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頭小學的校舍被排排相疊的瑤族民居環繞著，時常有村民站在自家窗前向校園內張望，還不清楚這群穿著紅色沖鋒衣的人，將為這片土地帶來什么。
從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廣州出發，客運大巴駛向西北，從城鎮開到山野，從國道開進村莊，穿越數十座隧道，沿著山勢一圈一圈繞到連南瑤族自治縣大坪鎮。
4個半小時，270公里，九曲十八彎的山路，隔出兩個世界。
這里層層白云重重青山，云霧繚繞在山巔，山上是石頭，山外面還是山，除了平整的耕地以外，大多被林木包裹，耕地里主要是一年一季的水稻和稻田魚。
21年前，冼勵勇還沒從美術學校校長的位置上退下來，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被一輛人力三輪車拉到簡陋的教育局辦公室，去談鄉村教育問題，而后，每隔幾個月就要來看看。
21年后，他仍舊走在山路上，相熟的村長拉他喝酒，他一邊笑罵“再喝酒命都沒有了”，另一邊避開周圍的視線吞下幾粒降壓藥。
冼勵勇用手擋住藥片
他此行的身份是雪佛蘭·紅粉筆教育計劃（以下簡稱“紅粉筆”）廣東站的志愿者，同行的還有另外7個年輕人，來自各行各業，南腔北調，他們最終的目的地是依山而建的橋頭小學，用一周的時間，為那里的184個孩子帶去一些新東西。
橋頭小學的校舍被排排相疊的瑤族民居環繞著，時常有村民站在自家窗前向校園內張望，還不清楚這群穿著紅色沖鋒衣的人，將為這片土地帶來什么。
第一天授課結束后，復盤的過程比預想的要長一些。
坐在校方提供的臨時辦公室里，志愿者們的臉上都沒有太多笑意，無論是有15年紅粉筆志愿經歷的老兵冼勵勇，還是初出茅廬的新人，都多多少少遭遇了一些困難，生出一些困惑。
項目負責人徐向飛開誠布公地說：“在紅粉筆的志愿者中，有一批人會被定性為‘一次性志愿者’ 。評估標準里，最重要的不是積極性，而是課程質量。”
第一堂課，有的志愿者的課程設置遭遇了水土不服，迫切想要傳遞的新知識被充滿新奇感的孩子打亂，一度陷入僵局；有的志愿者反饋與學生的溝通不順暢，個別孩子很調皮。
復盤會之初，聯想起社會上對于“短期支教”的諸多質疑，他們也開始懷疑自己此行的意義。
“影響”，是會議后半段的高頻詞。
負責趣味英語課的陳佳曾經也是“山里娃”，在她成長中，無數次被大人打上不平等的標簽——“你不是城里人”、“補習班是有錢人上的”。直到有一天，短暫停留的支教老師告訴她可以主動為自己爭取，去參加競賽。
“她像一道光一樣”，陳佳說。她并不記得當年的支教老師教給自己哪些高階知識，但三言兩語之間她的命運已經被影響了。
體育老師盛德楊（化名）本職工作也是一名教師，過往的實際教學經驗讓他比其他志愿者更加輕車熟路地適應了這里的教學生活，在到來之初就跟學校里最頑皮的幾個學生打成一片。
他引用評論者許子東對作家余華作品的評價，為大家解惑：“只有厄運，沒有壞人”。
“生在山里的孩子在文化學習上具有天然的劣勢，環境造就人，并不是他們不努力，我們不必去定義他們，也做不成救世主，不妨多一些鼓勵和正向的影響。”
橋頭小學的校服為東莞某創業學校捐贈
雖然同樣也遇到了一些小波折，但冼勵勇把歪掉的紅帽子擺正，捋了捋花白的頭發，顯得比年輕人從容一些。平日里總有人拿著關于鄉村教育的論文，請他給點意見，他常常是拒絕的，“去做就好了，寫那么多又不會中狀元，走走彎路也沒關系的”。
摸著石頭過河的人們，有時會把石頭誤當作是河，但其實更重要的是前進。
早在10月，陳佳就早早地跟隨冼勵勇到連南縣的村子里打前站。
她發現，村民羞于與外來人對視，陳佳能夠感受到躲閃的眼神里有對山外面的向往。雙方明明相距咫尺，但感覺非常遙遠，對于彼此而言，他們各自所處的環境，都是“另一個世界”。
陳佳
“紅粉筆”抵達橋頭小學的前一天，正趕上瑤族最隆重的“盤王節”，很多在外打工的瑤家人都會請假回家，“就像漢族過年一樣”。
提起父母們的歸來，孩子們會不自覺地咧開笑容，被問及父母何時再走時，他們輕輕吐出一句“明天”，眼神很快轉向別處。不久之后的期末家長會，可以預見的，又會是老人家們的“聚會”。
家庭教育有限，孩子的眼睛越不過大山，更別提翻過去。
橋頭小學有14名專任教師，都是數學、語文等主科專業出身，沒有專職的音體美素質教育課程相關的教師，課程的開設均由其他課程老師兼任。老師們的專業限制加之本身的教學壓力，素質教育開展起來舉步維艱，很難兼顧各不相同的孩子。
“紅粉筆”的到來，把趣味教學搬上講臺，讓山里的孩子知道海的咸味，為他們補上了缺失的一課。
或許，在物質支援已經得到保障的當下，“上好學”已經替代“有學上”，成為鄉村教育的新命題。
陳佳在正式授課前緊急調整了方向。
在她原本的設計中，有“跟哈利波特學英語”，也有美國的游戲學習法，但當她了解到這里的情況后，課件大多被擱置，“我會留到以后的課堂上”。她作為定居深圳的英語教育者，決定在“紅粉筆”之后，把戰線拉長，“這次我先跟學生建立情感鏈接，因為沒有愛就沒有教育”。
陳佳在課堂上落淚
而無法長期相伴的黃淑鑾則刻意與學生保持距離，當孩子們將自己家的梨、泡泡糖，甚至咬過的包子等他們認為是最好的東西送給她時，她小心地拿捏著分寸。
“我不希望孩子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這樣會讓他們更失落。”她會在一開始就告訴孩子，大家只能共度7天，會介紹大山外面的世界，但極力避免與當地比較，她希望把選擇權交給孩子，只要是他們自己選的，無論是走出去，還是留下來，便都好。
黃淑鑾
在她參加的甘肅站“紅粉筆”的最后一天，幾個女孩擠在辦公室門口，黃淑鑾想上前說話，女孩們很快散開，她追上去，其中一個女孩一抬頭眼淚便落下。
她蹲下來，用懷抱攏住她們，“7天到了，老師就要去做自己的事情，你們也會遇到其他人，每個人的人生階段都會有不同的人出現，這是正常現象”。
接受離別，是她教給孩子們的最后一課。
一墻之隔的地方，冼勵勇在教孩子們唱，“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隨，蟲兒飛，蟲兒飛，你在思念誰......”他告訴孩子們，以后想念家人、想念老師的時候，就可以唱起這首歌。
教美術的姚亮在自我介紹時隱去了聯合國駐華辦事處項目官員的頭銜，他沒想過要被孩子記住，但會保留孩子們的畫作，“他們不需要記住我，只要成為自己”。
他讓被孤立的殘疾孩子第一次獲得用畫筆表達自我的機會，“你看他在火箭上寫了自己的姓，‘李’，他想坐著火箭上天，你說他心中的世界有多大”。
殘疾孩子的畫作
在他的美術課上，孩子筆下的線條自由，窗外的筆記本上多了幾條規整的“1、……2、……3、……”，本校的老師倚在窗臺上記錄下課堂點滴，他說，“想多學一些，以后你們走了，我們也就會教了”。
在“紅粉筆”計劃初期，冼勵勇曾參加過貴州站的支教活動，10年后回訪，他驚訝地發現，老師還是當年的那些老師，不多不少，只是從30多歲變成了40多歲。
鄉村學校的長期教師流動性很弱，除了打開孩子的世界，“紅粉筆”也希望可以給老師們留下點什么，從2019年開始，雪佛蘭和《21世紀經濟報道》還增加了鄉村教師培訓和“啟夢之旅”夏令營活動，不僅帶給了山村的孩子們新知，還為鄉村教師帶來了更多教學活力，促進鄉村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2006年，是雪佛蘭·紅粉筆教育計劃的元年，他們從麗江出發，邁出了支教第一步，現在足跡已經遍布全國各地，從最初的1所學校到如今的134所學校，一路上“粉筆頭”（紅粉筆志愿者的昵稱）家庭的成員也不斷壯大。
那一年，冼勵勇成為“粉筆頭”中的一員，一個地方，一抹紅色，如今已經積攢了一個衣柜的紅色隊服，他的女兒也參加了兩站“紅粉筆”支教，他希望再堅持10年，“到時候我的小外孫女也快18歲了，可以參加‘紅粉筆’了”。
15年來，冼勵勇很少主動打聽被支教孩子的后來，偶有喜訊，只遙遙相祝，轉身繼續向前。
15年匆匆而過，“紅粉筆”步履不停，時代激蕩萬千氣象變化中，最彌足珍貴的是長久的堅持，不駐足一時的光輝燦爛，而是在逢溝過溝、逢坎過坎之間，守候未來。
就像志愿者黃淑鑾所寫的“誰也不知道，種子種下去，能不能生根發芽。對于孩子們而言，老師哪個知識點，甚至哪一句話是種子，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只有時間知道。”
走出大山，或許要穿過許多隧道，但不斷匯聚的“粉筆頭”，讓山里的孩子提前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源，從此風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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