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喜歡讀書，在北大因病休學的那一年，他讀了將近600本書，并將自己的英文詞匯量擴充到2萬。

這兩件事，第一件奠定了他人生的厚度，第二件成為新東方的起點。

后來，他總將「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放在嘴邊，甚至在新東方遇到危機后，他開直播講述自己個人故事時，又推薦了7本書。

在新東方的教師隊伍中，俞敏洪也曾招到一個愛讀書的年輕人——羅永浩。

羅永浩高中輟學后，在家自由地讀了幾年「閑書」。來到北京闖蕩，他在新東方的培訓學校里背下2萬多個單詞，并成為新東方GRE詞匯課教師。

前者讓他講出一個個精彩幽默的課堂段子，后者成就了他「十大網紅」的地位。

20多年后，兩個讀書人的驕傲被現實擊碎。

羅永浩創業失敗，背上6億的債務，不得不厚著臉皮帶貨；俞敏洪創辦的新東方遭遇危機，個人身價蒸發185億的他，不得不關掉1000多個教學點，裁員6萬人，并在直播間賣起農產品……

這是兩個理想主義者，為了錢拋棄理想，又為了理想拋棄錢的故事。

20年前，一封將近萬字的求職信，擺在俞敏洪面前。

來信的人，叫羅永浩。在信中他評價自己“生性狂狷、像個怪物”，教過傳銷課，英語水平高。他將自己的個人經歷完整書寫下來，勸俞敏洪“不拘一格降人才”。

俞敏洪被這封求職信震驚，即便當時29歲的羅永浩僅有初中學歷，他仍然給了對方一個試講機會。這是新東方教師入職的重要考核。

2001年，經過近10年的發展，新東方已經成為教育行業民營企業的龍頭，奔忙在各地演講的俞敏洪，也被封為“創業教父”，是一代人的偶像。

當年，有才華的年輕人選擇進新東方，遠勝于今天進所謂的“互聯網大廠”。吸引他們的關鍵，是錢。

而俞敏洪創業的關鍵，也是錢。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蘇一個貧窮的農村，父親是個木匠，母親生性要強，擔任生產隊的婦女隊長。從5歲起，母親對俞敏洪全部的期待，是成為一位教書先生。

原因是，教書先生能“體面”地活著。

貧窮的生活、時代的底色，都會限制一個人的想象力，俞敏洪的母親想不到，兒子將來的命運跟教書有關，卻又不止于教書。

就連俞敏洪自己，也想不到。

年少的俞敏洪參加了兩次高考，都未能進入夢寐以求的常熟師專。彎著腰插秧，汗水滴進水田里，俞敏洪覺得要再考一次。

母親心軟，她聽說江陰一中辦了個高考復讀班，她跑到城里，三天后給俞敏洪弄了個名額。

俞敏洪不知道母親用了什么關系，只記得她回來時天空電閃雷鳴下著暴雨。出現在門口的母親，是一個渾身滴著水的“泥人”。

一年后，18歲的俞敏洪考入中國最高學府北大。母親一高興，把家里的豬、羊、雞鴨全部宰殺，辦了三天的宴席。

俞敏洪在北大

背著兩麻袋行李進入北大，生活沒有如這個村里人想象得美好。

開學的自我介紹，因為口音，他被班長王強調侃說的是“日語”。游泳課，他的狗刨被全班人嘲笑。回到宿舍，夜談會上大家討論《約翰克里斯多夫》《第三帝國衰亡史》，他滿臉疑惑地說：

“這個考試考嗎？”

現實把一個農村孩子的驕傲擊碎，無可奈何的俞敏洪一頭扎進圖書館。每天凌晨四點，他到圖書館排隊，借來一堆書，一坐坐一天，深夜再回去。

當王強在學校里和外國人談戀愛，徐小平懷著音樂夢想寫出歌曲《星期天》傷春悲秋的時候，俞敏洪只能在圖書館里苦讀，并承包了宿舍打開水的任務。

多年以后，坐在豪華的辦公室里，俞敏洪回憶青蔥歲月，追女神、談戀愛都成為段子，唯一嚴肅的話題，是讀書。

他說，在北大，自己讀了將近2000本書。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優秀的大學教授。

徐小平 俞敏洪 王強

1985年，一直在北大成績倒數的他，成為了北大的英語老師。原因一是因為系里教師擴招，二是優秀的學生都選擇了出國。

在上個世紀，出國熱席卷知識分子圈層。在北大當了三年的老師，俞敏洪眼看著他的同學、同事甚至學生，都在美利堅邊刷盤子邊做美國夢。

班長王強給他寫信，一個細節擊中了俞敏洪。在美國刷盤子，一天能賺50美元。

而他拿著死工資，焦慮得不行。“每個月120塊錢，就12張錢瞬間點完，老婆還得抽走11張。”

他拿出當年考北大的勇氣和決心，備戰出國考試。1988年年底，他的托福成績考到673分，GRE考到超800分。在當時中國學生平均400-500分的年代，這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成績。

雖然過了考試，但俞敏洪還是出不了國。當時出國讀書的路徑，要么靠申請國外學校獎學金，要么自己出錢。住在北大宿舍里的俞敏洪一樣都不占，他意識到一個嚴肅的問題：自己不得不靠自己掙錢去美國讀書。

搞錢，成了當時北大教師俞敏洪最重要的事。他利用北大的招牌和過硬的英語實力，開始在校外輔導機構擔任教師。

出國學生多，他的課就多。一個月下來，他能拿到一兩千元的工資。是北大工資的近10倍。

后來，他盤算著一個月一千多塊錢，攢夠去美國的錢太慢了，索性自己開了個培訓班。

白天，他是北大的俞老師，晚上，他就是附近出租屋里的俞校長。為了擴大規模，他在北四環的電線桿上貼廣告。

零下十幾度的北京冬天，他騎著自行車帶著漿糊桶和廣告紙，四處尋找電線桿。偶爾被學校里的學生發現，他不好意思，就說自己在做公益，清理小廣告。

廣告貼得到處都是，沒有辦學資質的他自然沒少被抓，也在學校背上了處分。在自傳里，俞敏洪這樣寫：

我的行政記過處分被貼在了北大當時著名的三角地，貼了整整一個月，也用高音喇叭播了大概一個星期，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名。

背上處分，分房子、提干、漲工資自然就沒了俞敏洪什么事，思來想去，1990年，他辭了職。“離開北大出去教書，掙的錢會比現在多很多。”

1991年，俞敏洪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攢夠30萬塊錢出國留學。

干上培訓機構后，貧窮又一次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這個目標確實定小了。靠著北大的招牌和生動的課堂效果，外加出國熱潮的涌現，新東方的學生規模迅速擴大。

到了1994年，俞敏洪帶領的新東方，營收突破千萬。彼時，他一直申請的美國學校，終于給他發來了全額獎學金，但俞敏洪想都沒想就拒絕了。

“當你有兩萬個學生的時候，往家里一拎就是十萬塊錢啊，點錢的感覺把所有理想都消滅掉了。到什么國外讀書啊，當什么大學教授，就點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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