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職業鑒定人，在過去20年里，鄧亞軍借助DNA技術幫助成千上萬個家庭進行親子鑒定。

這當中，多數的鑒定結果可以順利證明“我爸是我爸，我媽是我媽”，但仍有小部分“排除結論”會讓故事走向“很遺憾，孩子并非你親生”的無奈結局。

對于鄧亞軍來說，一紙報告寫明的只是一個準確率無限接近100%的結論，可對于當事人來說，親子鑒定的結果可以影響和決定很多：

一對夫妻的感情、一個家庭的未來，以及一個孩子的人生道路。

在所有鄧亞軍接手的委托中，有90%是男方主動提出的，當親子鑒定報告最后顯示“不支持xx為xx的生物學父親”時，絕大多數男人會選擇離婚、分手，一段感情從此走向消亡。

于是多年來，許多媒體以“婚姻粉碎機”來形容鄧亞軍的工作，對此她很是反感：

“我真的破壞了別人的家庭嗎？還是這個家庭本來就有問題？”

在她看來，自己只是那個揭開真相的人。

“被欺騙的人有權知道真相。”

電話鈴又一次響起，鄧亞軍知道來電人是阿紅，接起，果不其然。

過去幾天，女人已給鄧亞軍打了幾通電話，每一次都情緒激動，時常話還沒說幾句就哽咽哭泣。

此前阿紅帶著兒子和婚外情人找到鄧亞軍進行親子鑒定，結果顯示孩子確為阿紅與情人的骨肉。

對于這樣的結果鄧亞軍并不吃驚，甚至見怪不怪。從業多年，她見過許多更離譜的事：

祖孫三代一同鑒定，最終發現孫子其實是爺爺與兒媳婦生的孩子；

一家四口判定血親，結果證實外孫竟是外公與自家閨女所生的孩子；

雙胞胎姐妹的生父不是同一人，仔細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母親兩天內跟情人、丈夫分別同房，結果恰巧同時受孕……

“亂倫又顛覆”，盡管故事已足夠讓人“三觀盡毀”，可講述者鄧亞軍的語氣始終平和。“結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們只看真相”，情緒改變不了任何東西。

那一天鄧亞軍將結果告訴阿紅后，女人在電話里嚎啕大哭，她告訴鄧亞軍，自己與丈夫結婚多年，感情一直不錯，婚外情是因為一時沖動，所以發現懷孕時，她也不確定孩子到底是誰的。

后來孩子一天天長大，長相卻越來越不像老公，阿紅怕事情敗露，便帶著情人和兒子做了親子鑒定，果不其然，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了。

鑒定結果出來后，阿紅不斷撥打鄧亞軍的電話，聲淚俱下地央求她制作一份假的報告，“錢不是問題”，只要能騙過丈夫，什么條件都可以談。

沒有猶豫，鄧亞軍一口回絕了阿紅的請求。

一方面是技術原因：“親子鑒定要求數據和峰圖必須一一對應，這些都是自動化鑒定儀器做出來的，別人想做假根本不可能”；

另一方面則源于鄧亞軍本人的想法——報告作假是嚴重違背行業職業道德的行為，“這絕對不可能”。

鄧亞軍（右）

鄧亞軍的倔強和堅持早有體現。

1996年，24歲的鄧亞軍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結束了在西安交通大學法醫系的本科學業，隨后便在當地警局成為了一名法醫。

鄧亞軍本科畢業照

在鄧亞軍的描述里，自己上班的單位周圍有成片的玉米地，平日見不到什么人，是常見的“拋尸現場”，差不多隔幾天就會有農民跑到警局報案，說自家農田里發現了一具尸體。

彼時鄧亞軍是警局里唯一一位女法醫，“什么案子她都去，只要聽見需要現場法醫，她拎著工具箱就往案發現場跑”，即使很多年過去了，同事對鄧亞軍最深的印象仍是如此。

做法醫時期的鄧亞軍（中間，白衣服）

上世紀90年代，社會正處于機遇與動蕩共存的時候。

作為一線警務人員，鄧亞軍經常需要面對大案、要案。搶劫殺人、虐殺碎尸，她看到過許多血腥兇殘的現場，“半夜接到通知是常有的事兒”，為了方便工作，她時常選擇睡在單位。

當時警局還有一位男法醫，第一次在現場看見呈現“巨人觀”的尸體就吐了一地，最后還是由鄧亞軍完成了解剖工作。

鄧亞軍成為法醫時，中國剛開始嘗試將DNA檢測技術運用于刑事偵查活動，由于種種限制，該技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成熟。

1991年，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位農民報案，聲稱自己的妻兒已失蹤多日。此后，公安機關展開尋找、偵查，最終在某機井旁的水塘里打撈出了二人的尸體。

法醫證實女死者生前曾遭受性侵，并在其體內成功提取到了兇嫌的DNA樣本，但因為技術不夠成熟，該樣本只能確定兇手是一個O型血的男人。

因為線索太少且證據鏈不夠完整，該案始終懸而未決，直到2016年，我國建立并進一步完善DNA數據庫，當年的辦案民警才在其中尋得線索、找到真兇，而彼時距離案發已經過去了整整25年。

剛入行的鄧亞軍

同樣的無奈也體現在鄧亞軍的工作里——

在DNA技術尚不成熟的當年，很多高度腐敗的尸體很難判斷具體身份，尸源無法確定，大量命案偵破工作走入“死胡同”，幾乎年年都有無頭公案。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鄧亞軍想了很久。

在一線當了3年法醫后，鄧亞軍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繼續攻讀法醫學。

2000年夏天，鄧亞軍又在同學的建議下進入了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初次嘗試接觸了DNA理論研究。

那時無論是在學術領域還是實際應用中，DNA技術都是一個極為新鮮的“舶來品”，沒有人能夠預測它的未來和走向，就連鄧亞軍自己在最初，也只將其視為一次普通的“課題活動”，一切都是碰巧，一切又好似冥冥中注定。

這之后2年，鄧亞軍獲得了博士錄取資格并辭去了法醫的工作。“我仔細想了一下，念完博士應該也不會回到那里了，因為我已經看過外面的世界了。”她決定不給自己留后路了。

“其實我是法醫的叛徒。”

鄧亞軍做法醫時期的現場圖片

29歲那年，鄧亞軍瞞著所有人辭了職，交出警銜那天她想起了大哥鄧治國——作為北大數學系的高材生，大哥一直是她的“偶像”。

在拿到博士錄取通知書時，她第一時間撥通了大哥的電話：“我只和他說了一句話，‘鄧治國不好意思，我現在是博士了’。”

鄧亞軍

鄧亞軍念博士的第一年，國內非典疫情暴發。

在完成第一批ELISA試劑盒（一種抗原抗體試劑盒，可以幫助醫生非常有效地在疑似病例中甄別出“非典”病人）的研制工作后，為了進一步了解與攻克病毒，“華大”準備培養更多的SARS病毒，為后續研究做準備。

指令下達后，一位病毒專業的博士當天便提出了辭職，另一位數據專家也在留下一封告別郵件后，便再也沒有出現過。

眼見著培養病毒一事無法推動，鄧亞軍和另一位同事主動站了出來。在三次前往疫情重災區采集“非典”病人血樣后，她們走進了實驗室，而在此之前，二人對病毒學的了解，甚至都達不到“入門”級別，“沒有任何想法，因為那種形勢也顧不上多想”。

有些事是一定要完成的。

鄧亞軍（右）進實驗室前

根據生物安全防護規定，培養“非典”病毒的工作，需要全程在P3實驗室內完成，而這也就意味著，她與另一位同事，需要穿著三層防護服，在完全密封且負壓的室內工作。

（國際上根據實驗室的密封程度，將實驗室分為BSL-1到BSL-4，p4實驗室為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級別的實驗室。）

在這之前，科研人員在同等條件下連續工作的時長最多為8小時，而鄧亞軍與同事則達到了“平均每天12個小時”，“內分泌嚴重失調，滿臉都在冒痘，碰上生理期我和另一個女同事進去，出來就沒例假了”。

“可能學法醫的都不怕死吧”，即使過去了很多年，講起那個風聲鶴唳的時候，她的語氣里仍有一絲劫后余生的慶幸，“可能也是無知者無畏”。

“非典”疫情過后，鄧亞軍正式踏入DNA親子鑒定技術領域，談起這項她極為向往與熱愛的研究事業，她坦言DNA檢測技術已經被誤解很久了。

時至今日講起DNA鑒定，外界的第一反應仍是那些八卦的“狗血劇情”，加之各類影視作品不遺余力地渲染與描述，仿佛該項技術存在的意義，就只為了服務婚姻中的危險關系。

“其實不是的”，鄧亞軍從來不這樣認為，“DNA最大的一個運用，是在大型災難中識別遇難者身份，比如空難、地震、海嘯等。”

成熟且專業的DNA檢測技術不僅能推測出個體的性別、人種、膚色，甚至還能預測出瞳孔與頭發的顏色，和部分相對顯著的面部特征。

例如，2004年，國外某地發生了一系列殺人案件，現場目擊證人聲稱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子，此后警方以此為方向展開偵查卻始終無果，直到法醫從現場提取的DNA斷定嫌疑人理應是名黑人男子，案件才得以水落石出。

“進行個體識別只有DNA鑒定是最準確可靠的”，換言之：

在突如其來的巨大災難面前，DNA鑒定技術極有可能是亡靈“魂歸故里”的唯一方式。

鄧亞軍參加節目（中間，黑色衣服）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附近海域發生了矩震級9.3的海底地震，進而引發了“世界近200多年來死傷最慘重的海嘯災難”——印度洋大海嘯。

災難發生的第二天，鄧亞軍在電視上看見“災難已造成上萬人死亡，絕大多數遇難者沒有隨身證件無法識別”的新聞，“當時就想，是不是應該申請參加救援”。

某國印度洋海嘯前后衛星圖對比

當天晚上，她就向上級主管部門中國科學院生物局遞交了申請，2天后就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回應：

海嘯之后，泰國災區留下了大量無法確認身份的遺體，而這其中大多數為前來度假的外國旅客，“那面（指泰國）的人說，非常需要中國救援隊前去參與救援”。

得到回復的當天下午6點，鄧亞軍和其他4名同事就在大使館的幫助下，辦理了護照與簽證緊急飛往泰國，“回家就用了15分鐘收拾行李，防護服、物證袋、采樣工具什么都準備好了。結果因為太著急，所有吃的和洗漱用品全都忘了。”

正式出發前，副所長對即將出發的5人說：“大災之后必有大疫 ，這種災難現場可能會引發登格熱、瘧疾，這些都沒關系，因為不會死人，還可以回國治，就怕霍亂，你們要是得了霍亂，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鄧亞軍和同事們在出發前就看見了“最壞的結果”。

鄧亞軍（右一）與同事前往泰國進行國際救援

千里馳援印度洋海嘯時，鄧亞軍剛剛32歲，而同她一起奔赴戰場的伙伴，平均年齡還不到26歲。“出發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來，我還給幾個好朋友發了短信，告訴他們我有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就是沒敢告訴媽媽，當時真的有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感覺”。

12月31日，鄧亞軍一行人抵達泰國普吉島，在經歷3個小時的車程之后，她們在受災最嚴重的攀牙地區，看見了畢生難忘的畫面：

“到處是被摧毀的房屋，汽車變成了一堆一堆的廢鐵；有些地方堆著剛剛發現的尸體；當地的有些村民三五成群，繼續尋找失蹤的親人和朋友。”

“在攀牙的兩座寺廟里，存放著數千具遇難者尸體。在其中一座寺廟的左側，就是一排排簡易的棺材，觸目驚心。這是真正的現場，一排排高度腐敗的尸體橫在地上，空氣中遍布尸臭味……慘不忍睹。”

印度洋海嘯現場

在接下來的半個月里，鄧亞軍一行人與國際DVI組織（多國救援人員組成的國際大型災難遇難者個體識別協作組）展開了遇難者身份識別工作。

過程中，鄧亞軍與同事首先要給每一具尸體編號、量尸長，之后再尋找與收集遇難者身上的項鏈、耳環、戒指、衣褲等遺物。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親自做，每次一靠近尸體就會反胃，只能一次次強行將不適感壓下去”，后來在接受央視采訪時，鄧亞軍形容當時的場景為：“我可以不夸張地說，你離那五百米，都聞到那股臭氣。”

印度洋海嘯現場

對于高度腐敗的尸體，DNA檢測幾乎是對其進行身份鑒別的唯一手段。

在當時，泰國當地的所有實驗室都不具備檢測的條件和技術，如此，大量遇難者的DNA由哪個國家來做？誰來承擔這筆費用？這成了參加救援的各國人員共同關心的話題，糾結中，鄧亞軍做出了決定：

“我讓同事翻譯說，這個東西我們中國能做，所有費用我們承擔。”

鄧亞軍在救援現場拍攝的圖片

這之后不久，鄧亞軍一行人帶著首批遇難者DNA樣本回到中國，而后便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在此后近4個月的時間，她們借助技術幫助近2000位遇難者確認身份、找到家人。

此后根據計算，鄧亞軍團隊對于骨骼疑難樣本的檢測成功率為84.7%，而彼時國際平均水平也不過50%。

后來，那些DNA數據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際成為了兩國友誼的特殊信物，當地DVI組織稱：“這簡直不可思議，中國做得太好了！”

鄧亞軍參加央視《面對面》專訪

完成印度洋海嘯國際救援工作后，鄧亞軍接受了央視《面對面》的采訪。觀看樣片時，她發現編導將那一期的節目取名為“代表中國”，“有些糾結和忐忑”的她找到節目組詢問理由，編導說：

“這沒什么不合適的，在我們看來，你就是代表了中國。”

在鄧亞軍的職業生涯里，她幾乎不曾感到“力所不及”。科研工作固然艱難辛苦，可終歸有規律和方法可循。

然而在踏足DNA親子鑒定領域之后，她時常感到“無可奈何”與“無能為力”，不是因為“技術”，而是因為那些躲在數據之后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

鄧亞軍接待的第一樁親子鑒定委托，來自一位懷孕2個月的女人。

對方告訴她，自己因為身體原因結婚10年不孕，不想和情人僅發生了幾次關系便“有了”， “她自己都覺得不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誰的”。

由于孕早期的胎兒DNA樣本極難提取，且存在影響胎兒正常發育的風險，所以鄧亞軍便建議女人再等等，可對方仍決定冒一次險。

此后鄧亞軍嘗試了各種辦法，始終也沒能從女人的血液里成功提取出胎兒的DNA，鑒定無法正常進行。

這之后幾天，女人再次找到鄧亞軍，并極為無奈地說，為了保住婚姻和家庭，她最終還是決定將孩子“拿掉了”。

她不確定自己此生是否還有成為母親的機會，也不確定這段激情引發的婚外情日后會不會敗露，但在那個當下，女人很是確信，她真的很想與丈夫共度余生。

時至今日，鄧亞軍偶爾還會想起那個女人，想她日后究竟會以怎樣的方式和心態面對朝夕相處的愛人，“所以說還能相信愛情嗎？我其實更相信欲望”。

自2002年涉足親子鑒定領域以來，鄧亞軍在鑒定所的接待室里，聽過、見過幾萬個跌宕起伏的故事。

矛盾、糾結、疑惑、背叛、后悔、仇恨、驚訝……復雜的情緒糾纏在復雜的故事里，最終組合出一組組帶有基因“記憶”的DNA片段。

情緒可以隱藏，故事可以隱瞞，可DNA不會騙人，它就是個體的全貌，是人性和欲望的證明。

過去幾年，鄧亞軍成立的鑒定中心平均每年要承接1萬例親子鑒定委托。在這當中，“排除”親生父子（女）結論大約占據10%~20%，也就是說，在這一萬人中，最多有2000個人在為“別人養孩子”。

鄧亞軍：2萬例中有20%的排除概率

在我國剛剛將原來主要由司法系統內部機構操作的DNA鑒定向社會第三方鑒定機構放開時，鄧亞軍說出的“大約20%的排除率”曾讓許多人瞠目結舌，有人借題發揮說她是利用個人隱私賺錢，是破壞他人家庭的“婚姻粉碎機”。

爭議最多的那些年，就連鄧亞軍身邊的朋友都會半開玩笑地問她：“今年你又拆散了多少家庭？”。剛入行時她也曾為此糾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便不再想了。

鄧亞軍自己就有一對雙胞胎兒子，因為兩個孩子長得完全不一樣，“當時就懷疑是不是醫院搞錯了”。為此，她也曾替兒子和老公做過親子鑒定，結果顯示兄弟二人是異卵雙胞胎，也的的確確是她和老公的骨肉。

問題不是因為親子鑒定產生的，問題本身就存在。

在所有找到鄧亞軍進行親子鑒定的人中，男性占到了90%，“他們一定是這當中的弱勢群體，因為母親一定知道孩子是誰的，但男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多年前鄧亞軍曾接觸過一位父親，因為兒子長相過于清秀，和相貌平平的自己沒有半點相似，他在長達15年的時間里，都懷疑孩子并非親生，為此他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

當鄧亞軍告知其親子鑒定顯示二人系親生父子時，男人喜極而泣，“他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說以后再也不用吃抗抑郁的藥了”。

“人到中年，你別的都不用想，真的不用想太多，只要確定孩子是你的，老婆是你的，你就很幸福了。”

鄧亞軍：“我只相信鑒定結果”

或許也是由于這個原因，親子鑒定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女人是否出軌的檢測工具，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鄧亞軍曾在一對老夫妻的委托下，替一個被引產的7個月大的死胎做親子鑒定，結果顯示孩子確為兒媳與情人的骨肉。

拿到結果時，老夫妻在鑒定所內對兒媳破口大罵、拳打腳踢，也是在此時鄧亞軍才得知，自成婚以來兒媳長期遭受婆家人的打壓與言語侮辱，婆婆最常說起的一句話就是：“女人不生孩子，那結婚干什么？”

可憐又可悲。

親子鑒定可以判斷血親，卻不能斷定人性，“DNA技術的發明是為了判斷強奸犯或者致孕者是誰”，它從來不是審判女人的工具，它是為“真相”服務的技術——

之前鄧亞軍就曾為一名因公殉職的工人進行“遺腹子”鑒定，最終成功幫其遺孀爭取到賠償。

根據相關數據分析顯示，近些年選擇主動進行親子鑒定的人正在逐漸增多，于是一些有關“道德倫理的危機”的討論也由此衍生，對此鄧亞軍始終持中立態度。

多年來，她見過，在發現養了16年的孩子并非親生后，仍選擇繼續親情的父親；也見過明明孩子是親生，卻依舊拒絕支付撫養費的父親；還有女人為辦理領養手續，興沖沖地抱著“老公撿來的孩子”鑒定，結果卻發現孩子其實是丈夫的親生孩子……

有親情不一定是親生，是親生不一定存在親情。

所以“親子鑒定”真的和“道德危機”相關嗎？任何人都給不出標準答案。

“作為一名鑒定人員，我不是倫理學家，只能解決技術問題，解決不了倫理問題，那需要人們自己去警惕和反省。”

現如今，鄧亞軍與同行們也將目光放到了“打拐尋親”的公益事業上。

幾年前一位尋子18年的父親，拿著一份DNA樣本找到了她，無比激動地說自己找到了丟失多年的孩子，請她進行一次親子鑒定。

在后續的談話中，那位父親告訴鄧亞軍，自己的兒子是在醫院離奇失蹤的，孩子丟失后，他的老婆因為過分自責，已經精神失常了，如今終于看見希望了。

DNA檢測通常需要幾天時間，那位父親便每日都到鑒定所從白天等到夜里。幾天后結果出來了，兩組樣本不存在血親關系——他找錯人了。

“他的眼神一下就渙散了，整個人瞬間就頹了”。即使過去了很多年，鄧亞軍仍記得那位父親在得知結果后失望的樣子，“他愣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后告訴我‘那就繼續再找唄’。”

類似的故事太多，以至于鄧亞軍已習以為常。這些年，她也會想起那些僅有一面之緣的人，和與他們相關的故事。

但想過之后呢？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變不了。

因為真相就在那里。

鄧亞軍始終忘不了小禾。

差不多10年前，鄧亞軍受當地公安機關委托，替小禾和在獄中的父親做親子鑒定。

小禾的母親是未婚生子，孩子出生幾個月后，母親便“和別人跑了”，小禾一直與父親、叔伯生活，因為沒有結婚證和準生證，多年來連戶口都沒上。

孩子一天天長大，村里關于小禾的風言風語也逐漸增多，因不滿兒子被說“沒娘養”，父親和別人發生了肢體沖突，最終一個重傷，一個入獄。

眼見到了小禾上學的年紀，父親便在獄中請求進行一次親子鑒定，“至少先把戶口上了，這樣才能讓孩子入學”。

考慮到小禾一家的困難，鄧亞軍只收取了一半的鑒定費用，之后一個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結果出現了：

小禾和小禾父親的DNA數據并不匹配，兩人之間沒有血緣關系。

有關小禾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鄧亞軍說，那是她生平第一次，極為迫切地希望自己是錯的。

*文中阿紅、小禾皆為化名

部分參考資料：

1、《冷暖人生》DNA親子鑒定師的故事

2、《閃光少女斯斯》鄧亞軍專訪（上、中、下）

3、《大王小王》鄧亞軍專訪

4、《生活面對面》鄧亞軍專訪

4、《面對面》鄧亞軍專訪

5、鄧亞軍自傳《親子鑒定秘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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