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組減少，群演紛紛自謀生路

當劇組數量減少，賴以生存的群演也窘相橫生。

以最基礎的群演為例，他們一天一百多元，即使干滿一個月，到手也不過三千多，而且如今橫店大戲減少，需要群演的劇組并不多，很難上滿一個月。

群演小二哥透露，曾經戲特別多的時候，他一個月能拿四千多，如今一個月最多上二十幾天戲，工資到手只有兩千多。為了增加收入，他開始做中介，幫一些拍小視頻的團隊找演員，從演員身上抽成，偶爾也幫別人剪剪視頻，一條兩百多，同時他自己還運營著一個記錄群演生活的短視頻賬號，每月收入在幾百到幾千之間，也算是不錯的副業。

戲少了之后，不少像小二哥這樣的群演都自謀生路。

以前，張小明戲約不少，每個月東奔西走拍戲，加上攝影工作室的生意，讓他忙得難以分身，但自從疫情之后，攝影工作室的收入只有原先鼎盛時期的三分之一，加上橫店影視城防疫政策嚴格，“非必要不出橫店”，即使外地有戲約，張小明也不敢答應，兩邊收入都銳減，被每個月5000元的房貸壓著，張小明也開始幫一些短視頻賬號拍段子。

“有的人可能覺得拍這種短視頻不高雅，但我不在乎，只要能掙錢就行。”張小明坦言。

事實上，無所謂高雅或低級，在疫情的這幾年，刷短視頻已經成為了人們重要的娛樂方式。而橫店那些懷揣著演員夢的群演們，不少人也借助短視頻的東風，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快車道。

“身邊有一對副導演夫妻，轉行做短視頻成了大V，人家一個月賺了十幾萬。”張小明艷羨地說。他雖然不太會玩這些新興的社交軟件，但看著別人賺錢了，他自己也嘗試開了個賬號，雖然目前還沒多少粉絲，但也不失為一種事業新方向。

小二哥也透露，疫情這幾年，身邊不少做群演的朋友都開始往短視頻方向發展，“這個工作既不用學歷，也不需要背景，沒有文化也可以做”。

有的人舉著手機蹲劇組駐扎的酒店，專拍明星，有的人像小二哥一樣記錄群演的生活，也有人自己當制作人，拍小視頻、廣告、段子，或者借由這兩年的微短劇春風，搞起了微短劇創作。

同樣的，有的人因為收入不穩定，離開了橫店。

在那個一百多人的演員工會報戲群里，每隔一段時間總有人禮貌道別，“兄弟有緣再見”，沒有人追問他們去了哪里，大家心知肚明，不外乎是某個沿海城市的工廠中，那里一個月能拿七八千，可以緩解他們緊張的經濟，但壓抑的工廠，又會讓他們想念當群演在鏡頭前“游街”時，橫店大街上自由的風，所以再過一段時間，那些離開的人，又可能會回到這個地方追夢。

制作者們的陣痛

相比已經各謀生路的群演們，處于產業鏈上游的制作者們，還在思考如何應對接下來的“降本增效”。

首先，項目通過率可能會更低。

“即使不是預算的問題，平臺也不要小項目了，很多A項目都砍了，小項目基本只能做分賬劇”。王穎說道。“很多公司沒有項目，可能未來兩年很難撐下去。”

其次，演員會更難談，原先演員片酬被限價到四五千萬的時候，有的人還觀望了好一陣子，如今又要對半砍，王穎覺得演員們肯定也會先看一下情況，不會馬上答應。

“對于已經簽約或已經在拍的項目，就看他們跟平臺怎么談，平臺如果認可原來的價格，那他們就繼續做，平臺如果不認可，那所有的合同都要重新議價，答應就繼續做，不答應只能換人，這是一個相互談判的過程，耗時麻煩。”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此次平臺限價針對的是自己的定制劇和自制劇，版權劇并不在這個限價范疇內，但覆巢之下無完卵，版權劇相應地也得壓縮制作成本。

導演孫文治擔心的是，平臺真的降本了，但一定能增效嗎?

“如果為了降本壓縮周期，多多少少會影響到作品的質量。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可能讓工作人員拿一個月的錢干三個月的活，如果真的這樣做，可能只會出行活。”

好的現象是，這兩年各大影視公司都加入了微短劇創作行列，未來長劇難做，成本較低、創作周期更短的微短劇可能是不少從業者的新出路，新機會。

相比孫文治的疑惑和焦慮，制片人王穎似乎更坦然一些，她表示理解平臺的難處，幾大視頻平臺這十年來幾乎沒有盈利，加上如今疫情的影響，重壓之下肯定要先回本。

“現在行業確實有一些費用是虛高的，如果這次降本增效真的能夠把這些虛高的費用降下來，讓大家都意識到，只有一個好作品才能存活，才能在這個行業中有一些位置，可能大家都會回歸到創作本身吧，就看能不能撐下去了。”

在橫店待了十幾年的演員張小明也對行業未來充滿希望，“每個行業都會面臨從盛到衰，不可能一直處于低谷，影視行業總有一天會迎來春天。”(莊自修/文)

關鍵詞： 降本增效下的橫店 劇組減少一半 群演自謀生路 群演進廠當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