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 《 活著 》 ， 成就了張藝謀 、 鞏俐和葛優 。 《活著》太苦了，但作者 余 華卻很 好笑 。
2021年，賈樟柯導演的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上映，鏡頭里余華的幽默展現得淋漓盡致。
有人評論，余華是一個被寫作耽誤的喜劇人，逗笑能力堪比郭德綱。
在賈樟柯的鏡頭里，余華坐在街邊小餐館桌前，被調料瓶、筷子筒、餐巾盒包圍。
他舉著手機看籃球賽，投入時，不禁發出“哎呦”的嘆惋疾呼。
一聲“哎呦”之后，一段長達二十分鐘的單人脫口秀表演開始了。他就像一個深諳喜劇之道的演員，死死拿捏住每一位觀眾的笑點。
他金句頻出。
“人類口腔是這世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只要作品能發表，什么光明結尾都能寫”，“女孩給我遞小紙條，我費盡心機小心翼翼拆開，生怕錯過美妙表白，結果對方只是想批評我弄壞了借走的圖書”……
放映廳里，一陣又一陣笑聲傳來，持續不斷，為他喝彩。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余華在看球賽
讀過一兩部余華小說的讀者，免不了要被他作品中的苦難所“誤導”，覺得作者本人也一定是嚴肅的、憂郁的、苦大仇深的。
看完電影后就會發現，真正的余華是幽默的，靈動的，甚至是可愛的。
在《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余華淡化了自己的作家身份。
他并沒有聊太多的文學觀點，而是在聊生活環境、成長經歷、愛情故事、個體感受等一些更為私密化的東西。
故鄉是一面鏡子。作家對故鄉的私人化記憶，決定了他們會如何書寫自己的作品。
當人們開始重新適應余華這個有些“反差萌”的形象后，再返回去讀他寫下的文學字句就會發現，文學與人生息息相關，文學賦予了人類一種尊嚴，普通人和作家站在同一個故鄉。
而這一切，都有跡可循。
余華與賈樟柯
幼時的余華，是一個對故事結局癡迷的小男孩。
他與文學的初遇，在70年代末。
那是一個書荒的時代，書本不是缺章少頁，就是沒頭沒尾。在余華看來，小說沒有開頭尚且可以忍受，沒有結尾則實在讓人難受。
少年余華，每日最常做的事，便是躺在床上，幻想自己讀過的每一本小說的結局。想了一個不滿意，就再想一個。
在下一本沒頭沒尾的小說到來之前，他有的是時間尋找最令人滿意的版本。
青年余華
類似的體驗，寫下《芳華》和《陸犯焉識》的作家嚴歌苓也曾有過。在她的短篇《書荒》中，她曾這樣描述“書讀不全”的體驗：
“或許是那種不甚幸運的閱讀導致了我謊述故事的習慣。我從來不能忠實地，照本宣科地講述一本小說。大概我從來沒那份從容把一本小說囫囫圇圇讀下來，沒讀的，接不上的，我就編。”
正是這樣破碎的閱讀，在作家生命中埋下了第一顆關于創作的種子。
《活著》電影劇照
余華的每個故事，都始于一個沒頭沒尾的場景，和一場漫長的幻想。
《活著》源自一首名為《老黑奴》的美國民歌。
余華聽了以后深受觸動，便開始想象一個中國農民的一生，一個順從又執著的“福貴”誕生了。他看起來對一切苦難都逆來順受，但誰也無法從他身上奪走活著的意志。
《許三觀賣血記》源自余華在大街上遇見的一個淚流滿面的老人。他聯想到，究竟是怎樣的遭遇，會讓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不顧體面、旁若無人地在大街上痛哭呢？
《第七天》則始于余華頭腦中突然出現的一個荒誕場景：一個死去的人接到通知，要去火化自己。由此，他展開了一段奇異的人生旅程。
《許三觀賣血記》電影海報，預計2022年上映
在文壇，棄醫從文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國內的魯迅、郭沫若，國外的歐亨利、契訶夫。
余華也不例外。高考兩度落榜后，他曾被分配到一家衛生所當牙醫。
余華從未接觸過醫學，但上班第一天，就開始給人拔牙。
他的師父姓沈，70多歲，也沒有上過醫學院，一上來就吆喝他：“小余啊，你看一遍，下一個就你干了。”
余華當時很緊張，連用哪把鉗子都不知道。
好在，他們服務的對象主要是農民，農民的牙齒總是到了不得不拔的時刻才會來醫院，所以余華一眼就瞧見了自己該拔哪顆牙。
拔牙的過程驚心動魄，但又出奇的順利。“當時我感覺壓根不需要我拔，它自己就要掉下來了。”
此后，沈師傅坐在椅子上看報紙、開處方，余華負責拔牙。
在長達5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大約拔下了10000顆人類的牙齒。他曾多次在散文中提到過，特別不喜歡別人張開的嘴巴，他覺得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拔牙拔得夠夠的了。
余華看到在縣文化館工作的那幫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第一次體會到了生活的不公。“我每天在那拔8個小時的牙，他們在街上東逛逛西晃晃，問他們為什么不上班，他們說溜大街就是在上班。”
余華當然也喜歡這種工作，他也尋思去文化館謀個閑差，還倍兒體面，自由自在。
出于這樣一個契機，余華開始走上小說創作的道路。
余華學習寫作小說的經歷和拔牙類似，都是“擼起袖子就干”。
雖然他當時認識的字少，但他很自信，閱讀的起點也很高。
第一次，他找了一本叫《人民文學》的雜志來看。首先看的是標點。什么時候該使用引號？什么時候該使用逗號？什么時候該使用句號？
看了兩頁以后，就覺得“算了，還是直接寫吧！”
“后來的評論家總贊揚我的文字簡潔，那是因為我認識的字少。”這就是所謂毛主席說的，“壞事會變成好事。”
從文的道路一開始并不順遂。余華總在被退稿。據他自己描述：“我收到的退稿加起來，比中國的城市還要多。”
彼時，他住在一個院子里，郵遞員總是會將退稿從圍墻外扔進去，他父親一聽到“啪嗒”一聲，就意識到退稿來了，隨即便會吆喝余華去拾掇。
青年余華
余華也時常調整自己投稿的策略。每當被退稿一次，他便會將自己投稿的雜志調低一個檔次。
拔牙拔了5年，投稿也就投了5年。
就在他準備放棄時，1983年1月，《西湖》雜志發表了他的小說《第一宿舍》。同年12月，《青春》雜志也發表了他的小說《鴿子，鴿子》。
那一年，最讓余華感到高興的事是，他接到了《人民文學》編輯周雁如打來的長途電話。周雁如告訴他，他投去的三篇小說都寫得很好，都會發表。但有一篇，結尾不夠光明，要改。
余華一拍腦門應允：“改！只要能發表，別說結尾了，我從頭到尾都給你改光明咯！”
就這樣，余華被邀請去北京改稿，來往車票及住宿費全部報銷。
稿子不到一天就改好了。余華并沒有急著回家，而是在北京待了一個月，玩遍了所有景點。離開北京前，他兜里裝著各種報銷費用，加起來總共有八九十元。
在八十年代，這十足是富人的派頭。在回家的路上，余華路過德州，為父親帶回一只扒雞：“你兒子真的出名了！”
第二年，1984年8月，余華如愿被調到文化館，正式走上文學道路。
第一天去報道時，余華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卻發現自己是第一個到的，他意識到“這個單位來對了”。
接下來的日子里，余華整日在大街上溜達，找人陪他玩，直到沒人跟他玩，才意興闌珊地回家開始寫作。
1998年，余華、蘇童、莫言、王朔4個中國作家去意大利參加遠東地區文學論壇，討論的議題是“我為什么寫作”。
當時，他們四個作家互相根本不知道對方是寫什么的，余華率先站上去就將自己的稿子念完了。
“我為什么寫作？不愿意做牙醫，不想回憶青春時發現只剩下張開的嘴，想睡懶覺，不用上班，還能掙稿費。”
第二個上去的是莫言。莫言是當兵的，哨兵，需要每天站崗。當了好幾年哨兵后，他想給自己擼一雙皮鞋，可是沒有錢。寫小說是為了買皮鞋。
在后來的訪談當中，余華調侃自己、莫言和王朔的理由都不靠譜，贊蘇童“純潔”。蘇童說“我是因為考上北師大后發現自己熱愛文學，于是開始寫作”。
但蘇童當時是最后一個念稿子的，聽完前面三位作家的分享后，他死活不愿再上臺。因為他覺得自己寫的很丟臉。
“我怎么會這么寫呢，我太蠢了，我怎么能說自己是因為熱愛文學才走上文學道路呢！我應該跟你們一樣，瞎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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