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圈”道德演化簡史

發布時間：2021-10-26 11:36:01 來源：嘗試和洞見

“李云迪該遭受怎樣的處罰的看法，最終，取決于我們怎么看待自己。”

明星違法被拘，這是法律。但“終生懲罰”依據的是道德。這不是黑白分明的區域，而是自由的灰色邊界。

討論這個灰色區域，不妨沿著時間回溯，回顧一下中國文藝圈的幾個關鍵性的、源頭性的“道德時刻”吧。

一、“女特務”時代

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受題材限制，人物多以工農兵、革命戰士為主。那個時代，沒有最帥兵哥哥，也沒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農兵”形象。所以，眾多40年代叱咤風云的影星轉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臉，用造型、化妝等手段，改造為勞苦大眾的相貌。

有“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員”王丹鳳，出演“生產能手”。這張臉仍然太精致了。

再往后，就是八個樣板戲的年代。

在這個時代，文藝圈的道德突破，主要通過“女特務”實現，因為只有女特務，才能有口紅、燙發、高跟鞋與旗袍。

1958年拍攝的《永不消逝的電波》、《英雄虎膽》中的女特務，深刻的印刻在了當年無數男青年的記憶中。

從1979年開始，中國的文藝圈開始了道德上的“瘋狂試探”。

二、媒體上的第一次接吻

在中國公眾場合出現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國人，也不是電影，而是雜志封面。

1979年第5期《大眾電影》封底刊登了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劇照。《大眾電影》是當時最火的刊物，曾創下過單期銷量940萬冊的記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頂級大號。這張圖片，自然也引發了軒然大波。

當時有位宣傳干事給編輯部寫信，表達了自己的憤怒：

“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

“萬沒想到在毛主席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你們竟然墮落到和資產階級雜志沒有什么區別的程度！”

“實在遺憾！我不禁要問，你們在干什么？……純粹是為了毒害我們的青少年一代。”

——進行道德約束的理由，從來都是一樣的。

在信件最后，這位讀者挑戰式地說，“你們有膽量，請在《大眾電影》讀者來信欄，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讓全國九億人民鑒別一下”。

——這樣的自信也從來沒變過，現在只是變成了：“小編，你敢把我的留言放出來嗎？”

編輯部還真“有膽量”，全文刊發了這封信，在雜志上開展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大眾電影》的編輯將“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共收到來信和來稿11200多件。事實證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渴望自由，反對保守，所有信件與來稿中，贊同這位宣傳干事的還不到3%。

誰能代表所有中國所有音樂愛好者呢？

進入90年代，《大眾電影》的封面云集了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演員。現在回看那時的封面照，其香艷程度似乎超過了今天。

不要把這些圖和現在社交媒體上、在群里、在網頁上看到的相比。這是正式的雜志的封面。

二、封面上的接吻，為真人出演撐開了道德空間

影視圈也在“瘋狂的”開拓道德的新前沿。

1979年，國產電影《生活的顫音》首次出現接吻鏡頭。雖然據說男女主角接吻時嘴上還貼了層膜，但電影院仍然爆棚，許多地方還臨時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駐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點水般的接吻，注定會被破門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斷，電影院里響起一片失望的嘩然。

女演員變美了

很多人喜歡用單純、純真、純潔等詞形容以前的社會，但用這些詞來形容一個成年人社會，本身就意味著極大的壓抑。

其實，說到銀幕上的吻，《廬山戀》的影響更大。

這部拍攝于1980年的影片中，張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動在男主角臉頰上印上“蜻蜓點水”的一吻，給了一代人震撼，成為那個時代年輕男女的戀愛教科書。

《廬山戀》影響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還因為泳裝。

到了1986年，吻戲不再是一個問題了。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中，劉曉慶和姜文的創下了中國電影最長接吻紀錄。

姜文在1995年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共計5000萬人次觀看。寧靜飾演的米蘭，有過一兩秒的露點鏡頭，在當時寬松的大環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了公映版里。

三、藝術領域也在做出各種突破

1979年，畫家袁運生參加了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壁畫創作——首都機場壁畫的繪制。這幅壁畫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

事后他回憶：“那個畫面當初是過不了畫審的，為了能夠通過文藝審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里多加了一條線，（從視覺上）讓審核人員以為下面是一條裙子，剩下的到時候再畫。”

后來，袁運生最后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條黑線，也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據袁運生回憶，當時機場建設總指揮李瑞環看了，他很開明，沒有吱聲。不久之后，有高層領導找到袁運生，態度溫和的商討：“壁畫能否修改一下？我們這里的壓力太大，希望你能讓畫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碼穿上短褲。”

袁運生很生氣，當面說：“絕對不能改，在世界歷史上，改畫是一件丑聞，比如教皇讓米開朗琪羅改畫，就是丑聞一件，如果改掉的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是極大的損害。”

鄧小平同志從李瑞環那里得知《潑水節》這幅畫有爭議之后，連招呼都沒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參觀。他看了后說：“這有啥好爭議的？藝術表現很正常，我看沒問題，甚至還應該多印，賣給外國人。”而旁邊的李先念也說：“我看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此后，不斷有人來參觀，想一睹究竟，機場每天應接不暇。海外評價：“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

當時,大家都以為,這么多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都給予了肯定,不會再有什么事兒了。

然而，保守是如此頑強，自由是如此的艱難。很多時候，保守往往以更純潔、更革命的方式呈現出來，即便面對政策、領導人的表態，都敢于盛氣凌人。就像如今社交媒體上的某些人，只要持著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與政策。

有人在讀者來信中質問：“我知道海關查私，也把裸體像片作為一個目標去搜索。貴刊承認社會主義文藝同資本主義文藝沒有區別？難道欣賞屁股、乳房就是貴刊的‘現代化’嗎?”

1982年，《潑水節》壁畫部分被布簾遮住，釘上三合板封死。

這一封，就是8年。

四、音樂界也在做出嘗試，探索藝術的新邊界。

1979年，鄧麗君的《甜蜜蜜》唱響大陸。聽了幾十年激昂樣板歌曲的中國人，喜歡上了這類柔美的歌曲。但鄧麗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黃色歌曲”之類的指責。

1980年初，中央電視臺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風光片電視劇《三峽傳說》，《鄉戀》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應了王昭君對長安的依戀。歌曲充滿了低回凄婉、如泣如訴、纏綿悱惻的鄉思之情。

歌曲播出后，很受廣大群眾的喜愛，紅遍了街頭巷尾。批判、討伐的聲音隨之而來。

“趣味不高，格調很低，在氣質、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夠健康。”

“這首歌是灰暗的、頹廢的、低沉纏綿的靡靡之音”

“讓一位古代的巾幗英雄唱這樣靡靡之音，有損于人物的形象”

群眾批評看歌詞，專業人士則批評李谷一所采用的“氣聲唱法”，不正經、離經叛道，不符合社會主義藝術規律。

“嬌聲嗲氣呀，矯揉造作，完全是迎合少數觀眾的低級趣味，亦步亦趨地模仿某些港臺歌星的庸俗風格”

“同那里的咖啡館、酒吧間、歌舞廳、夜總會等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娛樂生活是一個味道”。

“不僅污染了我們的樂壇，也會使被捧者誤入歧途。”

這些對“如何唱”的批評，讓我想起了，對小紅書里對“如何拍”的批評。

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部門，搞了一個群眾評選活動，《鄉戀》雖得到了十幾萬張選票，但由于激烈的爭議，未能入選。有人說：投票的都是流氓，這是流氓喜歡的歌。

1980年春，中國音協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音樂創作會，叫“西山會議”。會上，當時受到群眾歡迎的《絨花》（就是韓紅翻唱的那一首）、《鄉戀》等當時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點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風格是重點。音樂界一高層人士勸李谷一：把《鄉戀》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過。

帶著“黃色歌女”、“格調低下”，甚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李谷一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可能在中央樂團待不下去。

鄉戀所遭到的批評，并不是孤例。1980年的《軍港之夜》，也因為歌詞中有一句“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遭到非議。質疑者認為：我們的士兵都睡著了，誰來站崗保衛祖國呢？這些理由現在看起來如此荒誕，但在當年，卻是理直氣壯——就像現在，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與一個陌生的明星聯系起來。

轉機出現在1983年的第一屆春晚。

當天晚上的四部熱線電話，接到了無數要求演唱《鄉戀》的來電。冥冥之中自有聯系，30年后，人們用“瘋狂打CALL”來形容對事，對人的支持。

晚會總導演非常為難，無法定奪，找到臺長請示，臺長也不敢拍板。當時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正在現場坐鎮。面對堆積如山的點播單，吳冷西幾經猶豫，冒著風險，拍板上《鄉戀》。

于是，1983年春晚舞臺上，曾被批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緩緩響起，中國通俗音樂的前行之門就這樣無比艱難地被“劈開”了

——哪怕你今天隨意聽一場演唱會，都來得十分不容易。

五、他們是為了什么？

從李谷一到袁運生，從王蒙到吳冷西，從李先念到鄧小平，他們撐開這些空間，是為了什么呢？

是為了中國人的經濟自由。

正所謂“見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1980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內地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文藝的；不管是明星的，還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文藝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風向標。只有撐開了其他的自由，經濟自由才有發展空間。所謂經濟自由，就是市場經濟。

事實也正是如此，伴隨文藝圈的道德試探，整個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潮風起云涌，小崗村分田到戶，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開始實施，年廣久雇工超過八人，個體戶成為市場的重要主體，集體經濟出現并朝著私營經濟轉化。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最終，塑造了今天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這些改革者的努力，歸根到底，是為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文革”期間，跳交誼舞是不被允許的，因為是資產階級情調。1978年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開拓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氛圍。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誼舞第一次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聯歡會上。舞會由國務院管理局組織，一些領導干部和一些文藝團體的青年參加。舞會上，舞伴同性組合要比異性組合多，女子與男伴的距離謹慎的保持在20厘米開外。

也就是在這一年，貶斥為“扭屁股”的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大城市里時髦的青年男女，西服，蛤蟆鏡，腳蹬懶漢鞋，板磚錄音機里放的音樂是“阿里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

到了1980年6月，時風陡轉。穿著時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誼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公安部和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的通知》，通知表示，交際舞“舞姿低級庸俗、傷風敗俗”，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堅決要求取締。營業性舞會的主辦者，將被給予治安處罰，甚至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責任。

1983年“嚴打”期間，西安中年婦女馬燕秦，因為“長期不務正業，把自己家作為主要地點，糾集流氓分子多次舉辦流氓舞會，以及經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場所、教唆、引誘多種形式的流氓犯罪，并通過亂搞男女關系盈利”被收審，判死緩。案件牽涉300余人，多次參加馬燕秦家庭舞會的都被判了無期徒刑，甚至連為舞會伴奏的樂隊成員，也被判無期徒刑。

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舞會管理問題的通知》，語氣略微松動，改禁為限。當年，北京市批準了四家舞廳的開放，但只允許四類人進入：外國人、留學生、華僑和華僑帶進來的中國人。

在改禁為限之后，需要自下而上的嘗試。當時的天津市長李瑞環，領風氣之先，搞起了舞廳試點。之后，文化部、公安部以《天津市舞會辦得比較健康》為文，向全國各地下發通知，進一步開禁。全國開始爭相效仿，交誼舞開始從小眾的圈子向大眾蔓延，一場旋風，一夜而起。

1986年，王蒙復出，任文化部長，這個酷愛交誼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讓交誼舞解禁。

六、自由從不是一帆風順

總體看來，這一時期，從高層到底層，整體上都是向著更寬松，更自由的方向發展。所謂歷史規律，從來都不是從天而降，靜水深流背后，是那些改革者、先行者的努力、爭取。

自由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

1983年，反思想污染開始。

前幾年寬松的氛圍突然之間發生了變化。在這一時期，女青年燙發、搽雪花膏，穿款式新穎的衣服，跳健康的集體舞，甚至養花都被加以非難，說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當作‘精神污染’的表現來反對。

當時，《馬克思傳》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瞭望》封面因刊登獲女子體操高低杠上的照片，而被當作“黃色照片”；戰士隨身帶著對象的照片，便受到嚴厲指責；有的大城市黨政機關，不準留燙發和披肩發的女同志進大門；許多工廠門口有人站崗，留長發、穿奇裝異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準入內。甚至，有些地方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在胡耀邦的干預下，這一波風潮并沒有持續太久。

道德寬松度從來都與經濟自由息息相關。正是在這一年，安徽“傻子瓜子”年廣久因為雇工140多人，引起各方責難，甚至有人主張采取措施“動一動”。鄧小平得知后，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

保守與自由就這么反復博弈。直到9年之后，1992年，鄧小平以88歲高齡南巡，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點上了一把火。改革開放之下，中國人的自由擴展，才進入了快車道。

七、從消滅到寬容

當然，伴隨自由度的提升，一些不好的東西，一些存在人類社會中千百年的東西，又重新出現了。

吸毒、賣淫、嫖娼、賭博，這些以前被消滅的東西，都出現了。

但這一次，對這些不好的東西的態度，不再是消滅，大多都沒有納入刑法，只是行政拘留，甚至免于處罰。

這意味著國家對這些行為更寬容。違法了拘留，這是明確的，但之后的社會評價，卻留給了道德、社會、消費者自己去判斷，而不用強力實施。打個比方，以前要勞改3年，現在只拘留15天，剩下的，就留給了社會、留給了道德自己去判斷。你選擇原諒，就繼續買票，你抵制，就不買票。其實，這種機制一直存在。大企業找代言，都是要經過詳細的市場調查，消費者的負面評價，是足以影響到明星的利益的。

保持這種寬容，是因為社會中的某些不好的東西，是伴隨自由而生的。打開窗戶，一定會有蒼蠅；消滅蒼蠅，就得關上窗戶。當留給社會判斷的那一部分變得越來越嚴厲時候，當道德變為可執行的實體的時候，蒼蠅消滅干凈了，道德純度就會壓倒經濟自由，整個生活也會被顛覆掉。

八，明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

其實，我們討論這些話題，不是為了某個明星。

這些年輕人興奮于又一個名人倒掉了，他們只是吃瓜，并不知道和自己有什么關系。他們不知道的是，所有的自由，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

而且，任何時代，被時代沖刷得最厲害的，永遠是普通人。自由收縮，經濟自由消失，舊上海的女星只是不能出演，但鄉下的農民，卻要餓肚子。

李云迪有國際聲譽，可以在其他國家去發展，去生活。但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自己所在的地方只能是中國。

所以，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不是為了明星，甚至也不是為了所謂的正確的觀念，而是實實在在的為了我們自己的生活。

時代當然總會不斷前進，但它打個盹，就是一個人的一輩子。

當年，一定有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看著姐姐們化了妝，穿著高跟鞋、旗袍去跳舞，心中羨慕，想著自長大了也這樣。但待到1986年，王蒙解禁交誼舞，她已經50多歲了。

現在，你打開手機，選擇一首外國歌曲；

你和朋友約著下班去學跳舞；

你打開微信，朋友給你發來一張熱辣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