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羅伊案會不會被推翻，大多數女性已經失去了羅伊所證明的女性應有的權利。如果醫生不能提供墮胎手術，墮胎診所不能營業，我們還剩什么呢？」

文｜令頤

編輯｜金石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這是悲傷的一天」

2022年6月12日，美國一對夫婦安德里亞·普魯登特和杰伊·維爾多利耶正在馬耳他度假，但懷孕16周的安德里亞突然下體出血，出現了流產征兆。經診斷，安德里亞腹中胎兒的胎盤開始脫落，無法完成妊娠。為了安德里亞的生命安全，需要立刻進行引產手術。

但在馬耳他，這項手術無法立刻實施，因為，安德里亞腹中的胎兒仍有心跳——馬耳他有著歐洲最為嚴格的反墮胎法律，根據法律，終止妊娠或流產的人將面臨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女性遭受強奸也沒有例外。

這也意味著，這對夫婦不得不在病房中一邊面臨極高的感染風險，一邊等待孩子停止心跳。后來，經過多方斡旋，最終安德里亞被轉移到距離馬耳他較近的西班牙馬略卡島一家醫院進行引產手術。

根據全球生殖權利中心的數據，全球有24個國家完全禁止墮胎。這包括位于歐洲的馬耳他，以及亞洲的菲律賓和老撾。美國《時代》周刊的數據則顯示，在全球范圍里，有大約9000萬（5%）育齡婦女生活在完全禁止墮胎的國家。

安德里亞的丈夫杰伊陪伴妻子親歷了這一切，他因此獲得了真切的體驗——喪失墮胎權會切實傷害到女性，沒有例外。他對ABC的記者說：「孕期女性要親自面對死亡，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被禁止流產、禁止看醫生，這太可怕了。」

但在他們回到美國后，一場新的災難發生了——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以5票支持、4票反對的結果推翻了「羅伊訴韋德案」（以下簡稱羅伊案）——這是1973年通過的，旨在保護婦女墮胎權利的法案。因為它的存在，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國家的女性被允許墮胎，這是屬于女性的，自然、合法的權利之一。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4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一名含淚的工作人員擁抱了一名患者，告知她診所不能再提供墮胎服務。圖源視覺中國

但如今，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的判決正式否認了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障，并將墮胎的合法性判定留給各州。這個裁決使得很大一部分女性將失去自主生育的權利，也將改變數百萬美國女性未來的生活。

美國總統拜登稱「這是悲傷的一天」，他在白宮發表講話，毫不夸張地表示：「這個國家婦女的健康和生命現在處于危險之中。」前總統奧巴馬則一針見血地將這一法案的顛覆解讀為：「把一個人可以做出的最強烈的個人決定降為政客和理論家的心血來潮，侵犯了數百萬美國人的基本自由。」

早在最高法院正式宣判前，在美國，已經有13個州通過了「觸發法案」，也就是說，羅伊案一經被推翻，具備「觸發法案」的州將會自動禁止墮胎——很快，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等9個州已經宣布禁止墮胎，或會實施嚴格的反墮胎法，即使是強奸或亂倫導致妊娠也不可墮胎，而這9個州共有超過720萬的育齡女性。

最高法院公布投票結果后，投了反對票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撰寫了一份聯合反對意見，她們堅定地對廢除羅伊案持反對意見。在這份文件中，她們寫道：「從受精的那一刻起，女人就沒有發言權。一個國家可以強迫她將胎兒娩出，即使是付出最大的個人和家庭代價。」

她們為失去基本憲法保護的數百萬美國婦女感到悲痛：「無論未來法律的具體范圍是什么，今天的判決有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就是它削弱了婦女的權利，以及她們作為自由和平等公民的地位。今天之后，年輕女性成年后的權利將比她們的母親和祖母少。」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4日，美國加州，在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后，一位母親在舊金山市政廳舉行的一場墮胎權利抗議活動中擁抱她的女兒。圖源人民視覺

一個起點

因為深厚的基督教傳統，在羅伊案前至少十年，美國有30個州嚴格限制墮胎。孕期女性想要墮胎，要頂著受到刑事制裁的風險。她們可能要繳納罰金，還有可能被判監禁。

改變發生的起點是——1969年，21歲的諾瑪·麥考維（Norma McCorvey）懷孕了。她說自己是一個破碎家庭里不受歡迎的孩子，「一個被親戚多次強奸的初三輟學生，一個無家可歸的逃亡者和被送去改造學校的小偷。」

這是她第三次未婚先孕，她流浪在街頭，吸毒成癮，還是個酒鬼，之前出生的兩個孩子，一個送養給了外人，一個留給了諾瑪的母親。這一次，諾瑪找到醫生說自己被強奸了，想要墮胎，但遭到了對方的一陣譏諷。「我是一個孤獨的女人，沒有地方可去，也沒有工作。」諾瑪在1973年接受采訪時回憶到當年的經歷，「沒有人想雇用孕婦，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兒時的諾瑪和母親。 圖源《AKA Jane Roe》劇照

諾瑪去了達拉斯的一個地下墮胎診所，看到那里黑乎乎的，地上爬滿了蟑螂，她害怕極了，擔心自己沒法活著出來，落荒而逃。

隨后，她決定找律師幫忙，在引薦下，她認識了莎拉·韋丁頓和琳達·卡菲。她們剛剛從法學院畢業，正在尋找一個原告的案例來幫她們推翻得克薩斯州的墮胎法，在那里，墮胎被嚴令禁止，除非母親的生命受到威脅。

諾瑪幾乎是一個完美的案例，「與更富有、資源更豐富的女性不同，諾瑪負擔不起離開得州或從可靠的醫生那里安靜地墮胎。」

當年，韋丁頓律師問了她一個問題：「你認為女性應該掌控自己的身體嗎？」諾瑪陷入了一陣傷感：「我知道懷孕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我不會讓其他的女性有這樣的感受，低賤、骯臟、無用，女性會犯錯，和男性一起犯錯。」

1970年3月，諾瑪同意全權交由律師韋丁頓和卡菲代理訴訟，并使用了化名簡·羅伊（Jane Roe），該訴訟名為Roe v. Wade（羅伊訴韋德案）。

兩位律師起訴了亨利·韋德（Henry Wade），在羅伊的居住地得克薩斯，他是負責執行墮胎法的地方檢察官。她們主張得克薩斯州禁止墮胎的律法侵犯了婦女的憲法隱私權——她們的生活應該是自由的，而不應當接受政府的不當干預。

訴訟長達兩年，兩位年輕女律師面對的九位大法官，全部都是中老年男性。

圖源《推翻羅訴韋德案》

法庭辯論中，人們對女性和懷孕的輕視和侮辱隨處可見。韋德方的辯護律師稱，女性在懷孕前，可以選擇生或不生，但一旦懷孕，她們就完全喪失了選擇權。這名男性辯護律師甚至還取笑著說，羅伊決定住在得州的時候，就已經做出了選擇，那就是不會墮胎，這引來了法院里聽眾們的哄堂大笑。

還有一個法官問向韋丁頓：「你認為人的生命是何時開始的？」韋丁頓反駁說：「尊敬的法官，我們沒有必要討論這個精確的時刻，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沒有法律規定胎兒是什么時候變成了人，所以問題是，誰能夠做這個決定，是婦女還是政府？我認為，這絕不是政府可以做的。」

隨后，韋丁頓又堅定地表示：「我們并不要求本法院裁定墮胎是好的或者是可取的， 我們在此主張，某一婦女是繼續懷孕，還是終止妊娠，應該由她個人決定。」

在羅伊案進行的過程中，另一場與墮胎權息息相關的訴訟也在同步進行。

22歲的佐治亞州居民桑德拉·卡諾懷上了第四個孩子，此前每個孩子都被收養或寄養。她無力承擔撫養孩子的經濟開銷，因此想要墮胎。但當地的醫院拒絕為卡諾墮胎。和羅伊的經歷類似，來自佐治亞法律援助協會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組織的律師找到她，并協助她起訴了佐治亞州總檢察長亞瑟·博爾頓（Arthur Bolton），這個案件被稱為杜伊案（Doe v.Bolton）。

1973年，這兩個案件，連同美國女性墮胎權的未來命運，都掌握在美國最高法院手中。

最終，1973年1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同一天針對羅伊案和杜伊案公布了裁定。羅伊案收獲了7票贊成、2票反對，一舉推翻了這個國家一個世紀以來對墮胎的限制，法院強調在孕婦懷孕的前三個月，「不受國家干預」。杜伊案還引申出了一個新的裁定，各州不能夠以精神、心理等因素拒絕孕婦墮胎。

此后，羅伊案一直是美國司法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法案之一，因為它是女性自主奪回生育選擇權的起點，也迫使各個州的計劃生育組織開始致力于提高女性的生殖健康和有效避孕。

圖源《推翻羅訴韋德案》

欺壓一直在繼續

羅伊案究竟為美國女性帶來了什么，安·希爾的故事可以說明一切。

1968年，還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讀本科的安·希爾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墮胎，她聯系到了一個化名為內森的男性墮胎醫生，并預付了500美元。到了約定那天晚上，希爾按照醫生的指示，到了后巷里的一個昏暗的公寓。她發現，做手術的醫生就住在那間屋子里，而且做手術的地方，只有一把帶馬鐙的椅子，和一些零散的剪刀、棉線。臥在那個椅子上的時候，希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和絕望：「面對疼痛和流血，我覺得自己已經被肢解了。」

不衛生的手術環境和對方不專業的墮胎技術導致希爾在回家后不久，就出現了下體流血、劇痛等感染癥狀。不得已，她只好找到正規醫院的醫生，告訴他自己墮胎了，好在醫生并沒有告發希爾，并讓她在醫院里清理了手術創口。

在那個周末過后，「我非常生氣，我意識到這件事之所以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是一個女人，在這個社會上沒有任何權利。」希爾說。

在羅伊案開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里，像希爾這樣悲慘的故事，在這個國家的每一間隱秘墮胎室里不斷上演——非法墮胎給女性帶來了非常痛苦的并發癥，嚴重時，這些并發癥甚至會危及女性的生命。

一位名為安東尼·沃德的職業墮胎醫生曾向媒體分享過，早年間，自己在值晚班的時候，看到急診室推來了一位年輕的孕婦。她在地下診所接受流產手術的時候，突發大出血。在她的陰道里，插著兩根交纏在一起的編織針，診所里的醫生試圖用這個自制工具將孩子打掉。來到醫院后，她組織感染、高燒不退，已經陷入了昏迷，兩天之后，她失去了生命。

安東尼描述到，在婦產科的病房里，「每天都能看到二三十名因為非法墮胎而病重的女性。但最后，她們中的很多人還是死了。」

除了尋找地下診所，孕婦也會在家中給自己「動手術」。美國的一名婦科醫生羅伯塔·凱勒在自己的醫學講座中提到，在女性不能合法墮胎的年代，為了墮胎，也為了省錢，她們往往會選擇更為極端的方法：「不知道怎么墮胎的姑娘們往陰道里放堿液，把掛衣架插入陰道。她們并不知道，這些行為會造成子宮和腸道穿孔、喪失生育能力，也有的人會瀕臨死亡。」

電影《四月三周兩天》中，流產手術在一個廉價小旅館內進行。

在《女性主義有什么用》一書中，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塔比·杰克遜·吉曾寫道： 「20世紀60年代，僅在美國每年就有100萬女性進行非法墮胎，實施者是不熟練的后街墮胎技師或孕婦本人。」

所有這些，都在羅伊案之后才有了改變。在那之后，女性可以合理、合法地找到正規機構進行墮胎，也因為羅伊案的存在，美國產婦發病率和死亡率顯著下降。

在羅伊案后不久，安·希爾又接受了一次墮胎手術。不同的是，她不用再讓自己緊張兮兮，「我不用在黑夜里沿著后巷去找醫生，我可以在白天光明正大地走進醫院。」

但羅伊案也并非是一個完全支持女性自由墮胎的法案，根據具體的法案條款，在女性懷孕12周內，美國各州不可以通過立法限制孕婦墮胎；當懷孕到12-24周的時候，為了保障孕婦健康，各個州可以制定法案，限制實施墮胎。而孕期一旦超過了24周，各州可以徹底禁止墮胎。

近些年來，一些保守的政客和他們所在州，也一直在試圖挑戰羅伊案。

2010年來，美國各州已經出臺了300多條關于限制墮胎的法令，這導致160多家診所關閉，以密西西比州為例，全州只有一個墮胎診所。

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在總統競選的時候講出了女性面臨的日益兇險的窘境。「許多州正在向女性施加嚴格的規定，阻止她們選擇的權利，這是美國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作為女性，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辯論中，希拉里堅定地表示：「我會支持羅伊案，我會守護女性為了自己的健康做出決定的權利。」

只可惜，她在大選中落敗，擊敗她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當選的當晚，便發表了一場典型的特朗普式演講，他表示自己反對墮胎，自己看不得有人將未出生的寶寶從媽媽的子宮中扯出來，「I’m not ok with that.」特朗普說。

他的發言，立刻受到了保守派選民們的稱贊。在任期內，特朗普還任命了三名新法官，讓反對墮胎的保守派獲得了6-3的多數席位。

隨后，越來越多的政客開始公然挑戰羅伊案。

肯塔基州州長候選人，呼吁停止對計生辦的撥款。密蘇里州州長候選人站出來呼吁反對墮胎等于拯救生命。2018年，密西西比州禁止孕婦在懷孕15周后墮胎。

2019年5月，阿拉巴馬州共和黨女州長簽署了全面禁止墮胎的法案，該法案規定，孕婦在孕期的任何階段都不能墮胎，即便是在強奸、亂倫導致懷孕的情況也不例外。非法給孕婦墮胎的醫生將被判處最高99年監禁，比強奸犯的監禁時間還要長。

在德克薩斯，反墮胎的聲音從未間斷過，州長瑞克佩里和團隊甚至提出了一條充滿了綁架意味的感化手段，并隨之簽署了一條圖像法案——要求孕婦在流產手術之前進行24小時的超聲監測。醫生會將孕婦腹中的超聲影像打印出來，本意是讓孕婦發現擁有孩子的美妙，讓她知道她想要流產是錯的，從而放棄墮胎。

2021年9月，該州議會還通過了一項名為SB 8的法律，該法律規定，在可以檢測到胎兒心臟活動之后或懷孕六周之后，孕婦都不可以接受流產手術。更令人沒想到的是，這條法案破天荒地授權公民可以檢舉那些墮過胎的人，無論對方是誰，檢舉如果成功，還將獲得 10,000 美元的獎勵。

面對這些法案，德州議會中唯一一位支持墮胎的女性議員溫蒂·戴維斯表示：「我們終于清醒地意識到，女性切切實實受到了欺壓。」

得州的官員希望能夠充分利用超聲技術， 「感化」 孕婦們。 圖源《推翻羅訴韋德案》劇照

親生命還是蔑視生命

在美國，自由黨支持墮胎的「親選擇派」和保守黨反對墮胎的「親生命派」之間巨大的矛盾根源在于——終止胎盤發育，是否等于謀殺生命？

反墮胎者們強烈譴責墮胎是一種不人道的、泯滅生命的手段。但現實中，這些打著「生命至上」旗號的人，卻將反墮胎表達變成了一項恐怖活動——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墮胎抗議者發起的暴力事件中，至少有11人喪生。

其中，墮胎醫生一直處于危險的最前線。

2009年5月31日，在堪薩斯州，反墮胎極端主義者斯科特·羅德爾在一所教堂內，用一把手槍殺害了墮胎醫生喬治·蒂勒。

在接手了父親的家庭醫院后，蒂勒醫生將醫院經營成為了在美國最富盛名的墮胎專科醫院。但他和診所很快就遭到了反墮胎主義者的抵制。

脫口秀名人比爾·奧萊利曾怒斥蒂勒醫生，在觀眾面前多次稱蒂勒醫生是「嬰兒殺手蒂勒」。從2005年到蒂勒醫生被謀殺的前一個月，比爾在節目中29次提到蒂勒醫生，并指責他「經營著一個死亡工廠」，「處決即將出生的嬰兒」，「在胎兒出生之前，以各種理由將胎兒毀滅」。

除了這些言語攻擊，蒂勒醫生和家人也一直承受著不同程度的暴力攻擊——1986年，反墮胎者們使用自制炸彈襲擊診所，爆炸聲響后，損毀了三分之二的房屋結構，造成了1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1991年夏天，反墮胎組織「拯救行動」(Operation Rescue)又突襲了蒂勒醫生的診所，并舉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抗議者們多次封鎖了蒂勒醫生診所的入口。

在這之后，反對者們的攻擊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極端。

1993年，蒂勒醫生在下班途中，被人用槍近距離擊中雙臂。帶有蒂勒醫生名字、照片和個人信息的「通緝」海報貼滿了當地街道。示威者們還跟蹤了他的妻子，并多次出現在蒂勒醫生常去的教堂，騷擾大眾，中斷禮拜。

為了防身，蒂勒醫生不得不每天穿著防彈背心去上班。上班途中，他會戰略性地走不同的路線，開車只開右車道，這是因為安全專家曾告訴他，這樣可以減少襲擊者打中自己的機會。不光如此，他還花重金為自己的車輛配備裝甲，并購買了昂貴的防彈玻璃，設置了安全系統。

但盡管如此防備，蒂勒醫生還是沒能幸免。

2009年5月31日，蒂勒醫生和往常一樣在教堂等待禮拜的開始，當牧師開始演奏音樂，一直坐在附近的羅德爾徑直走到蒂勒醫生面前，從口袋里掏出一把槍，扣動了扳機。事后，羅德爾被判終身監禁，五十年后才有可能假釋。

蒂勒醫生的遺像。 圖源《推翻羅訴韋德案》劇照

一周后，蒂勒醫生生前的好友沃倫·赫恩發表了一場名為《醒醒吧，美國》的公共演講。和蒂勒一樣，作為墮胎醫生的沃倫也經歷過投彈、槍擊、跟蹤等反墮胎民眾們的襲擊。

早在1994年，沃倫就曾向美國司法部民權司撰寫過一份人權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提出，反墮胎主義者們所實施過的「陰險的、煽動的言論和暴力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恐怖主義，這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了美國公民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

在這場紀念蒂勒醫生的演講里，沃倫極為憤怒，也極其不安，他說：「反墮胎并不是一個中性詞匯。它是一把以仇恨和恐怖為底色的匕首，是對那些幫助女性的醫生的誹謗和侮辱。『親生命』這個詞也是一場殘酷而惡毒的騙局。」

關于蒂勒醫生本人及其職業的意義，沃倫是這樣說的：

「他代表的是自由。他代表的是個人尊嚴。他代表的是女性成為這個社會參與者的機會。他代表的是社會變革。他代表的成年人個體的價值，絕不受國家控制。」

蒂勒醫生被槍殺后不久，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美國德雷賽爾大學教授大衛·科恩與克里斯滕·康南合作撰寫了一部著作，名為《活在槍口上：反墮胎恐怖主義不為人知的故事》。

從2011年年中到2014年初，他們采訪了87位在美國工作的墮胎醫生，并將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歧視、危險記錄了下來。

羅德尼·史密斯(Rodney Smith)20世紀80年代末從空軍退役后，在美國中西部地區開了一家診所，向女性提供墮胎服務。反墮胎者們放火燒了他家的房子和谷倉。火勢嚴峻，但當地的消防部門卻置之不理，最后是一架直升飛機發現了火情，報了警。當消防員趕到現場時，大火已經燃燒了近兩個小時。

除了當時的穿著，羅德尼和他的家人失去了一切——他們失去了房子、谷倉和三座獨立的附屬建筑。他們的狗、貓和17匹馬也被活活燒死。

為了保命，羅德尼醫生即便外出就餐，也不會總在同一家餐廳吃飯，并盡量在30分鐘內吃完。「如果有人看到我，想打電話叫同伴過來，在其他人到達之前，我們就不在那里了。」

在兩位作者的采訪過程中，很多醫生都表示，自己由于經受過了長期的恐嚇、威脅，神經處于高度緊繃的狀態，急性胸痛成了這些醫生們最經常遇到的身體不適。

「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減輕這些醫護人員的生活負擔。在他們向女性提供合法、安全和基本的醫療服務時，不應該面對這種恐怖主義，也不應該做出如此多的讓步。」在書中，兩位作者如此寫道。

至于所謂「親生命」的論調，則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不是在支持生命，他們只是在反女性。這是對女性生命的漠視，也剝奪了女性對身體的自主權。」

圖源《大法官金斯伯格RBG》

「婦科暴力」

放眼全球，女性在爭取生育自主權的道路上，始終充滿了血和淚。

2021年1月，波蘭制定了歐盟最嚴格的墮胎禁令。法庭裁決，波蘭的墮胎醫生們未來只能在孕婦遭受強奸、亂倫，或者孕婦的身體健康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實施墮胎手術。但如果法庭的檢察官判定醫生沒有正當理由進行墮胎，那么，醫生可能會被判入獄三年。

禁令公布后，大批抗議者在波茲南、華沙、弗羅茨瓦夫和克拉科夫等城市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波蘭婦女和計劃生育聯合會負責人克里斯蒂娜·卡庫普拉告訴法新社記者：「這是波蘭政府對這個國家女性的羞辱。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它。」

墮胎禁令很快就危及到了波蘭女性的生命安全。

2021年11月，一位名叫安琪涅斯扎卡的孕婦去世，導致她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醫院拒絕為其實施墮胎手術，從而引發敗血癥。

早前，37歲的安琪涅斯扎卡懷著一對雙胞胎，因腹部陣痛，來到當地的圣母瑪麗亞醫院進行治療。沒想到，在她住院兩天后，腹中的一個胎兒在子宮內死亡，醫生礙于墮胎禁令，拒絕將死胎取出。一周后，她肚子里的第二個孩子也失去了心跳。

今年1月25日，安琪涅斯扎卡因臟器感染并發敗血癥去世，留下了她的丈夫和三個孩子。她的家人在Facebook中寫道：「這證明了現任政府手上沾滿了鮮血。」

在克羅地亞，盡管憲法規定，女性可以在懷孕第10周之前進行墮胎，并且不需要說明理由，也不需要滿足任何條件。但法律同時也賦予了醫生拒絕手術的權利。

性別平等專員維斯尼加·魯比克曾前往克羅地亞的30多個國立醫院的婦產科進行觀察。她發現，女性正在經歷一種「婦科暴力」。在醫院，她發現了許多反墮胎材料，例如畫著子宮和寶寶的冊子和海報。

而當懷孕婦女告訴醫生自己想要墮胎，就不得不忍受來自醫生的侮辱和道德教育。根據維斯尼加的統計，在2014 年，就有54%的醫務人員行使了拒絕權，到2018年，這個比例增長到了59%。因此，越來越多的克羅地亞婦女前往鄰國斯洛文尼亞進行墮胎。

近年來，歐洲范圍內最大的進步來自愛爾蘭，但這也建立在一位女性的生命之上。

2012年，一個居住在愛爾蘭的印度裔孕婦薩維塔·哈拉帕那瓦在孕17周的時候流產了，但胚胎依然有心跳。依據當地法律規定，醫生不能做任何干預結束胚胎的生命——哪怕是為了挽救母親生命也不行。隨后，薩維塔誘發感染，十分痛苦。丈夫多次央求醫院救救他的妻子都以「不合法」的理由被拒絕。

幾天后，盡管胚胎的心跳已經停止，但薩維塔因子宮已大面積感染，罹患敗血癥，最終導致多器官衰竭，不幸離世。

這一事件引起了愛爾蘭民眾和印度政府的強烈抗議。隨后，在2013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呼吁愛爾蘭取消墮胎禁令，愛爾蘭國內也多次舉行全國范圍的游行，并最終迫使愛爾蘭公民大會決定對是否廢除墮胎禁令，進行公投。

2018年，愛爾蘭正式廢除了《第八修正案》。自此，這個國家的女性正式奪回了墮胎的權利，也找回了自我選擇的權利。

游行者們舉著薩維塔·哈拉帕那瓦的照片。

「我們還剩什么呢」

6月24日，最高法院的決定引起了這個國家民眾們強烈的抗議。據CNN報道，美國各州多次舉行了大范圍游行、示威活動。美國一家非盈利新聞評論社The 19th 將當下美國社會的處境稱為「A Post-Roe America」，后羅伊時代的美國。

想要奪回選擇權的女性從各地趕往華盛頓特區，她們從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趕來，從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趕來。她們聚集在這個國家的最高法院門外，舉著綠色的標牌，連聲抗議。綠色被認為是墮胎權的象征，標牌上寫著「我們是后羅伊一代」。

她們膚色不同、年齡不同，卻有著相同的初衷，「這將喚醒沉睡的巨人」，墮胎合法權的擁護者謝麗爾·凱利說，「我們已經來過一次了，現在我們必須回來，為了我的女兒和世界上所有受此影響的人，我不能坐視她的未來被剝奪或她的所有權利都被剝奪。」

一名情緒激烈的男性甚至爬上了法院外不遠處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紀念橋頂部，他展開了一幅巨大的綠色橫幅，看著它迎著風在橋下飄蕩。

當天，他被警方逮捕又釋放。隨后，作為一位12歲女孩的父親，他在推特上寫道：「一夜之間，數以千萬計的女性的身體和權利落入了殘忍和暴力的男人的手中，他們會看到她們因行使對自己身體的權利而被指控犯有謀殺罪。這是可憎的事。」

憤怒的，還有美國各大知名企業。蘋果公司在6月24日發表聲明，告知員工可以去其他州接受醫療護理并享受公司福利。華特迪士尼、Alphabet、亞馬遜和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 Inc等公司也承諾，如果員工所在的州禁止墮胎，則將支付員工到其他各州接受墮胎的旅費和墮胎費用。

微軟發言人對美國媒體表示，公司已經對員工和家屬提供最全面的生育權利保護，「我們堅持這些政策不動搖。」蓋茨基金會聯席會長梅琳達·法蘭奇（Melinda French）斥責最高法院：「一個從未保證性別平等的政府，居然深入到女性生活最私密的角落，告訴她對自己身體的選擇權不再屬于她自己。」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4日，美國加州西好萊塢，一場抗議活動中，墮胎權利的支持者在計劃生育診所外高喊口號。

但羅伊案已經被推翻，糟糕的影響已經無法挽回。

據美國當地媒體報道，位于北達科他州的紅河診所目前正準備跨越州界，搬到明尼蘇達州的穆爾黑德。20年來，它是這個州唯一能夠提供流產手術的私立診所。

而更多診所和墮胎機構選擇徹底關閉。在阿肯色州，小石城計劃生育協會取消了所有流產預約。「有些病人說他們在車里，在路上，問我們，『會沒事的，不是嗎？』我們不得不告訴他們，『不，我們必須遵守法律』。」小石城計劃生育協會的凱西教授告訴媒體。

法令生效后，支持合法墮胎權的研究和政策機構古特馬赫研究所表示，超過1000萬育齡人將不得不跨越州界，被迫前往合法州完成一場「墮胎旅行」。

CNN報道了一家墮胎診所的遭遇，診所管理員安德里亞·加萊戈斯在得知羅伊案被推翻后，不得不暫停診所里所有的墮胎手術。她紅著眼眶對那些翹首以待的孕婦們說道：「很不幸，從今天開始，你們身體的自主權將由你們的居住地決定。」

基于自己多年的從業經驗，加萊戈斯認為，許多需要墮胎的孕產婦收入并不高。她們之所以選擇墮胎最主要的原因是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錢撫養孩子。「現在，她們更沒有錢去旅行墮胎，還要被迫接受一個孩子，這些影響，長此以往，都是毀滅性的。」

持反對意見的大法官布雷耶也提到了這一點，「多數派說，今天的法案允許『每個州』隨心所欲地解決墮胎問題。對于無法拿到錢趕到遙遠的州進行手術的女人來說，這是一種冰冷的安慰。」

「這是對女性的背叛，這是巨大的倒退，它為女性喪失其他權利和自由打開了大門。」以布雷耶為代表的反對派大法官們無法掩飾自己的憤怒，但目前，他們能做到的極其有限。

世衛組織也對美國發出警告，在那些墮胎受限制或墮胎非法的國家，墮胎手術的數量并沒有下降——相反，女性會訴諸不安全的「秘密」墮胎。

未來，在美國，有安全保障的墮胎手術將會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將是阻斷不禁的黑市墮胎，對女性來說，懷孕的危險系數驟增。

早在2018年，美國疾控中心就曾公布數據稱，在那些確定或可能禁止墮胎的州，孕產婦因病造成的死亡率比全國其他地區高47%。

在這項數據公布的同一年，在名為《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紀錄片中，一位名為麥克·尼古拉斯的墮胎醫生就針對自己的職業提出了一個疑問——在今天，這個疑問同樣適用于這個國家：「不管羅伊案會不會被推翻，大多數女性已經失去了羅伊所證明的女性應有的權利。如果醫生不能提供墮胎手術，墮胎診所不能營業，我們還剩什么呢？」

在這個提問發出前一年，2017年，羅伊案的原告諾瑪去世了，享年69歲。在《華盛頓郵報》刊登的訃告中，作者艾米麗·蘭格寫道，當年這位22歲的女孩并不想成為美國女性自由的一個象征，「她并不想繼續妊娠，她只是想獲得合法、安全終止懷孕的權利。」

只是，在諾瑪取得了這項權利近50年后，這個國家的女性又無奈地失去了它。

這里是「壞姐姐來了」，我們將在流行文化的流變史中觀察女性，關注女性情感、思想、境遇與生活，去表達女性的見解與聲音。她們可以時髦，也可以疲憊，可以美好，也可以狼狽，她們可以非常有力量，當然，也有權利十分軟弱。

她們不會被大眾審美所綁架，壞姐姐永遠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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