿海多，小鎮比城市多。他們不怎么沉默，表達熱烈，對國家前途充滿希望。但吊詭的是，同時也對個人前途充滿擔憂。一邊為明天的飯票發愁，同時又熱烈歡呼孟晚舟歸來。在他們看來，這是不相干的兩個世界，是兩回事，個人與國家、民族更是兩張互不相干的兩張皮。

《社會創新家》：為什么那些在城市生活的人，包括大學生或身處職場的白領，他們對政治或宏觀敘事興趣不大，是比較沉默的狀態？

許紀霖：這些人普遍對政治比較冷漠。我與大學生、青年教師交流過，他們其實也不是全然的冷漠，他們內心是有焦慮的，對國家大事，有點關心，而那種關心卻又不真切。我經常聽到這么一句回答——“關心有什么用？”這句話幾乎他們的口頭禪，也成為他們的一個做事準則，只有當他們覺得有用，才會投入精力，如果覺得沒用，就不會關心太多，更別說付諸行動了。

他們感受到強烈的無力感，于是選擇逃避，選擇犬儒。犬儒分為消極犬儒與積極犬儒兩種。消極是完全沒心沒肺，積極的則認為與其關心一些無法著力的大事，不如做好實實在在的小事。青年學者想的是專注做好學術，職場年輕人則在業余的時候參與一些微觀行動，比如環保、動物保護、公益慈善、me too運動等等。

當今中國是一個萬花筒，每個人身處大時代，卻又不得不以小時代的方式活著。

《社會創新家》:在大時代以小時代的方式生活，您如何看待這種選擇？算是一種好的選擇嗎？

許紀霖：實際上，今天所有人的選擇都是有限度的選擇，不是說完全不能選擇，沒得選，還是有選擇的空間，但這個空間是受到限制的，并不是一種自由的選擇，是在各種壓抑機制之下有限度的自由選擇。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一樣，選擇的條件和空間也不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想用一個統一的價值標準來評判什么是最好的、應該的選擇。諸如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啦，職場人士應該如何啦，這些空泛的問題，是沒有一個唯一正確的統一答案的。這種一刀切的評判太苛刻，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最好的做法是設身處地，從具體的空間中理解對方做出的選擇，要以“他者”的心情、將“他者”置于他獨特的環境下，去想象什么是更好的選擇。不必自以為是，以自我代替“他者”，強人所難。

2

反作用：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的不理性

《社會創新家》：如您所言，雖然身處大時代，但大部分人普遍上還是小時代的心態，這種心態錯位也加劇人們感到更多不確定和迷茫。為了抵御不確定性，越來越多年輕人推崇考公考編，甚至催生出流行語——“宇宙的盡頭是考公?！蹦绾慰创藗儜獙Σ淮_定性的這種趨同反應？

許紀霖：這些年局勢變化使得人們有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安全感變成一個首要的憂慮。過去幾年，因為有某種確定性，很多人愿意創業，冒風險，探索自己人生的高點在哪里。如今，大家不是往上探究人生的高點，而是選擇確保人生的底線，所以大多年輕人想找一個公務員或事業編。像今年，考師范的學生大增。

這些都是一種防御性的思考，過的不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而是防御性的人生。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茍全性命于亂世”，大家做這種防御性選擇，對個人而言都是理性的。如果我是家長或考生，我大概也會做類似的理性選擇。

真正要反思的是：每個個人都做出了對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選擇，結果卻是社會上不再有人愿意去創業、創新、冒風險。為什么每個個人的理性選擇，最終加起來卻形成一個整體的不理性？這種集體的不理性究竟是什么樣的壓抑機制形成的？該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改變？這是我們要深入思考的。

《社會創新家》：其實這種個人理性不僅應用在找工作，也泛化到戀愛、婚姻關系中。之前我們推崇自由愛情，如今婚戀上，年輕一代也越來越認可“門當戶對”，甚至從地域、資產、是否獨生等分門別類列表計算雙方條件是否匹配，以此衡量一段情感關系要不要締結，締結后是否會導致階層墜落等等。您怎么看待這種情感上的理性計算？

許紀霖：對我們這代人，婚姻一定是愛情的結果，愛情一定是情感投入，是腦子發昏，超越任何功利的。而當下年輕一代面對婚姻，甚至包括愛情，都持一種可計量的態度，這與我們這個時代推崇技術理性有關。這種理性是可計量的，預設每個人都是一個經濟理性人，每一種行為，包括愛情、婚姻都要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

用德國大思想家哈貝馬斯的觀點來看，這是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系統世界指的是一個市場和權力的世界，是可計算的、可控的，但是生活世界是一個倫理的世界，是人與人自由交往的世界，帶有不功利的情感，追求個性的自由發展。當下，系統世界殖民生活世界，甚至滲透到在我看來最神圣、最不功利的領域——愛的領域。

3

分裂：現實世界計算功利，虛擬世界追求神性

《社會創新家》：是的，當下很多年輕人面對愛情、婚姻十分現實主義。

許紀霖：年輕人把愛情和婚姻分得清清楚楚，愛情是愛情，婚姻是婚姻。對這種計算，我持一種有條件的同情和有限度的支持，因為婚姻不僅靠感情維系，還需要經濟、文化和社會條件，是多重考量的結果。

但人性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動物性，要自我生存、自我發展，是基因的工具，另一部分是動物不具備的神性。所謂神性，是指人追求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一面。純真的情感是人性當中神性的體現。這可以解釋為何當人身處愛情當中，會產生與宗教類似的獻身感、投入感。

當前世俗社會將人的神性——人性當中最動人最美好的東西——給消解了，剝奪了。人沒有真正體會到人之所以為人的那種魅力：既讓你感到極端的快樂，又讓你感到極端的痛苦。這不失為一種人生的缺憾。

《社會創新家》：對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的神性部分的追求，如果沒能在情感、婚姻上得到滿足，還會投射到其他什么方面嗎？

許紀霖：對神性的追求還會投射到對虛擬世界的癡迷上。這在年輕一代中非常流行。他們對現實的人與事失去了興趣，但對虛擬世界投入一種純真的熱情。

比如飯圈現象就是這樣，粉絲崇拜的偶像在現實中很遙遠，但粉絲傾注大量金錢與情感。與虛擬世界的人物相比，現實生活中的人反而令人覺得索然無味，因為真實的肉身總是有缺點的，而有距離的偶像是心中的想象，他（她）是永遠美好的，甚至是神圣的。

《社會創新家》：無論是工作還是情感，理性運用得愈發極致，那整體上社會的發展方向會變得更加保守嗎？

許紀霖：任何一種保守都以另外一種激進作為補償。人們雖然對婚戀、家庭的觀念越來越保守，不寄托浪漫的、不著邊際的烏托邦的想法，但是人性是無法改變的，人性中追求神性的那面，總是會以另外一種方式表現出來。比如飯圈女孩癡迷偶像，比如沉溺游戲、劇本殺等各種二次元虛擬世界而不可自拔，或者癡迷于經過美圖、美拍軟件美化過的自我的不真實世界。

在這些虛擬世界里，人們可以扮演現實中無法扮演的角色，遇上想遇到的人，甚至可以編碼、模擬、創造這些形象出來，這都是人對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神性的不可抑制的追求。

從這點而言，今天既是一個很世俗的時代，又是一個再魅化的時代，被賦予了神秘性，這種神秘性不是過去所說的上帝或天命，而是一個虛擬世界。這個虛擬世界同時又相當世俗，仍舊是以一種世俗的方式想象、編織起來。這個虛擬的、世俗的世界組合了人們對自我、對偶像的美好想象。這個世界不僅可以通過技術來被塑造，還可以通過人們的想象、參與來被塑造。

人們在現實世界十分功利、計算化，在虛擬世界追求神性滿足，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這種分裂是以往不曾出現的，是網絡時代帶來的一種新精神現象。

4

新宗教：元宇宙塑造烏托邦式的超越世界

《社會創新家》：如果人們越來越習慣從技術塑造的虛擬世界中滿足對神性的追求，未來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果？

許紀霖：人與動物不同，人有另外一個世界——超越世界。高科技、新技術的出現，特別是元宇宙，使真實與虛假的界限變得模糊。

（編者注：元宇宙，Metaverse，是互聯網的下一個階段，是借用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三維技術（3D）、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形成的虛擬現實的網絡世界。）

元宇宙塑造了一個新的超越世界。這個超越世界沒有神，是一個烏托邦，但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個烏托邦比真實世界更符合人的神性。人們在現實中留下的遺憾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補償，犯下的罪孽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救贖。佛教所言的“亦幻亦真”的境界，以往只能在精神層面進入這種境界，未來可以將肉身、感官帶入另一個平行的烏托邦世界，在元宇宙中實現人在現實世界無法兌現的欲望、夢想和逃離。

這種以元宇宙為核心的新科技，是一種新宗教——不是宗教的宗教，沒有神的宗教。馬克思形容宗教為“精神的鴉片”，具有極強的治愈功能，甚至不可替代。元宇宙具有宗教的特點。人越在現實生活中有挫敗感，就越渴望逃離到元宇宙塑造的超越世界。這讓怯懦的人變得勇敢，讓沮喪的人變得快樂，甚至讓社會因為有了虛擬的補償機制和發泄機制，而變得穩定而有序，所有的越軌、叛逆、反抗都在虛擬世界那里得到了滿足，在現實世界，每個人反而變成了規規矩矩的良民。

未來的新人類無法缺少這樣一個超越世界，因為追求完美，追求對自我的超越，渴望超越世界，這是根植于人性內在的不可克服的沖動。

《社會創新家》：對這種趨勢，您持什么態度？

許紀霖：從上萬年人類歷史來看，人永遠活在一個二元世界里，哪怕最遠古的人也有一種圖騰和崇拜。過去，只有通過巫師，人才能與超越世界溝通，之后各大宗教創造與滿足人的神性，提供了各種超越的烏托邦世界。到了20世紀以后，革命的意識形態也發揮了類似的功能，讓人相信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并為之去追求、獻身。

上個世紀末，當世俗的烏托邦夢想幻滅后，新科技創造了一個新的二次元世界，代替過去的宗教、革命，這是無法阻擋的。這個新世界有存在的積極意義，我期待，在這個新的超越世界里，既能超越現實的一些限制，也能保留人類美好的東西。我期待新科技創造的是一種寄托人的神性的藍色烏托邦，不是彼此充滿暴力沖突的、弱肉強食的不負責任的黑色烏托邦。

假如沒有烏托邦，人們能承受現實的苦難。一旦新世界打開，人們看到第一縷陽光，在虛擬的烏托邦世界里面感受到美好，當返回到現實世界，有些人因為自己的欲望在功能上得到了虛擬而真實的滿足，而會變得更加順從，但也會有人愈發感覺到二重世界的差距，而滋生不滿，也許會激起改變現實秩序的愿望和行動，改造肉身所處的世界，使其變得更符合自己的理想。

5

碎片：缺乏理性的個人意志是空洞

《社會創新家》：談到技術，前段時間蘋果發布iPhone13，今年也是喬布斯去世十周年，與他時常相提并論的是另一個技術天才——馬斯克。這些技術天才和他們引領的技術進步，也開始被反思：究竟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么？這個世界是更好了還是更壞了？您對這些問題有思考嗎？

許紀霖：人類的每一步發展都與技術進步密切相關。今天我們處于一個技術進步大爆炸的時代，讓人驚嘆自己的想象力不夠。喬布斯已經被一個新的時代英雄——馬斯克替代了。馬斯克做了幾項偉大的技術實驗，未來是會改變人類的。

但我有一種古典的信念：科技要有限度。

比如能不能造人，雖然技術上基因復制完全可以實現，但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基因造人被視為一個禁忌，無法用倫理學來證明，只能通過宗教來解釋。因為只有造物主才有資格造人。中國人沒有上帝觀念，但會認為人類的繁衍是自然演化，不能違背天道的自然法則。

比如人腦并機，技術上無可阻擋，但后果會顛覆人對自我的理解與人際倫理關系。如果人腦并機，以往是我思故我在，你的理性是自己的，但植入芯片后，你的思想都是別人的，你還是你嗎？什么是自我呢？自我僅僅是一具肉身嗎？這些將不只是倫理學問題，也是哲學與宗教問題。

技術進化到一定程度，宗教與哲學又回來了，只有在這些層面，我們才可以說yes or no。無論技術如何發展，最后人還應該是人，而不是機器。

人，不僅有AI可以代替的計算理性，還有機器人無法復制的哲學與宗教的思考，以及與大腦無關、而與心靈有關的微妙而復雜的情感。人是萬物之靈，是有靈魂的，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的大腦，但無法復制人的心靈：無論是高貴的、還是卑微的。

《社會創新家》：您怎么看待技術及其帶來的碎片化數字世界對人的影響？特別明顯的一個改變是，人們注意力、閱讀方式被深刻改變，連帶思維方式也變得無法容忍復雜和模糊，更愿意接受清晰、簡單和直接的東西。

許紀霖：現代人接受碎片化的資訊，看似什么都知道，其實思考能力不斷下降，越來越碎片化，碎片之間沒有邏輯，所以人最容易被操控，只用一句口號或金句就可以將人動員起來。

人們時常會說“我要”，看似個人意志力很強，但這種決斷背后缺乏自主性的理性思考作為支撐，只是一個空洞的意志欲望而已。如此，人便容易被時尚、各種意識形態所擺布。

《社會創新家》：該如何應對呢？如何避免變得破碎與空洞？

許紀霖：第一還是要讀書，讀書可以獲得一個系統的知識，幫助你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自我。第二要與人互動，在互動當中可以獲得一種情感的自我，而不是空洞的自我。

當人獲得情感的自我，就會具備一種共情能力。原本你與別人只是你與他的關系，他是你的客體，是一個工具，你不必為他思考什么。但面對面的交往互動，經過情感交流，你會設身處地為他著想，在他身上找到另外一部分自我。

人的真誠的交往互動，即使不親密，你也可以理解他，而不是覺得他是另類，從而產生矛盾、沖突甚至仇恨?，F代人缺少與他人的溝通交往，不僅是理性的交往，也是情感的交往。當人的自我，缺少情感這部分自我，自然會形成一個空洞的意志自我。

6

生活世界：“我與他”到“我與你”

《社會創新家》：談到情感交往的缺失，這次疫情讓人驚覺現代人之間關系的疏離、原子化已經到了令人感到冷漠無情的程度，熟人、鄰里、互助共同體已然不復存在，令人重新審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怎么理解當下這種人與人心靈隔絕的狀況？

許紀霖：一個原因是現代人很多生活在都市，周圍都是陌生人，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功能性的交往，不需要人格性的交往。人與人之間戒備心很重，比如如今的職場，同事之間沒有友誼，不要說辦公室戀情了，相互之間都是非人格化的功能關系，不摻雜任何情感因素，這與過去非常不同。

過去我們會覺得，同事之間有情感，多一些非正式交往，公司會更團結。現在的同事都是非人格化的功能交往，每個人都是一臺龐大機器中的螺絲釘，相互耦合讓機器運轉。而人與人的真實交往，特別對年輕一代，很大一部分都轉移到網聊、甚至虛擬世界去了。

《社會創新家》：如何在這樣一個技術讓人無比拉近又事實上加劇彼此心靈隔絕的時代，重塑人際的溫情？如何滋養我們日趨冷漠的心靈？公益在這點上，能否發揮出一定作用？

許紀霖：現代人的空間距離越近，心靈距離反而更遠，因為彼此間會有一些利益上的糾葛沖突，人是非常擅長保護自己的。

比如在職場，人們面對最多的不是同事而是電腦，即使同事在身旁，也選擇發消息聯系。在社區，很多人不與鄰居來往，可能毗鄰而居很多年，也不知道鄰居姓什么。

然而，在各種趣緣共同體里面，就不一樣了。它讓人跳出被限定的物理空間，你無法選擇自己的同事和鄰居，但可以自由選擇志愿團體，有退群的自由，也有同時加入不同社群的可能。

人是社群的動物，即使網絡上虛擬的群聊，也無法全然取代現實世界的真實交往。因為群聊只能通過文字想象別人，那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而在現實世界，人與人之間有直接的氣場互動，語言（包括身體的語言）背后都有情感，有各種微妙的信號，那是虛擬世界的交往不可取代的。

在這個空間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純粹。這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面，不該有“系統世界”中的金錢、權力的主宰與支配，作為一種理想狀態，人與人之間沒有利益糾葛，是情感與倫理的互動。

在“系統世界”里面，人與人之間是“我與他”的關系，都將對方當做客體，甚至為了爭奪主體性而相互斗爭。但是“生活世界”里面，“我與他”的關系轉化為“我與你”的關系，互為主體，將對方視為平等的另一個自我（你），有共情，有分享。

在現代社會，“生活世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過對“系統世界”殖民化的不斷反抗而塑造的，人需要真實的公共生活，而不僅是枯坐電腦面前的虛擬公共性。哪怕以后有了普及化的VR技術，甚至有了與現實世界平行、乃至相互滲透、交錯的元宇宙，我相信，真實世界依然是不可代替的，因為情感與靈魂性的東西，過于微妙，面對面所形成的神秘氣場，真的是虛擬世界能夠模擬的嗎？

7

深度無聊：總是生活在表層

《社會創新家》：現代人時常處于一種“深度的無聊”狀態中，明明一直在忙碌，在接收信息，好像很豐富很有趣，但屏幕合上后只感到無聊與荒蕪，感覺生命缺乏意義感，數據也顯示年輕人抑郁率不斷增加。這種深度的無聊是如何形成的？該怎么排解？

許紀霖：還是要回到人性本身。馬克思·韋伯說過，“人類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好比蜘蛛，離開蜘蛛網是沒辦法活的。這就是人與動物的不同，動物憑本能活著，而人有神性，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求一種有意義的生活。

深度的無聊，與找不到意義感有關。哪怕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當虛榮心被滿足，如果找不到安身立命所在，找不到意義感，會陷入深度的無聊與虛空中。

深度的無聊，還在于人們總是生活在表層。英國大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曾說過“我總是生活在表層”，這句話有他的哲學含義，我暫且引申過來?，F代人的快樂是表層的，痛苦也是表層的，再痛苦，喝杯酒、唱首歌就被治愈了，明天太陽照樣升起。如此生活在表層，找不到能讓自己安寧的力量，找不到安身立命的那種終極性的快樂。

在過去，人們相信宗教，或者儒家、莊子提供的安身立命之道，而現代人覺得這些東西沒有用，人生就變得更無聊了。

《社會創新家》：如果身陷深度的無聊中，我們該怎么辦呢？

許紀霖：生活在表層并不是一個缺點，如果自己喜歡的話，也挺好的。這也是一種自然的人生，大部分普通人都是這么活過來的。但如果你有深度的無聊感，且被困擾，那表明你內心世界比較豐富，才會有失落感和深度的無聊感。這可以說是一種精英“病”，一種精英綜合征，說明你內心渴望深層的意義和幸福。

如果你的精神世界太需要一些超越功利和表層的東西，那你就要去尋找。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深度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儒家，道家，古希臘哲學、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哲學與宗教里有非常豐富的涵養和力量。近些年，人類最古老的軸心文明有一個復興的趨勢，這不是偶然的。

哲學和宗教是一個超越世界，有深度的人離不開這種超越世界。

《社會創新家》：也有人將意義感寄托在結婚生子的家庭生活上。

許紀霖：是的，“雞娃”現象就與此相關。一部分家長將自己意義感的缺失、沒有實現的愿望和無法兌現的烏托邦寄托在孩子身上，讓孩子來承擔父母的人生。這是非常殘酷的。人總是想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滿足內心那個超越的、神性的自我。這種沖動無處不在，就看被投射在什么對象身上了。

8

反精英：精英價值觀的反噬

《社會創新家》：剛您提到精英綜合征，談到精英，現在出現一種“反精英”的潮流，您怎么理解這種現象？究竟是精英們自身出了問題，或是大眾有哪些特殊心理作祟？背后是什么發生了變化?

許紀霖：這個現象蠻復雜，反精英與內卷、躺平、民粹主義、反智主義都有聯系。如果在一個有較大流動空間的社會，人人都有可能成為精英，人們不會那么仇視精英，因為自己也有可能成為精英。但這幾年，對大部分人而言，向上流動的空間被阻塞，碰到了天花板，而精英恰好就是天花板之上的那批人，于是很多人便產生怨恨。

德國思想家舍勒研究過“怨恨”這種情緒。他認為，“怨恨”在過去不流動的等級社會，不會作為普遍性的精神現象出現，每個人安于己位，做好自己的事，心安理得。當進入理論上有可能往上流動、而事實上又很困難的現代社會，怨恨就出現了。

最近躺平成為了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和人生姿態。我發現，許多躺平者，其實是“身躺心不平”，內心充滿怨恨，仇富、仇精英。仇恨這兩類對象，是不用付代價的，甚至受到鼓勵，屬于政治正確。

反過來說，精英也需要反思，今天大部分的公司、乃至學校都以KPI方式進行管理，“優績制”無所不在，甚至制造一個神話，好像只要你智商夠格，再加上努力，就必定能夠實現人生的成功。如果你不成功，要么是你智商不夠高，要么是你不夠努力。

事實上，真正能夠成功的，一定是極少數頂端精英。處于鄙視鏈下端的一般精英，只能躺平。90后一代年輕人，因為很多是獨生子女，他們屬于“后物質主義”一代人，雖然也在乎錢，但更重視的個性的舒展。一言不合，便炒了老板，另覓高就。對于公司管理層來說，不要以為只要為他們提供更高的薪水，他們就愿意為公司賣命。他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得到尊重、讓自己個性與才華得以發展的環境。

最近公司的老板們，都有點感慨，納悶為什么現在員工的創造精神不如以前了。事實上，當現實環境有更多的壓抑機制的時候，年輕一代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都轉移到虛擬世界（游戲與劇本殺）那里去發泄了。如何主動改善公司的環境，少一點壓抑機制，多一點讓員工自由發揮個性的氛圍，這正是一個企業需要反思之處。

最重要的，是管理層的頂級精英，要將員工當作與自己平等的人，尊重他們的人格和尊嚴。精英之所以被仇恨，恰恰是因為他們渲染了一種等級性的價值觀，而且在管理實踐中過分推行優績制，讓大部分員工包括底層精英，都有一種挫敗感，感覺不到自己被尊重，被平等對待。

法國大革命中有太多的教訓。在大革命的高潮，很多貴族被起來革命的民眾殺死，這在英國革命當中比較少見。為什么？因為法國的貴族脫離了自己莊園的臣民，住在凡爾賽宮周邊，整天花天酒地，只向臣民索取，卻不對他們負責，不承擔莊園的義務。

任何時代都需要精英，精英總是有特權的，被仇恨，不在于精英享受特權，而是他們在享受特權的同時，沒有擔當公共責任，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9

偶像：凡人冒充了神

《社會創新家》：談到精英讓人聯想到偶像，對偶像，無論是企業家偶像還是文娛偶像，似乎人們不再如以往那樣買賬，經常出現偶像坍塌。但又不能由此判斷是人獨立思考能力變強了，因為人們又轉向迷戀新的偶像。怎么理解這種偶像坍塌、塑造的現象？背后是什么樣的社會心理？

許紀霖：老的偶像不斷幻滅，新的偶像不斷產生，因為社會總是需要偶像。信仰上帝的國家，反對一切偶像崇拜，但在缺乏上帝觀念的的中國，往往將凡人作為神來崇拜，到處是神化了的偶像。凡有功績，皆為偶像。

但人不是上帝，而是一個有人性弱點的肉身。歐洲有一種傳統的說法，國王有兩個身體有兩個，一個是國王的真實肉身，另一個是代表國家的抽象人格象征。同樣地，偶像也有兩個身體，一個是實實在在的肉身，一個是作為粉絲膜拜的純粹的精神偶像。

假如一個偶像不嚴格要求自己，向崇拜者所想象的那個精神象征靠攏，反而肆意地釋放肉身的凡俗一面，總有一天會自毀人設（即另一個精神的身體），讓粉絲們幻滅。今天老偶像不斷地幻滅，無論是企業界還是文娛界，其原因就與此有關。

另外一方面，由于內在人性的需求，凡人總是需要偶像，所以又不斷被制造出新的偶像，周而復始，反復循環。中國文化里面缺乏終極關懷，當人們沒有一個超越的神去信仰的話，凡人便冒充了神，成為愛和崇拜的對象，于是就永遠處于偶像幻滅、再塑造的循環之中。

10

極化：殺死另一群異見者

《社會創新家》：國外一位作家說過，現代人類面臨一個困境是，一群人如何忍住不要殺死另一群異見者。聯想到當下我們的輿論空間，確實很難容忍異見，動輒人身攻擊、舉報，一片“打打殺殺”的氣氛，十分極端化，這背后反映了哪些問題？

許紀霖：我們這個社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壓抑機制，人內心被壓抑，總有一種不滿和戾氣，想要找一個渠道發泄。到哪里發泄呢？總不能在大街上找個比自己弱的人打一頓吧？天眼系統無處不在，打人是犯法的。回到家向伴侶發泄嗎？他們也不是好惹的。有的父母會莫名其妙對小孩發火，并不是小孩犯什么大錯，而是孩子淪為了發泄內心戾氣的無辜對象。

對許多人來說，最好的發泄空間在網絡，可以在匿名狀態把內心的各種戾氣一股腦傾向到陌生人身上，特別是名人、大V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快感，甚至還有正義感。這種匿名的發泄不用擔責，收益遠大于付出。

技術造就的網絡環境，讓社交媒體成為一個個封閉的“資訊繭房”，與群體所期待的相反資訊很難進來，在長期的單向資訊洗腦之下，群體變得愈發同質化和極化，堅信唯有我們這群人才掌握真相，代表了民意的大多數。當遇到不同的聲音，遭遇不同的人的時候，就認為他們不是蠢，就是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恨不得在語言中要殺死對方。

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想要引起關注，發出的聲音一定要極端，越極端越有流量，哪怕是謾罵，也有市場。而理中客的溫和聲音，反而被湮沒在一片極端的汪洋大海之中，沒什么影響。

我們所處的各種環境使得各種群體輿論越發極化，人與人的距離越來越遙遠，甚至勢不兩立。這種狀態在世界范圍內都普遍存在，但在中國尤其突出。

如何解決？

需要的是一個少一點壓抑機制的公共空間，一個在技術上讓用戶得以相對自由、平等交往的交往平臺。作為具有二十年網絡社交的參與者，我依然懷念BBS時代，那真是消失了的黃金年代啊！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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