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長津湖》中，胡軍扮演第七穿插連炮排排長雷公。（圖/ 由被訪者提供）
電影《長津湖》有一幕讓人瞬間淚目：第七穿插連炮排排長雷公（本名雷睢生），為了保護連隊，把敵人投擲的標記彈放在車上，沖向敵軍陣營，最終被炮彈擊中。
奄奄一息時，雷公抽搐著喊疼：“疼，疼死我了！”“別，別把我一個人丟在這。”此時，沂蒙山小調響起，很多人哭出了聲。
作為一個從業30年的演員，胡軍演活了雷公這個角色。胡軍出生于軍人家庭，父親胡寶善曾參加過抗美援朝。
胡軍說：“我記得母親說他參加抗美援朝時才18歲，他背過傷員，立過三等功，迎著風雪為戰友們唱過歌兒、彈過單弦。”
參演這部電影，胡軍仿佛重溫了一遍父親當年走過的路。
拿到劇本之后，胡軍一直琢磨該如何建構人物，他加了兩處細節：掛在耳朵上簡陋的擴音器（打過多次仗，耳朵肯定早被震得不好使了）；拋棄原有普通老式煙袋，讓道具師傅重新焊了一個精巧的。
胡軍解釋道：“他（雷公）雖表面粗壯，是個混不吝的糙老爺們，但其實手特別巧，骨子里純良且天真，熱愛生活，也懂得生活。”
雷公的結局，成了很多人心里的痛，為了紓解心中的意難平，有網友為雷公畫了一個家——“雷公，房子蓋好了，可以回家了。”畫面里，雷公跟戰友伍家兩兄弟坐在一起，在新房前叼著煙袋，一臉滿足。胡軍看后回復：“哎呦，暖死我嘍。”
“雖然豪爽，但非常會照顧人”
胡軍小時候特別調皮，總愛惹禍——把白菜當成地主老財，拿紅纓槍扎；把運煤車的氣門芯兒拔了，全都灌上水；跟小朋友打架——因此經常被父親揍。父親也從沒跟胡軍提過抗美援朝的經歷，那些過往都是胡軍從母親口中得知的，他說：“那個年代的父子關系都是比較緊張的，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威嚴、不可逾越、說一不二。”
有了孩子之后，胡軍把上一代人的教育方式沿用在兒子身上，結果兒子一看見他就躲：“我從外面拍戲回來，兒子說，爸爸回來了，爸爸你好，之后扭頭就跑。”為了修復和兒子的感情，他想方設法拉近彼此距離。
現在胡軍跟兒子的相處模式有點像朋友。拿到《長津湖》劇本后，他給兒子胡皓康看，沒想到康康仔細翻閱后，看出了問題，給爸爸編輯一條短信指出來。討論劇本時，胡軍拿出這條短信，跟軍事專家討論，專家看后跟康康的觀點保持一致，于是劇組修改劇本。
在胡軍看來，跟年輕人相處姿態要平等，不能端著，相處時也一定會有代溝，但代溝不是問題。“沒有代溝哪來對比呢？沒有代溝怎么知道自己的堅持是對是錯？”他正視代溝，一直用開放的心態看待差異。
在綜藝《僅三天可見》中，胡軍跟脫口秀演員呼蘭相處三天，觀察彼此的生活和工作，碰撞出了不一樣的火花。他們從一開始互相不甚了解的兩個人，到邊喝邊聊放松下來，討論哲學和困惑，最后導演組都回家了，他們仍聊得火熱。節目里展現的不僅是兩個身處不同領域的人的跨界交流，更有著兩代人對當下生活的反思和見解。
胡軍好奇呼蘭的工作狀態，去線下開放麥看呼蘭表演，見面前專門補了很多脫口秀視頻。
胡軍認為呼蘭的脫口秀有個人思考在里面，有一定的知識性，呼蘭卻謙稱自己的脫口秀就是聽一樂，本質上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胡軍拍拍呼蘭的胳膊：“說得對，我們也一樣，演一個話劇，讓人感動或深思，你解決啥問題？莎士比亞都解決不了，更甭提咱們了。”
他們是有共識的。呼蘭告訴胡軍：“以前我就是個程序員，天天上班，突然一下這么多人認識我、喜歡我，讓我有德不配位的感覺，很慌，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胡軍寬慰他：“沒事兒，會習慣的。”呼蘭說：“不敢習慣，很多東西一旦習慣就完了。”
胡軍心有戚戚焉：“做演員也一樣，是老天爺賞飯吃，需要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地捧著自己的飯碗。”
導演關錦鵬曾評價胡軍“雖然豪爽，但非常會照顧人”，不深入了解胡軍，很容易被他豪爽的外表蒙蔽，從而忽視他細膩的一面。
在《僅三天可見》節目錄制過程中，胡軍看到呼蘭不停地推眼鏡，就向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詢問眼鏡度數，在節目結束時，送給呼蘭一副更輕便的眼鏡。呼蘭把自己寫的段子給胡軍看，胡軍也會積極分享經歷，希望幫到對方。談及當下的消費觀，胡軍覺得“為其所累，又樂在其中”，這句話最終被呼蘭用在段子里。
胡軍寬肩厚背，皮膚黝黑，氣質硬朗，一直被稱贊為“行走的荷爾蒙”。談及這些夸贊，胡軍不以為意，他說：“我雖然身高185（厘米），又黑又壯，感覺很有男人味，但一米六或者不到一米六的男人身上一樣有男子氣概，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男子氣概是沒法定義的，如果弄成一個概念做區分，我覺得有點愚蠢。”
胡軍是傳統的，通過對家庭的態度、對孩子的教育，以及對性別觀念的認知，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傳統。
但他非常真誠，因此顯得不油膩。提及妻子，他會感嘆妻子盧芳的不容易：“為了帶孩子，起碼犧牲了得有幾年時間。她表演有靈性，在舞臺上太厲害了。”盧芳一畢業就分到人藝演女一號，身邊天天圍著一堆男同學，胡軍警告他們“兔子不吃窩邊草”，結果最后“窩邊草”被他吃了。
二人因一張飯票結緣。某次排練完，胡軍沒帶飯票，找盧芳借了一張，還票時盧芳堅持不收，胡軍便提議請她吃飯。“那時候我特愛喝啤酒，剛開始我喝了半瓶，后來她說‘我能跟你一塊兒喝嗎’，我說‘那當然好了’，結果就是她一瓶我一瓶，到最后每人喝了八瓶。”之后，兩顆年輕的心碰撞到了一起。
在話劇《哈姆雷特》中，夫妻二人再次同臺演出，表演中胡軍修改了兩處臺詞——“像一個娼婦那樣破口大罵”中的“娼婦”被他改成了“潑婦”；“我就像一個老娘們兒”被改成了“我就像一個只會嘮嘮叨叨的廚娘”。休息時，他大多待在家里陪妻子和孩子，妻子曾在微博上曬出他和兒子一起健身的照片，照片里他身材健碩，那是多年堅持鍛煉的結果。
在綜藝《僅三天可見》中，胡軍跟脫口秀演員呼蘭相處三天，觀察彼此的生活和工作。（圖/ 由被訪者提供）
“這些標簽，全是拿作品贏來的”
曾經，胡軍的夢想是做一名記者：“當時大家全都是報考清華、北大、人大，人民大學最厲害的就是新聞系，我覺得當記者特時尚，可以到處跑、到處拍，寫自己喜歡和關注的事，還能引起大家關注。”但一場急病影響了高考，他最終沒能如愿。
老師建議胡軍考表演，于是他報考了中央戲劇學院。在中戲初試考聲臺形表時，他唱了一首意大利語混著中文的《我的太陽》，拉著椅子跳了一段老式探戈。
胡軍說探戈是突擊訓練的結果，是跟爸爸現學的，而《我的太陽》則在很小的時候就學過。他出生在藝術世家，父親和大伯都是著名歌唱家，在這樣的環境里耳濡目染，他自然有一定的聲樂基礎。
胡軍所在的中戲87班，涌現了非常多的好演員，但他外形仍十分突出，演員何冰評價說：“一入校就憑借高大的體形當選班長，又高又黑又酷，穿長風衣，戴墨鏡，梳一大背頭，雄赳赳氣昂昂的。”胡軍跟何冰同宿舍頭對頭睡了四年，一個是班長，一個是團支書，經常斗嘴開玩笑。
上大學時，胡軍有個外號叫“睡神”，他解釋說因為經常沒錢吃飯才總睡覺，“每個月的伙食費不到半個月就花完了，只能通過睡覺的方式擋餓”，甚至夢里都在為吃發愁，有一次半夜說夢話，他張口就是：“一個饅頭要我一塊錢？”
進了大學，胡軍很快愛上了表演，天天跟一幫喜歡戲劇的人聚在一起排練。那時候搖滾剛進入中國，一幫年輕人討論搖滾、列儂、甲殼蟲，討論貝克特，“凡是學校沒有的東西我們都在討論，那時候一心追求舞臺藝術，想當表演藝術家”。
1991年，胡軍從中戲畢業，憑借畢業大戲《打野鴨》的精彩表現，他被北京人藝挑中，成了一名專業的話劇演員。
但滿懷豪情進入人藝之后，他卻跑了一年半的龍套，“一天的排練費才幾塊錢，演出費也不高，養活自己都困難，更甭說談個女朋友了”。
胡軍產生了自我懷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認為自己是中戲的高材生，應該永遠站在舞臺中央，但一到了人藝這種殿堂級的地方，一下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但他閑不住，沒有戲演，就在外面跟孟京輝和蔡軍組織排戲劇，他笑稱：“一邊在外面演戲劇當主角，一邊繼續在人藝跑龍套，生活還挺豐富的。”
2000年之前，胡軍的全部熱情都獻給了戲劇，但迫于生活壓力，他開始逐漸轉向影視。他的轉型很順利，幾部劇便成功走進大眾視野。在新版《天龍八部》中，他扮演男一號蕭峰，相比于舊版蕭峰的正氣和理性，他飾演的蕭峰多了一絲野性和不羈。
能出演蕭峰，胡軍倍感榮幸，因為在金庸的武俠小說里，他最喜歡的就是蕭峰。他對蕭峰的塑造，除了贏得大眾的喜愛，亦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認可。在金庸90歲大壽時，胡軍前往祝賀，金庸舉杯對胡軍說：“我跟我的蕭峰干一杯！”
蕭峰之后，胡軍又接連演了好多英雄角色——《楚漢風云》里的項羽、《赤壁》中的趙云、《影》里面的戰神楊蒼，一個個鐵骨錚錚，無不驍勇善戰，也因此胡軍被貼上了“硬漢”的標簽。
在一次采訪中，被問到是否想撕掉標簽時，胡軍說：“不不不，為什么要撕掉它？得來不易啊這些標簽，全是拿作品贏來的，理應感恩觀眾給的這個稱號，我完全不想撕掉。”
“人要學著感恩，感恩讓我冷靜，也讓我知足。”胡軍很清楚自己的長板在哪，但硬漢之外，他從未把自己禁錮在某一類角色里，一直在尋求更多的可能性，他說：“我演過大俠、帝王將相，也演過很多小人物，有強項不能舍棄，但也不要把自己給固定住了。”
隨著閱歷的增長，胡軍變得通透，對于名利場，他看得很淡：“火了紅了，那是你的福報；不火不紅，完成任務，那是你的正常。好好演戲，才是根本。”于他而言，做事情，要給自己留一條下山的路。
胡軍從來都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對別的不多做強求。回憶起當年的畢業大戲，他頗為自豪地說：“當時找了蘇聯一個很著名的導演來導，男一號沒敲定，所有人都想成為男一號，競爭非常激烈，我天天背臺詞，研究劇本，幾乎不休息，最后男一號被我爭取到了。”
胡軍說：“向內求，是不怕被質疑的，但向外求，當質疑拋過來的時候，對自己的質疑會翻倍，非常可怕。”
電影《長津湖》里有個片段，雷公問伍萬里為什么想當兵，伍萬里回答“為了讓我哥瞧得起我”，雷公說：“讓你的敵人瞧得起你，那才叫硬氣！”胡軍應該也有一樣的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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