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房產經紀人的第8個月，高曉君還是沒有告訴母親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沒有必要引起爭執。”華東師范大學的碩士畢業后進了上海鏈家賣房子，她小心翼翼規避的不僅僅是一場家庭內部矛盾，也是與世俗觀念的對抗。

帶客戶看房時，每當對方得知她的學歷，吃驚是大概率的反應，有人說“可惜了”，有人問“那你怎么來做這個？”

當下，外界對這個職業的認知還很模糊，而高曉君也在進行著一場個人價值和職業尊嚴的追逐。

高曉君承認，成為房產經紀人，并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為什么我讀完碩士之后，要去做不讀大學好像也可以做的工作？”2021年春天，站在讀博和做中介的巨大岔路口，她許多次向自己發問相同的問題。

她曾經點開公務員報考頁面，但只填了幾行就不想再為難自己；因為她的研究方向與性別相關，故而學姐的情趣用品公司向她伸出橄欖枝，但研二時類似的實習經歷讓她一眼望到了職業的邊界；她也考慮過市場咨詢類工作，但對特定的人做類似的研究離現實生活太遠；陸家嘴的基金會里有社區相關的工作，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坐在辦公室寫報告……

這個時代，隨著技術蓬勃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來越符號化，生活的系統趨于精密，但屬于人的幽微、復雜、多樣正在流失。

“我讀的是社會學，我不想一直在學校里隔著一層紗接觸社會。”以小人物的身份混跡大街小巷，這是她擇業最重要的標準。

房產經紀人是高曉君深思熟慮之后的答案，在這一行，可以輕易與人發生連接，一筆單子涵蓋了一家人前后幾十年的含辛茹苦，她會成為最直接的見證者。

朋友們沒有對高曉君的選擇感到驚訝，“她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但仍然試圖讓她知難而退，“你的圈子會不同”“你可能沒有休息時間”……

偏見是一座大山，沒有人可以完全幸免于難。徘徊中，她在搜索框輸入了關鍵詞“高學歷做房產經紀人”，走上這條道路的，她不是第一個，同路人眼前的風景各不相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高學歷在這一行可能會失靈。

“真的像他們說的這樣嗎？”質疑和祝福，勸退和搖旗，在社交軟件和現實世界中，交相輝映，這些聲音無法給高曉君的疑問一個確鑿的答案，更無法阻擋后來者的腳步。

2021年6月，高曉君的人生有了新的故事。

上海有200多個商圈，一萬多個小區，要幫客戶找到最合適他的房子，就要求經紀人了解盡可能多的房源。

“跑盤”是他們的行話，也是高曉君觀察上海的方式。她自封“上海電動車一姐”，經常在下班后騎著電動車游蕩在上海。

高曉君 攝

她把上海看成一個大型的城市立體博物館，板塊是館內不同的展區，社區則是一件件展品。夜色消弭了白日的嘈雜，更能觀察到城中人活著的姿態。

她在馬路上騎著車等紅燈，旁邊就是外賣小哥和快遞小哥。她習慣性地四處打量， 上海的冬天濕冷，但白渡橋上總是站著一個穿厚棉衣的女人，手里的彩燈氣球是生存，也是浪漫；

高曉君 攝

白天車水馬龍，所以城市工人出現在夜晚，凌晨2點，蘇州河邊的工人開工了，小推車里裝著土塊，藍牙音箱放在不遠處的地上，自由的后搖從中流淌，又被水泥抹進這座城市；

……

這樣的畫面，總是讓她想起那句“上海是無數人的上海”，也是她的上海。

從北外灘到世博館，從前灘到陸家嘴，“上海電動車一姐”有時一騎就是四五小時，但總是會回到曲陽社區，她的駐店所在。

曲陽是因新中國工業發展而建起的社區，這里有老社區的一切特點，七八十年代建成的樓群，人行道上來來往往大多是老年人。高曉君有時站在店門口，看見幾個阿姨爺叔聚在一起聊天，手里提著剛買的菜，神神秘秘眉飛色舞，不知在說什么了不得的八卦。

工作之余，她給社區里的老人拍照。時間久了，她知道有位退休工人喜歡在下午吹笛子；周邊的五六只貓都是一個阿姨在喂養，早晚各一次，喂了整整20年；有的老人會把綠植掛在老房的窗臺上，遠看像個花園。

高曉君 攝

相機定格下畫面，她說，相機只是工具，是為了讓我和他們去發生一些更實在的連接。

細水長流，她和老人們漸漸熟絡起來，知道了立交橋下的菜市場買菜便宜、小市場里的包子店永遠有人排隊、藏在小區里的理發師傅手藝很好……在不斷升高的摩天大樓包圍中，曲折的弄堂里隱隱傳來地圖上講不出來聲音。

“有人說上海人排外，但我覺得他們都是好人，世界各地的人和人都沒有太大的區別”，高曉君不喜歡給人貼標簽，生活瑣瑣碎碎，她看到每個人具體的樣子。

高曉君 攝

工作中她也跟很多老人相遇。有一對老夫妻想在上海內環買一套小房子，預算是100萬，高曉君很清楚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還是耐心地幫忙梳理；老人們不熟悉路線，如果需要外出看房，她會選定地方帶老人一起去；遇到腿腳不便的老人，她會代為處理基礎事宜。

對當下樓市缺乏概念、不會使用導航出行、身體不濟……很多個這樣的時候，高曉君都會感到這個時代對老人的不友好。

2021年10月，貝殼公益“我來教您用手機”項目剛落地曲陽社區，高曉君就報了名。被一群七八十歲的老人喊“小高老師”，她說“我沒想到作為中介還能有這種待遇”。

課件和課本是項目組準備好的，但高曉君將課程順序做了調整，預約掛號是第一課，網上打車在正式開課前就教得差不多了，“要把老人最需要的先講出來”。

在貝殼公益的手機課堂之前，周邊的老年大學也開設過相關課程，但是一個老師單向輸出，底下烏泱泱20多個老人一知半解。老人們更喜歡“小高老師”的方法，她會從老人的角度理解手機，打開APP后的彈窗被稱為“敲敲門”，打開APP里的工具欄就像找東西要“打開抽屜”……

如果老人有需要，她還會手把手教學。“小高老師”的雙手白凈，老人的手上布滿褶皺和斑點，兩只手交錯，兩代人的情感打破隔閡相通，由此生發出微小卻深刻的改變。

上課之余，老人家都是熱心的。有的阿姨年輕時做生意，說看著高曉君會想起從前的自己，有沖勁；有的則端著手機新聞給她看，說讓她多多向谷愛凌學習。聊天的內容常常超越了手機課堂，有人生得失，有后悔，有遺憾，有牢騷，有吹牛。

這樣的交流越多，高曉君越發現“其實年輕人和老年人是可以達到同頻的”，這不是老人和年輕人之間的閑談，而是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是要達成的平等的交流。

在高曉君曾經的計劃里，讀博是很重要的一站，但是在跟老人的相處中，她更關注當下，“讀書不用非得以獲得學歷的形式”，老人們厚重的一生都是學問，而融入不斷變化的“社會學校”，則是她正在進行的一場大型田野調查。

除了課堂上的“教”與“授”，更多珍貴的聯結發生在課堂之外。

78歲的陳德天是高曉君“最得意的學生”，他不喜歡別人叫他爺爺，喜歡互相直呼其名，因為他認為名字就是用來叫的。

高曉君與陳德天

陳德天的妻子和女兒都已去世，平時獨自生活，有時會去高曉君所在的鏈家門店隔壁買振鼎雞，因為女兒喜歡吃，所以每次去墓園都要帶上一盒。

上一個冬至，他提著大包小包祭品獨自走進冬雨中。從市區到墓園的路很遠，即使坐地鐵，他還是揣著一張大地圖走到不認識的路口就掏出來看一遍，一張地圖被來回翻得爛了多處，走錯了也不知道，有時要多走幾個小時的冤枉路。

一年后，2021年冬至，陳德天已經在手機課上學會了使用手機導航，但高曉君發現這并不能讓他的腿腳變得更利索些。

她陪著他來到墓園，推著租來的輪椅走過一排排墓碑。在快要看到妻女時，陳德天從輪椅上起身，蹣跚地走過去，摘下棉帽，掏出白手絹，弓著腰一點一點將妻女的小像擦干凈，又捏著線香說了許久的話，香灰落了一地。

高曉君和陳德天

回去的路上，高曉君扶著陳德天，步調一致地走下每一級臺階，一路上陳德天講了許多自己的人生，教高曉君勇敢地面對自己的職業。他們緩慢地穿過松柏，穿過人流，穿過曲陽社區的老街，望著遠去的身影，高曉君明白，兩人之間已經有了更深的交集。

陳德天說：“希望小高老師能成為我后半生的引路人。”而高曉君則說：“人和人互相關心，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中國宋代的一個成語“啐啄同機”，啐，是雛雞欲出時以嘴吮卵殼聲，啄，是母雞欲使小雞出殼而吃殼。當兩邊同時叨破蛋殼的一瞬間就叫做“啐啄同機”，也就是后來人常說的機緣。

數字鴻溝隔開了老人與時代，在鴻溝的一邊，老人們探出大半個身子張望著，若是此刻有一個年輕人愿意伸出一只手，便有了“機緣”，這也是關于高曉君和老人們的紀錄片的名字。

紀錄片導演是高曉君的同門師妹張涵，決定拍攝是一個偶然的瞬間。

幾個月前，張涵到師姐家做客，經過曲陽社區時，一位阿姨風風火火地走來，急迫地將手機“甩”至高曉君面前，“我的好姐妹要給我打微信電話，我怎么接不到呢。”“您應該是還沒加她為好友。”張涵沒反應過來，高曉君已經回答了。

后來，張涵才得知，高曉君也是第一次見這位阿姨，而阿姨之所以會徑直找上她，大概是因為臉熟，似乎在那位阿姨的眼中，鏈家不再僅代表著“房產中介”這一職業標簽，而是“可以幫助自己解決手機難題的人”。

截至2021年底，這樣的故事在全國48個城市，2017個社區，9000節貝殼公益手機課堂上已經發生了31萬次。

手機課畢業典禮上的陳德天與高曉君

結束兩期常規課程后，高曉君正打算與居委會合作，讓更多老人可以從中受益。陳德天常常跟她講一句話“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人不能自己活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人與時間的較量中，時間是永遠的獲勝者。

每個人老去的方式都不同，或默默承受，或虛張聲勢，或拍馬追趕，或心余力絀……這世上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老去。人與人之間需要彼此的看見與理解，以確認在遙遠的時空下，我們彼此擁抱。

這個春天，陳德天給高曉君準備了一面錦旗，一定要專門找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給她送去。他要讓很多人看見，讓她驕傲一下。

關鍵詞： 房產經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