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行業蕭條，平臺緊縮項目，最受沖擊的要數影視公司的幕后工作人員。
搜狐娛樂近期與多位相關人士對話，他們無一不訴苦道，項目一個接一個的黃掉，立項越來越難，利潤也大跳水。
曾經在一部劇最高能賣到七八個億的黃金時期，大家干勁十足，賺得盆滿缽滿。而如今，當影視行業不再被投資方信任，有人轉行，有人抱團取暖，有人仍在堅守陣地。
項目接連黃掉，立項難上加難
“項目來一個黃一個，我頭都大了。要不就是資金問題，要不就是審核問題。2019年以前，根本不知道項目黃了是啥感覺，現在是憋著勁兒推動都難。”這是一位影視人發在社交平臺上的感慨，也是行業內不少人都在面臨的問題。
小喬在一家小型影視公司做影視劇集策劃，有一個項目本來劇本都寫完一半，編劇的費用也支付了一大半，和平臺的合作定制也已經深度推進了。突然因為平臺的內部變動，加上對項目的風險預判，項目擱置了，也不知道哪天才能重啟。
在劇組工作的小童就更慘了。很多時候項目還沒確立，劇組就已經組建起來了，開始進入前期準備和制作。但如今大環境緊張，時常出現平臺不繼續投錢資金鏈斷裂的現象，大一點的制片公司可能會自己墊資或者拉新的投資，或者發遣散費，小一點的公司就拖著不給錢。
小童最近接觸到的兩個項目接連黃掉，至今待業在家。“演員拍不了這個可以拍那個，或者去直播帶貨，最后吃虧的就是我們這種幕后工作人員。”小童說道。
平臺缺錢，收緊政策，對于影視公司來說影響太大，第一個難關就是立項關。
“以前立項非常簡單。”資深制片人阿維說道。
2016年左右，正是流量、IP大熱的時候，“當時只要項目的IP有一定的水準和特色，你再交幾集劇本，只要劇本在及格線，你再提幾個稍微有名的演員和導演，這個項目肯定能過。很多大牌的公司，連劇本都沒有，列一下演員和導演，就給通過了。”
而現在，這樣的情況基本不可能有。“首先劇本必須要評到A級以上，而且演員和導演必須都是頭部的，才有可能通過立項會。
“立項之后，在開機前，你的劇本必須完成，而且男一、二號，女一、二號必須得由平臺來定，導演的人選也需要得到平臺的同意。這些都齊全了之后，平臺才會同意你開機。”
小喬也有相同的感受，“之前行業高速發展的時候，只要有核心亮點，或者班底好，IP基礎好，項目過會的通過率就會大一些。現在不一樣了，平臺對項目的評判非常非常謹慎，在硬性抓劇本質量，而且考慮的周期也會變長。”
小喬2016年入行，當時所在的公司不僅項目多，而且都順利播出發行了。但現在所在的這家公司，因為自身原因和受大環境影響，上一個順利播出的項目還是2018年的，沒有項目播出，就沒有進賬，所以公司現在一直處于虧損的狀態。
金主勒緊腰帶，利潤嚴重縮水
除了立項困難之外，影視公司營利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
阿維回憶道，行業大熱的那幾年，平臺或者投資方給錢非常大方，“幾千萬那都是小項目，稍微大一點的項目都要一個億，兩三億。最高的時候，單集可以賣到一千多萬，像很多古偶劇六七十集，能賣到七八億。那個時候利潤很高，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是很容易的事情。”
現在可沒有這樣的好事了。
因為政策管制和資金縮水等原因，平臺都在控制制作成本和采購價格。據第一財經2020年的一篇報道顯示，幾大平臺將精品劇的單集版權銷售價控制在500萬元左右，所以很多制片方都不得不把制作成本上限定為400萬。
阿維透露，現在就算是S+級的項目，平臺也把成本嚴格控制在一到兩個億。而且，平臺現在的管控也非常嚴格，“現在平臺的財務管得很死。以前如果這個版塊錢花多了，但另一個版塊節省了一些錢，我可以把省出來的錢挪過去用，只要總預算不變就行。
“現在不可以了，這個版塊超支了，你得自己找錢去補。但劇組拍戲是一個不可控的事情，比如說今天下雨，外景拍不了，那場地的費用就要超支，平臺如果不給你錢，你就得自己墊錢。”
并且，以前平臺管控松的時候，影視公司的隱形利潤也不少，“以前的話，比如說我原計劃的成本是五千萬，但我最后只花了三千萬，那我可以多賺一些。但現在不行了，承制費花不完的話，平臺必須要把它收回來。”
再加上如今影視行業稅務方面的稽查更加完善，很多影視公司的運營成本也大大提高。“以前做成本的方式，可能會有一些灰色地帶，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多獲得一些利潤。但現在營稅一體化，反復查賬，員工的權益也越來越被保護，影視公司的生存環境都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因為各種各樣的因素，影視公司的利潤嚴重縮水，“現在大部分的利潤都在10%以內。你想想，我假如花一個多億做個項目，最后賺一千多萬。而且一千多萬到我的手上，還要經歷一個很漫長的周期。還得養一個那么大的團隊，有辦公場地費用，都是支出啊。”
小喬曾聽說，行業好的那幾年，一些稍微有點規模的影視公司，中層員工的年終獎都能給到一二十萬，年會更是各種獎勵。她所在的公司以前也有年終獎，但現在也只能維持在發得出工資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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