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微見著、舉重若輕，chaque舊帖一篇。來源： chaque 2008-01-03

題目有點搞笑，演藝巨星王力宏并沒有著書立說，更未開宗立派，在學術上當然也就談不上有什么淵源可言。這兒想講的是王同學家族跟近世中國學術的一點關系。

王同學力宏，1976年5月17日出生在美國紐約；父親王大中，醫生，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母親李明姝，臺灣政治大學畢業。單純從雙親看來，王的學術潛質似乎不是很高；但該同學的歌迷大都知道，他還有一位非常有底氣的奶奶。

報道說：“……王力宏的奶奶非常慈祥，當時王力宏在娛樂圈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對此，老人卻平靜地說：‘這沒什么，唱歌只是種職業，混口飯而已。’”

這位氣魄超大的奶奶，究竟是什么人？歌迷們有的是探究的熱情，只消三兩下子，奶奶的真實身份就浮出了水面：

許奶奶留芬，北平清華大學九級學生，讀經濟系。其父為民國知名的海軍將領許鳳藻（1891無錫—1953臺灣），曾有功于武昌首義，并受國父孫中山先生接見題字：“海天一色”。

從"九級學生"這一點，可推斷出許奶奶應該是1933年入學，清華學校自1928年改制為清華大學， 1929年畢業的為一級，以后逐年類推。（現在的北京清華則按照入學年份稱為幾字班，如2007年入學就是7字班了。）

曾經的清華學生許留芬小姐嫁給了浙江義烏出身的王新明先生，1949年初與轉職赴任的許鳳藻將軍一起離開大陸到了臺灣。在臺灣，許同學成了許教授——臺北商專的會統科主任，著有《會計學原理》、《英漢漢英會計學辭典》等大作。至今該校仍設有"許留芬獎學金"。所以“唱歌只是混口飯”，對于著作等身的奶奶，簡直是理當如此。

還不止此。奶奶是許將軍的長女，她還有一位令弟許倬云（1930無錫—），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當今最著名的華人文科學者之一。同時也自1989年起擔任CCF基金會（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的美國分部主任。著名的旅美學者陸揚、冀小斌，都曾經受益于這個基金會的獎學金。

而許留芬同學遠在北平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則是一位熱血的革命青年。她參加了蔣南翔同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社聯小組”的女子分舵：

在地下工作方面，蔣南翔主動找了原社聯小組成員陳落（陳國良）、牛蔭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聯小組，這是當時清華僅有的一個地下革命組織。不久，蔣南翔與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組織關系，并參加了黨領導的秘密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原是宋慶齡等發起的，后由于國民黨的壓迫，已成為秘密組織）。清華大學小組參加者有姚依林（姚克廣）、楊述（楊德基）、吳承明、黃誠、楊學誠等，多為十級的同學。“社聯”小組逐步擴大，以后又通過孫蘭（韋毓梅）在女同學中建立了“社聯”小組，參加者有孫蘭、許留芬、韋君宜（魏蓁一）、王作民、魯心貞、李立睿，后來又吸收了紀毓秀、高景芝、陳舜瑤、郭建（郭見恩）、黃葳（戴中扆）、吳瀚、張自清（張厚英）等女同學參加。

另有記載說：

清華的黨組織在兩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壞，愛國學生運動陷于低潮，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清華園。在這樣形勢嚴峻、又與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蔣南翔臨危不懼，繼續堅持戰斗。他公開出面發起在同學中進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學，不避風險，和九級同學許留芬一同到東城錢糧胡同，探望當時被視為“要犯”關押在北平憲兵三團的清華同學、共產黨員徐高阮和共青團員張宗植。

1935年12月，為了抗議日本軍隊對中國領土的占領，清華大學部分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上述蔣南翔、楊述、張宗植、韋君宜（魏蓁一）、徐高阮、許留芬奶奶都是重要的發起者和參與者。

比如韋君宜，比許留芬同學低一屆（十級），就讀于清華哲學系。一二九運動后很快入黨，1939年赴延安，在第一任伴侶孫世實同志（也是清華十級學生）犧牲后，與上述楊述同志結為夫婦。解放后歷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國青年》雜志總編輯、北京市委文委副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等職。

我們的疑問是，為什么革命資格上很深厚、學術上很強大的許奶奶，竟然沒有像韋奶奶君宜同志（又被尊稱韋先生）一樣，成為我黨的高級干部，甚至人民文學出版社另一位社長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引出另一位著名的學術人物。不巧現在時間緊迫，等我去吃個飯回來再說吧。

吃飯回來了，沒想到這里有這么多位師友捧場！實在感謝大家，尤其是woi55兄還幫忙搜到了許奶奶的近照！不過也許天涯相冊的鏈接對外有保護，很多網友都看不到，我在這兒就把許奶奶的幾張照片都上傳到咱們論壇，確保大家能一飽眼福。

這是woi55兄貼出的那張：

這是另一張有正面的：

“niegm04:建議chaque同學把題目改為王力宏同學的家學淵源，似乎更切題一些！”

很佩服niegm04兄的建議，可惜至今也未見王同學繼承許留芬教授、許倬云教授、乃至許鳳藻艦長的某方面學術成就，所以私意以為“家學”也不太貼切。因此標題就還是用“學術淵源"字樣，含混地過去算了吧。

每年開學前，我在看報紙上刊登當屆新生名錄的時候，心里都會洋溢著一種奇怪的，藝術家似的趣味；好像在玩味，眼前的這么多名字里，究竟哪幾個會成為朋友或戀人，哪幾個將終生為敵，哪些人會以哪些更晦暗、更難以捉摸的方式，在此后的一段生命中致命地相遇？

下圖是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通告第八十一號（1933年8月），清華大學第九級新生名單的一頁。轉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稿第二卷（下）--國立清華大學時期（1928--1937）》P852。

“yngwie:「楊聯陛」，是不是打錯了？ 「陞」 ”

可不是嗎，這就是后來以“漢學界的警察"著稱的大師楊聯陞教授。當時他老人家正是王力宏奶奶在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同學（說的這一屆學生像是南山敬老院似的）。

說到這一屆學生，仍據《清華大學史料選稿第二卷（下）》p864編者注，"該級1933年入學新生285人，1934年插班生56人，1935年插班生17人，三年共入學458人，畢業257人"。

讀到這里，我又對大陸出版業有點腹誹：285+56+17=458?這樣的算術錯誤，大概能進清華大學出版社工作的編輯，早就該學過怎么避免吧？

總之，無論是三年共入學358人還是458人，最終畢業的人數都只有257個。這257人的名單，前引書也有列出，許留芬同學、楊聯陞都赫然在列（陞字這回寫成了“升”）；而剩下那不走運的101名或201名未畢業學生中，就有剛才天人合一兄曾提到的，我也曾用紅線畫下的，徐高阮同學了。

廣陵書社1997年版《中國近代學人像傳》 p141-2，為我們提供了徐高阮先生的傳略和照片。

從上面零星的傳記信息可以看出，徐高阮同學世代官宦，到他令尊徐老先生一輩也做過戶部員外郎，這與許留芬同學的武昌首義艦長老爹，形成了一種相當有趣的對稱。

另一點有意思的是，傳略里面講到“先生自幼在北平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抗戰軍興，自平而滬而滇，由滬江大學轉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

這段話如果屬實，那么徐同學至少在四所大學讀過本科。但據我掌握的資料，這個“在四所大學讀本科”的說法還不夠確切。首先，1938年1月的“長沙臨時大學學生名錄"中（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

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華、南開》 p577），徐高阮被列入“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三年級”的學生中（名錄中最高年級為四年級）。算上這個“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的前身），徐可以說是上了五所大學的本科。

其次，他最終也沒拿到過本科文憑。據友人回憶（《何鳳元集》 p104），“...徐后來去昆明西南聯大繼續上學，就在快畢業的那一個學期，因為和食堂管理員吵了一架，學校以此為借口把他開除了。”友人并評論說，這是因為學校了解他的歷史，根本不想要這個學生。

傳略中說“先生天資極高”，這個評語是既表撫慰、又含惋惜的，因為“天資極高”之類的說法通常只用在那些未能功成名就的學者身上（我們不會說楊聯陞天資極高，就算他確有過人的天分）。徐高阮雖然沒畢業，但還是陳寅恪教授點名指定的助手，并被認為是最能繼承陳大師衣缽的弟子。我們知道徐的《重刊洛陽伽藍記》嚴格地實現了陳提出的“合本子注"的創見，出版時也由陳作序，給出過很高的評價。

但學歷上的欠缺，確實限制了徐的發展。傅斯年也頗看重他，把他帶到了臺灣史語所。他在那里擔任圖書管理員，直到1969年去世。關于徐在臺的一段生活，他的后輩知己劉述先教授曾在《中國哲學與現代化》一書中有專文介紹。劉教授說，徐管理員在學界的面目很模糊，一時被視為“孫中山研究家”，一時又被當成“胡適之研究家”，此外的作品只有幾種零星的翻譯。他的生活則極為困窘，迎娶一位臺灣本土女郎需要交納聘金，竟至借了多年高利貸。劉教授曾替他斡旋一個東海大學的教職（徐甚至都沒有指望副教授，說是當個講師就滿足了），后未果。在晚年他因誤會，卻與李敖和殷海光師徒交惡筆戰，最后在憤懣中下世了（殷也與他同年去世）。

天人合一兄前面提到的《山濤論》我也見過（這里畢竟是八卦貼子，就不談學術意見了），傳說周一良先生評價極高。該論刊出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一分中，出版于"民國五十八年"，目錄上已經注明是“徐高阮 遺作”了。

上面的學生名錄里用紅筆畫了三個人名，徐、楊和許。其實在本文中，后世聲名最高的楊反而是個陪襯。另一方面，談到許留芬就不能不談徐高阮。因為他倆是革命戰友，是紅色戀人。

前面介紹蔣南翔同志的革命業績的時候，有個段落說：

清華的黨組織在兩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壞，愛國學生運動陷于低潮，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清華園。在這樣形勢嚴峻、又與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蔣南翔臨危不懼，繼續堅持戰斗。他公開出面發起在同學中進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學，不避風險，和九級同學許留芬一同到東城錢糧胡同，探望當時被視為“要犯”關押在北平憲兵三團的清華同學、共產黨員徐高阮和共青團員張宗植。

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當時的共產黨員徐高阮同志在黨內的資格地位甚至超過蔣南翔本人。徐是彼時清華大學中最老的一批黨員，職位最高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蔣任清華支部書記）。而九級同學許留芬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地（或單純出于義憤地）去看望徐高阮，因為他們正值熱戀，無論上課、去圖書館、進城，都是出雙入對。徐同志坐了牢，許同學當然也不能例外。

事實上許同學還真的坐了牢，時間就在徐同學入獄的70天后。兩批人坐牢的原因說來可笑，是因為左右兩派的學生爭奪學生會的領導權，右派失勢后，居然向國民黨市黨部告密。因此在1935年初，政府分兩批逮捕了清華學生共19人，徐高阮和同屬元老派的張宗植甚至被解送南京審訊。而我們的許奶奶留芬，因為家族奔走（許鳳藻艦長和另一個被捕學生柳無垢的父親柳亞子都算是社會名流），倒很快就簽署了悔過書，被釋放了。

那么徐高阮同學在獄中是怎樣堅持對敵斗爭的呢？很少有史料涉及這個方面；同案人回憶說，當時他們都交待自己是共青團員，有人甚至記得徐供出了一個外圍朋友，害得不相干的人也連帶坐牢。總之他們被押送南京后，也還是好端端送回來了。清華也一樣讓他們繼續讀書，只不過，正如上面記錄的，這類骨干分子就很難拿到文憑。

許留芬是怎么一個學生？現在已幾乎無可考證，只有零星記敘她是很”文雅“的一個人，但在學運斗爭中也相當激昂，“怒氣沖沖”。

徐高阮是怎樣一個學生、黨員？這個資料就很豐富了。首先得說，讓他從學生積極分子中脫穎而出的是，他比一般熱血青年還要積極，善于組織各類活動。他入清華學習的幾年，校內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就是上面提到過的中共外圍組織“社聯”的前身）和“現代座談會”，專門吸引好學深思的學生接受“理論”的熏陶。我推測，許留芬同學就是他在這么一次研究會或座談會上遇到的好伴侶。

其次，根據左傾非黨同學的描述，徐同學具有地下工作者的天賦：詭秘、倨傲、聲東擊西，”令人捉摸不透“。在他周圍聚集了若干差不多老資格的同志（高承志、蔣茀華等），形成了一個被稱作“元老派”的圈子（徐的黨內代號是“老王”）。元老派諸人，或多或少都對徐有些崇拜，而看不起“少壯派”和黨內水平不高的“負責干部”。

再次，說到理論，徐的動筆能力和論辯技術也有目共睹。但他在地下工作者中間，也許是太有獨立見解了，居然自辦刊物，并在公開雜志上也撰文，批評黨內的宗派特征，主張抗日應由國民黨政府統一領導。這與“少壯派”和黨內當時的主流意見形成了激烈的對立。負責北方局的劉少奇同志不得不親自出面，在內刊《火線》中發表文章批駁徐的觀點。最終在彭真同志主持的學委擴大會議上，徐高阮仍然固執己見，領導上甚至請他把問題帶到“延安解決"，“他不肯去，還要繼續辯論，最后被開除出黨”。

時值1937年初，徐本該是大四學生。南京之旅耽誤了近一年，所以雖然許留芬能夠在37年畢業，徐同學的學歷卻凝在了大三。傳略里，“先生自幼在北平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至"抗戰軍興“之間，只有一個短暫的逗號而已，誰能知道這符號展開了，竟是這么一出以反高潮結束的境況劇呢？

徐高阮傳略中說，"抗戰軍興，自平而滬而滇，由滬江大學轉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我們發現這個路線也有問題。徐的友人（一同被押往南京的張宗植）報道說，1937年底他還在武漢遇到了相偕流亡的徐高阮和許留芬，他們兩人的下一站則是重慶。在那里，我們知道許同學跟自己的全家匯合，借住在遠親家里，許本人后來在川北的一個中學任教，在后來遇到了軍事教官王新明，二人成婚赴臺。另一邊，徐高阮則到了昆明的西南聯大繼續當學生——讀書、辦報、跟食堂管理員吵架，他的青春期似乎在春城幸運地延長了。

為什么經歷了學運、牢獄、黨爭的革命情侶在流亡中分手了？失散？口角？家庭反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搜索引擎現在還沒造出來。

五六十年代，兩人還都在臺北，他們又相遇過嗎？圖書管理員和會統系主任之間會發生什么對話呢？據說徐高阮翻譯過安德烈紀德，我看這情景，倒像是另一個法國人說的，“縫紉機與雨傘在解剖臺上的偶然相遇”了。

劉述先教授慶幸，徐在臺灣娶到了一位“溫婉安靜、一點沒有氣性、有純樸之美的寶島姑娘做太太"，但也有人報道他們夫婦文化差異太大，沒有共同語言。在劉教授筆下，晚年的徐高阮天真如赤子，最渴望與青年一談，"而他所感興趣的東西...可謂與周遭的學風格格不入，據我所知，在當時未曾引起任何反響。"

許留芬（這個名字也有寫作“榴芬"的）目前該是住在加州，她本為家中長女，許倬云教授是她的七弟，家族成員在大陸、臺灣、美國都不少。

兩人的老友張宗植，后來成了日籍華人，2004年過世。轉年的2005年1月，清華大學出版社印行了張的懷舊文集《海天一色》。其中收錄了他致許留芬的書信兩通。

我在想，見證了許和徐的時代境況，尤其是見證兩人之間那段特別的往事的，目前或許只有許一個人在世了。但我——還帶著看新生名單時的那種奇怪的、假藝術家似的趣味——又想，這段事呢，許一直不說出來、不寫下來就更美。哪怕是當她看到了最近熱映的那個電影，看到自己孫子王同學演的那個更好斗的地下工作者，心里有點什么特別的滋味。這滋味仍只是她一個人的好吧。

感謝yngwie兄、白草折兄的關注和討論！得到yngwie兄“有趣味又有深度”的謬獎，實在讓我喜愧交加。寫這個貼子純屬偶然，說來多虧我的師傅hong學士的指引。那天看到她在aπολλωv學士轉貼的一篇文章中發表回復，連忙跟過去追捧。

因此才對趙儷生等清華12.9學生的事跡產生了興趣；隨手翻查了幾種資料，本以為三言兩語就能把故事講完，沒想到頭緒越找越多，一動筆簡直欲罷不能，竟然從下午六點寫到第二天早晨四點才算收工，這也創下了我上網灌水的單帖耗時紀錄了！

yngwie兄命我“多發發類似的文章”，不啻是叫一個體育運動票友“平時多跑跑馬拉松”；對您這樣的大行家，這當然是家常便飯一樣的事情，對我們非專業選手，可相當于挾泰山超北海了！

關于徐高阮在臺的情形，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劉述先教授的回憶文章。他后來學術發展受限的原因，我以為yngwie兄和白草折兄兩位的辨析都在情在理。一方面，在學歷社會中，大學鬧事未卒業的記錄，恐怕確實會給個人在學院科層中的晉升帶來障礙（舊北大破格讓錢穆等作教授的佳話，畢竟是在學術體系還不完善的具體情景下才能出現的）。另一方面，在經歷了早年的崢嶸世事之后，曾經代號“老王”的徐高阮似乎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抱著一種“非專門的”、“游牧的(nomadic)”態度。他闡發過孫中山、胡適的思想，但卻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近代史專家”；譯介過斯文赫定等人的作品，可也不能算是職業翻譯家；至于在他受陳寅恪影響最大的中古史專業，他的一部《重刊洛陽伽藍記》和一篇（身后發表的）《山濤論》，都讓他更像是這個領域的一個天才的過客，而不是孫悟空所謂“常駐的妖精”。上述這兩方面，劉述先教授在文章中都有充分說明；換言之，后期徐高阮的發展沒能達到世人對他的期望，大概既有他所不能左右的時局因素，也跟他自己的趣向取舍是分不開的。

劉教授在文章中引申說，徐高阮無論是研究古史、近代史，還是翻譯西人著作，其實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關懷在。這個關懷是什么呢？我記得劉教授講的頗為含混，大家也可以各自體會吧。

徐高阮晚年似乎是服膺孫中山、胡適之了，許留芬后來的心路歷程又是怎樣呢？她的參加學運和南下，大概都跟徐高阮有極大關聯，那么徐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后，她個人的革命性恐怕也有大幅的回落。據九十年代張宗植給她的兩通書信看，她此時是（基督教的）神的信徒和積極宣揚者，對革命年代的爭斗和犧牲則或有微辭。從積極的角度說，所謂“唱歌是混口飯吃”，或許正包含了信仰者的遠見與平和。

當然，上面都是些牽強、淺薄而事實貧乏的推測，它們更多地還是來自我本人，來自目光跟那張新生名單接觸的瞬間，產生的心血來潮與悵惘罷了。

寫完回復才想起來，妖精分“過路的”和“常駐的”，這個區別還得歸功于豬八戒。上面的引文有失誤，還是在這兒聲明一下好，就不在原文里改了。

呵呵，把這點讀書偶得寫下來，只是想添點話題，跟這里的諸位隨便聊聊；但是還是要感謝哲人王兄代為播布！

白草折兄說我”用十分浪漫的眼光看許奶奶”，實在愧不敢當。我對帖子中提到的許艦長、兩位許教授、徐管理員、楊大師乃至王同學的風骨和學殖，一方面是特別地佩服，一方面也相當的漠然，因為他們諸位的學問上的專長領域和生涯中的出處進退，都與我個人毫不相干。所以這種佩服的漠然，也就是我能對他們所作出的最高的致意，至于白草折兄用到的“懷念”一詞，可能對我來說就有點兒重了：我實在沒什么資格懷念人家的。

之所以對這些瑣事突然產生了興趣，寫出這個貼子，更多的就是因為一開始提到的，看新生名單時心中洋溢的那種奇怪的，偽藝術家般的趣味。這趣味激烈、短暫，來勢洶洶得像一場學運；它無關乎一個人或一群人本身，而只看重這群人在各自運行軌道上發生的重疊跟碰撞，留下的遺響跟痕跡。

康德對于美，曾有過“無目的合目的性” 這樣一種規定；我有時產生的上述趣味，大概也就是把人們稱作“命運”的那種東西，放在康德意義上的這個“審美”眼光下觀照。

那么這里之所以說是“偽藝術家”，也就是因為這個故事的主體既不是許、徐、王或別的誰，也不是我這個假裝講故事的人。那只操縱整個故事的手是本貼最合適的主題和所有者，但對此呢，我們世俗的人也只能叫它“無目的合目的性”了。

呵呵，這兩天本來瑣事很多，但受到了yngwie兄的激勵，不能不發揮我佛大無畏的精神，徹底投入到八卦事業中。

作為成果，以下先展示一個目前我能搜羅到的徐高阮著作年表（限于后革命時期），后面再談談我的解讀吧。

1.讀紅樓夢雜記二則 《人間世》1947 復刊第3期

2.五十年來的美國外交（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1輯） 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編 徐蕓書譯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 1951

3.羅布綽爾考察記 赫定(Hedin, Sven Anders)撰, 萊昂(Lyon, Francis Hamilton)譯,徐云書（chaque注：原文如此）重譯 中華叢書委員會 1955

4.重刊洛陽伽藍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2） 楊衒之撰，徐高阮重注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0

5.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胡適1961.11.6演講 徐高阮譯,《文星》9卷2期 1961.12.1

6.胡適之與“全盤西化” 《文星》9卷4期 1962.1.23

7.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資政策 1963 商務印書館

8.物質救國論 康有為著,徐高阮導言 《世界評論》第十年18,19期 1963 2.16,3.10

9.胡適之談孔子及“心安理得” 《中華》雜志 第1卷l期1963年8

10.胡適先生中文遺稿目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冊 1963.12

11.評倫敦《中國》季刊臺灣專輯 《中華》雜志 1964.3

12.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胡適演講,徐高阮譯 《新時代》第4卷8,9期 1964.8,9

13.中山先生對財經問題的兩點基本意見 《聯合報》 1964.11.12

14.略談研究中山先生的幾件初步工作 《徵信新聞報》 1964.11.16

15.我控訴——出版界的賣國者 《中華》雜志第3卷第2期 1965.2

16.共同知識欺詐舉例——特告臺灣大學師生 《中華》雜志 1965.4-7

17.《建國方略》的再認識 《中華》雜志 1965.11

18.董同穌先生小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本上冊 紀念董作賓·董同龢兩先生論文集 1965.12

19.香港《展望》與“自我中心難局” 《中華》雜志 1966.3

20.金沙江與長江 《中華》雜志 1966.3

21.費正清與毛共 徐高阮編譯 中華雜志社 1966

22.關于《紅摟夢》第六四、六七回 《陽明》雜志第25,26,28,29期 1968.1,2,4,5

23.梁盛志殷福生王鼎鈞的走向 《中華》雜志 1968.2

24.知識欺詐案進一步探討 《陽明》雜志 1969.2

25.昆侖丘和洪水神話 《中華》雜志 1969.7

26.危機時代的哲學 Koch著 徐高阮等譯 幼獅出版社 1969

27.山濤論 徐高阮遺著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一分 1969

28.嚴復型的權威主義及同時代人對此型思想之批評 故宮文獻第1卷第3期 1970

29.曾國藩的世界觀念 故宮文獻第1卷第3期 1970

30.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 臺北地平線出版社 1970

31.戊戌后的康有為——一思想的研究大綱 大陸雜志 第42卷第7期p206 1971

32.昆侖丘與禹神話 未刊(=25?)

剛才趁開飯前的功夫貼了這個著作年表，沒想到手忙腳亂之際錯訛很多，連有名的《山濤論》都沒包括，幸好天人合一兄pm指正了。

就我所見，徐高阮身后，專門研究他的論著或文章很少，上面的作品年表是我根據幾個圖書館的數據整理的。格式混亂、多有遺漏是跑不了的，好在我們在這兒列出它，并不是為了學術研究，那么或許這些內容也就夠用了——因為這些算是徐還被后人記得的主要作品；遺珠在數量上恐怕比這都大，但是從重要性上講就可以暫且忽略了。（比如先前的“徐高阮先生傳略”一文中提到，徐還在《大陸雜志》上發表過三種譯品：斯文赫定的《漂泊的湖》、米契爾的《吉爾曼傳》、胡適的《中國傳統與將來》，上表未列，但其實《漂泊的湖》應該就是3——英文名The Wandering Lake的，而《吉爾曼傳》、《中國傳統與將來》則收錄在30里。）

寫完這個著作目錄我才突然想起來，博爾赫斯在那個有名的故事《Pierre Menard，唐吉訶德的作者》里頭，也是按照年代順序，列出過那個莫須有的傳主Menard一輩子寫下的全部19篇稀奇古怪的作品標題（唯一的區別在于，他標的序號不是1到19，而是a到s）。博爾赫斯筆下的怪才既搞過翻譯，也（不成功地）改良過象棋，還寫寫象征派的十四行詩。徐高阮的涉獵范圍，讓他成了曾活在漢語里的Menard。當然，我也借此有了一種博爾赫斯附體般的虛榮心滿足感。

如果粗略地分析一下數據，大概可以總結說，徐的業績主要包括：

近代史論著兩部：7,30；

中古名著校定一部：4；

近代西書翻譯四部：2,3,21,26；

胡適演講/論文翻譯兩篇：5,12；

短論二十三篇，其中又包括：

與殷海生等論戰七篇：11,15,16,19,20,23,24；

紅樓夢研究兩篇：1,22；

孫中山研究三篇：13,14,17；

近代人物曾國藩嚴復康有為研究四篇：8,28,29,31；

同事傳記一篇：18；

胡適研究三篇：6,9,10；

上古神話研究兩（一？）篇：25,32；

中古政治史研究一篇：27。

陳寅恪、傅斯年、胡適是對徐的學術生涯影響極大的三個人。

徐在清華大學時本是哲學系學生，到了長沙臨時大學聽到陳寅恪講的一次唐史，立刻轉入歷史系，成了陳的得意弟子。在念完西南聯大課程后，徐進入傅斯年主管的史語所系統，并經傅關照得以赴臺。但抵臺后，直到1960年代初，徐才發表了第一批非譯著類的學術作品。這個時間恰好是和胡適返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58年底）是重合的。

在胡適日記、書信、晚年談話錄和年譜中，留下了與徐相關的多條記載。胡不時借助徐管理員查考圖書（如1961年6月30日搜集《續藏經》殘本，同年10月5日查找孫中山的一段話等），并給予徐的工作較高的評語（曾說徐是中研院研究孫中山的第一人）。徐在這一階段翻譯了胡適的若干英文演講，但是首次讓徐在世人（包括胡適本人）面前充分展現價值的工作，是他的《胡適之與“全盤西化” 》一文。刊出該論的《文星》雜志正好是李敖等人展開”中西文化論戰“的主要據點。徐在文章中卻以細致的考證功夫辯明，“全盤西化”這個說法來自陳序經，并非胡適所創——胡甚至對它只抱有保留的支持。此論一出，論辯雙方都不得不服膺徐的扎實辨析；胡適也在日記中稱贊其“很細密平和”，想必從此是對我們的圖書管理員另眼相看了。

胡適寫下這條日記的時間是1962年2月5日。同月24日晚六點三十分許，他在中研院院士酒會上心臟病發，七時許去世。受他賞識的徐高阮卻沒有停止從胡那里受益：徐被推舉為胡適遺著整理委員會委員、征集研究組組長，并曾獲得“胡適先生研究獎金”一萬元。與胡適遺著的整理編目工作同時，徐的“近代中國研究”似乎進入了成熟期，研究范圍也擴展出曾國藩-嚴復-康有為-孫中山-胡適這條完整的人物軸線。關于這個階段的徐，劉述先教授有過兩個報道：首先，多年的圖書管理員首次有了副研究員的名義（雖然也許只是名義而已），其次是徐的自我定位：”別人都認為我是研究胡適的，其實我是研究孫中山的“。無論別人是否真的誤解了他，我們都可以說，沒有他的胡適研究，他的學院處境就不會得到相對好轉，那么他所偏好的孫中山研究恐怕也是做不成的。

1969年徐突發腦溢血去世，最后安葬在胡適紀念館的墓園。

“反共烈士徐高阮”，這是徐在身后贏得的奇怪褒揚之一。這個政治傾向體現在他為自己作品選擇的出版商上：發表了上述32件作品中10件的《中華》雜志，是立法委員胡秋原主辦的文化雜志（1963-1993），而它在政治上帶有顯眼的積極反共和文化民族主義色彩。

這大概也恰好是徐高阮最終抉擇的態度。可以說，徐的寫作有兩個非常鮮明的面相：首先，它們似乎自始至終是考據的，其次，它們又似乎從來都是徹底地、不容錯認地政治的。除去洛陽伽藍記的校注和研究紅樓夢、昆侖丘的若干零散篇什，徐的各項研究都保持了驚人的文化民族主義政治取向，這個取向，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一書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通過對胡適若干英文演講，尤其是《儒教的使命》和《中國傳統與將來》的刊布和闡釋，徐高阮在狹義上力圖扭轉對胡適推崇西化的“誤解”，在廣義上駁斥了鴉片戰爭以來三種解決中國問題的嘗試，力主中國只有重拾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才能得到復興。

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徐對違背這一民族主義精神的各種潮流的憎惡。青年學生"老王"信仰過的共產主義和比他年輕5歲的殷海光教授推崇的自由主義，此時成了徐選中的敵人——在一些告密者神秘的解碼系統中，“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分享了西化這個標簽，甚至本來就是同一回事。仁厚的劉述先教授認為，徐高阮與殷海光的交惡和詈罵純屬不走運的誤解；但在我看來，他們這一相遇方式，其實非此不可地內在于徐的寫作空間。在這次遭遇戰中，徐通過最無情的考據（指出臺大教授殷海光把英語單詞"困境"predicament誤譯為"論斷"predicate），達成了最徹底的政治意圖（證明殷是費正清-毛澤東陰謀集團的臺灣代理，并直接導致了后者被臺大驅逐）。

yngwie兄前面的回帖說，“[徐]在政治領域失意後，將滿腔熱情投注於學術研究上，我想，因為這是他更能施力的領域”，這個解釋模式是“類弗洛伊德的”（被壓抑的性欲升華為藝術——被壓抑的政治欲升華為學術）。而在我看來，自始至終，政治與學術在徐那里都奇特地扭結在一起，相互纏繞、彼此注釋。徐政治地學術著，也學術地政治著。強勁的民族主義訴求和細密的考據功夫難以區分地共同構成了徐的寫作奇觀。

當然，其中也少不了圖書管理員的駁雜、縝密和玄想吧。

呵呵，八卦講到這兒有點變味？以下作為補償，就另添幾條準八卦收尾吧！

1949年后做過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的韋奶奶君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她的丈夫楊述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也就是說，在近30年后繼承了徐同學的職位），二人一起被揭露為特務或叛徒。韋奶奶一度精神失常，楊述則直到1980年去世時都未得以“平反”。

韋君宜近年以一部《思通錄》出名。她的女兒楊團介紹了該書的寫作情形：

我當時從黑柜子的抽屜里翻出母親說的那兩個小口袋，里面放著《思痛錄》中最珍貴的前8章，從《搶救失足者》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這就是母親從1976年開始寫起，大約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視為寶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兩整天未歸家的瘋弟弟楊都都寫的。當母親病好了恢復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內疚的一件事就是對不起弟弟。在遺囑中“我身后的事”整個講的是他。為了弟弟，母親所耗費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來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這些。她曾為了給弟弟補習初中課程——因為他只上到小學5年級“文革”就爆發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學了，居然有一段時間每個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圖書館和東城區圖書館翻書、借書、備課，回來后再講給弟弟聽。就這樣母親居然把歷史、地理、數學、語文幾門初中課程都給我這個傻弟弟補完了。而這一切，還都是在她離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間完成的，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愛和多么頑強的毅力啊。當弟弟抄稿時，我曾問過母親，“這些稿子不能傳出去，他要說出去怎么辦？”母親沉吟了一下說：“不會，他的腦子沒有好使到那個程度。”的確，事實證明她的判斷是對的。

韋君宜90年代患癱瘓，不僅全身不能動彈，而且舌頭僵直，耳朵全聾，只靠鼻飼維持生命。當老同學日籍華人張宗植來到醫院看望她時，她掙扎著對張說話，聲音模糊得他聽不懂。韋奶奶的女婿替她翻譯說，這句話是“我們一起回到學校去”。

韋君宜2002年在北京去世。

張同學宗植是清華旁聽生，1935年被捕后，與徐高阮一起被解往南京，后因親戚營救釋放，條件是不能再回北平。張在二戰后任職貿易公司長期駐日，直到1980年才重新訪問北京。在晚年他以個人積蓄陸續在中國大陸學校開設獎學金（清華大學一二九獎學金，中國科技大學張宗植科技獎等）。在一封致清華老同學的信中他說，這些錢若留在他手上，“將來都成了過去深仇的敵國的財物”，希望中國人代他花在中國。

張宗植2004年在東京去世，2006年歸葬于合肥。

如上所述，張宗植在80年代后陸續與清華老同學恢復了通信，其中就包括許奶奶留芬。張的懷舊文集中只收錄了他的幾封去信，從內容可以判斷，基督徒許奶奶不僅頗悔當年，而且希望為之“贖罪”。

看到這里，我突然想到這幾位同學在晚年，對待19、20歲那幾年的態度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對照，用結構主義者喜歡的矩陣大概可以粗略地表示如下：

信仰地肯定（韋） 信仰地否定（許）

世俗地肯定（張） 世俗地否定（徐）

我又突然想到，這些態度、這些人物大概也不能單獨地加以考察。雖然失散多年而且境況迥異，他們卻又恰恰因此，好像是走在同一片樹林中的迷路的人。

對了，張宗植在與另一同學的通信中爆料說收到了許奶奶的自傳，約4000字，題目是《神的光》。再往下翻幾頁，我們看到張寄給同學一篇介紹徐高阮生平的文章。他說：

此文可能也是清華后輩校友寫的，特復印寄奉一閱。往事如夢，洵足緬懷。應否寄一份給許留芬，我不敢決定，也許她愿意忘記以求心境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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