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一則新聞曾引起巨大的轟動——

河南農業大學的退休教授王澤霖，將畢生科研成果轉化費8208萬元，全部捐給了學校。

2022年7月，80歲的他又將自己所得的300萬元獎金全部捐給學校，用于人才培養和科研創新工作。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消息一出，無數人肅然起敬。

王澤霖一度被學生認為是最摳門的教授：住的是幾十年前的老房子，騎的是晃晃悠悠的電瓶車，而他目前所捐資產累計卻已近億。

這是很多人難以理解的人生。

而像這樣的人生，往往會使人想起一個名字——白方禮。

從1987年開始，74歲的白方禮蹬起了三輪車，一蹬就是十余年，直到88歲。

他吃的是撿來的饅頭，住的是3平米的鐵皮屋，卻累計捐款35萬元，資助了300多名孩子上學。

2011年，白方禮老人的名字登上了《感動中國》的頒獎典禮，“白方禮們”也成了一個代號，并影響至今。

其實，像這樣的故事還有許多，這世上，也許從不缺白方禮們。

他也許不凡，也許平凡，僅靠自己，就活成了一座豐碑。

在早些年的河南農業大學，經常會看到一個身影。

一個年逾花甲的老人，騎著一輛電瓶車，往返在年代久遠的家屬院與教學樓之間。

他叫王澤霖，還有一個外號，叫“摳門教授”——

穿的是半新不舊的汗衫，住的是幾十年前分配的舊房子。

就連應邀去全國禽病大會上作報告，他依舊穿著領子松垮的舊衣服，秋衣的袖口都翻著毛邊。

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2019年底，卻斬釘截鐵地將自己畢生科研轉化結余的8208萬元，統統捐給了學校。

這一年，他77歲。

距離他來到河南農業大學任教，已經過去了35個年頭。

王澤霖教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中國經濟百廢待興。

在農村鄉鎮，養禽業成了不少家庭的支柱產業，同樣，也是危機四伏的產業。

我國是世界第一養禽大國，也是禽病頻發的國家。雞瘟、禽流感等等疾病，一旦流行并爆發，可以輕易地催毀養殖戶多年的心血。

怎么解決這個難題？打疫苗。

但在當時，大部分人還是要依賴進口疫苗，只能眼睜睜看著錢全流進了外國人的口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78年，王澤霖考取了南京農業大學第一屆碩士研究生——也是新中國第一批研究生，學習的就是禽病研究。

1984年，畢業之后的王澤霖，被調進了河南農業大學，從事家畜傳染病教學和科研工作。

這一年，他42歲。

早期，王澤霖從事研究的實驗室

搞科研，在八十年代的河南農業大學，可謂是困難重重。

首當其沖的就是，沒有科研經費。但這沒有難倒王澤霖：沒有經費，那就自己賺錢。

于是，他一邊在高校的講堂里上課，一邊又跑去天南海北的養殖場治病。

除此之外，他還給養殖戶開培訓班，手把手教他們如何預防禽類疾病；時不時地下鄉義診，為村里的雞鴨豬羊看病診療……

10年之后，在那個連萬元戶都稀少的年代里，他就這樣掙出了400多萬元。

早年間王澤霖（右一）下鄉服務

1994年，他將這400萬全部用光，在河南農大的校園里建了兩座實驗樓。

這個在結婚第二天都穿著十幾個補丁舊棉褲的摳搜男人，面對30多萬天價的超速離心機，眼都不眨就購置了數臺。

在這個實驗樓里，他攻克了3項發明專利，拿到了12個新獸藥證書，徹底打破了國外在禽病防疫上的壟斷，“給中國雞寶寶撐起了國產保護傘”。

后來，禽類養殖行業甚至有了個不成文的說頭：“禽病防疫就找河南農大王澤霖”。

依靠這些藥物和研究，王澤霖平均每年為社會增加了100多億的經濟效益，更讓人驚訝的是，他沒有向國家申請過一分錢。

王澤霖所獲的榮譽與證書

2005年，內蒙古一家藥廠的負責人找到了王澤霖，問他手里有多少個研發出的新獸藥，有沒有意愿出售。

王澤霖沒想到會有人來買，直愣愣地伸出一個巴掌：“五個。”

那人又接著追問價格，王澤霖不懂市場，就試探著說了個500萬。結果對方二話不說，就以這個價格成交了。

賣藥能賣500萬！消息一出，整個校園都轟動了，王澤霖也成了光鮮名人。

500萬的收益，學校拿了115萬，學院里分了60萬，剩下的錢全部由王澤霖自己支配。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王澤霖轉頭分得明明白白——

拿出了230萬元，給禽病研究所建實驗室用；剩下的自己又貼了一些錢，湊齊了100萬，捐給了中國畜牧獸醫學會。

而捐錢這個口子一打開，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王澤霖教授

2008年，汶川地震。

剛出差回來的王澤霖聽聞消息，火急火燎地來到了學院，把身上僅有的2000元統統交給了學校領導。

他仍覺不夠，回到家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又掏出了20萬元現金，全都支援給了災區。

2014年初，王澤霖團隊準備研發新疫苗。

聽到消息，4家企業幾乎同時找到了王澤霖，二話不說就掏出了1950萬元資助疫苗研發，條件只有一個——成果優先使用。

這種資助，在科研圈里不算罕見。尤其是王澤霖的科研成果，100%都能夠完全投入社會使用。

研發的疫苗出了實驗室，就能進市場創造價值，對企業來說，也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

就這樣，王澤霖在科研路上走了35年，科研成果的轉化收入，不知不覺間，也滾到了近億的巨額數字。

2019年底，分完了學校、學院、團隊的收入之后，王澤霖個人的可支配收入，還有8208萬元。

王澤霖教授（右一）

這個錢該怎么用？王澤霖犯了難。

換個房子？

王澤霖的老伴王五梅首先就搖了頭：“這是我們的房子，住了幾十年了，我們喜歡這個房子。”

那添置點新衣服？

王澤霖又沒這個欲望：“我一輩子當馬醫生、豬大夫，這幾十年是給小雞看病的，我穿那么好給誰看？關鍵是耽誤干活啊。”

至于把錢留給子女這項選擇，老兩口更是絲毫沒有考慮過：“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努力的，我們也是這么奮斗過來的，他們也得靠自己去奮斗。”

王澤霖與老伴王五梅

最后，老兩口一合計，索性捐出去得了，“得干個大事”。

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個故事——

王澤霖找到了學校領導，將這8208萬元全部交給了學校，只有一個愿望：建一個P3實驗室。

P3實驗室，正式名稱叫做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

在2019年之前，河南農業大學只有P2實驗室。按照相關政策要求，沒有資格從事高致病性病原及微生物實驗活動。

對于河南農業大學的師生來說，這就意味著再想進行更高級別的禽病研究，不能再在本校進行。

這是王澤霖一塊橫亙在心頭已久的舊病：“現在很多年輕老師都很困難，原來五年能研究完的，現在要拖到七八年，還要跟人家結合……”

王澤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暢想過這個實驗室日后修建好的光景：

“到時候我們不光可以研究雞，還能研究豬，可以分離病毒，可以研究疫苗。”說這話時，王澤霖的眼睛里仿佛閃著光。

記者表情動容，但還是為老人澆了一壺冷水：“您想建這個實驗室，可是這個實驗室未來不一定和您有關系。”

王澤霖不假思索地回：“只要有這個條件，他們研究出來也好啊，總會有年輕人去研究的。”

活到了這個年紀，他早已將個人的名利地位置之度外。

2022年7月，在捐出8208萬元之后，王澤霖又找到了學校，捐出了300萬——

這是他在2020年被授予“河南省科學技術杰出貢獻獎”的獎金，自己卻分文未動。

筆者有幸采訪到一位曾在河南農業大學就讀的學生，她說自己的專業課老師曾與王澤霖是一個課題組的同事，經常不由自主地在課堂上感慨王澤霖的簡樸與淡泊。

而在學校官網中，王澤霖所帶研究生發表的數篇文章，也將王澤霖的形象描述得更加具象。

在學生口中，王澤霖年過花甲，卻始終沒有停下奔波的腳步，他曾經累到視網膜脫落，腰椎增生和糖尿病等疾病更是早已纏上他的身體。

有一次王澤霖到北京出差，學生手里提著科研資料，準備送他去車站，“我建議他打的士去車站，他隨口就說28路車就在那，坐啥的士”。

王澤霖自己也說：“我們這個年紀了，也不要什么名利了，就過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王澤霖與學生

有記者問過他，想沒想過“有更多的財富，生活條件會更好”。

“不不不，現在就很好。”王澤霖卻立刻打斷記者，“而現在，科研正需要錢。”

拳拳之心，在這個如今已經80歲的老人身上，閃著奪目的光。

而這樣的人生態度，讓人不由得地想起另一個曾感動中國的名字——

白方禮。

是的，在物欲橫流的商業時代，逆流而行的，不僅有這個國家的高級知識分子，還有那些大隱隱于市的平凡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天津東站的前廣場上，曾活躍著一位蹬三輪車的老人。

他身材瘦弱，老態盡顯，面對來來往往的乘客，卻幾乎來者不拒。

大活小活都會接受，路途遙遠也不在乎，哪怕彼時的他，已經有80余歲。

他叫白方禮。

就是這么一個普通的老人，這么一個平凡的職業，卻托起了300多位貧困學子的求學夢。

這個故事，要從1913年說起。

白方禮在載客

1913年，白方禮出生在河北滄縣一戶貧苦人家，讀不起書，也識不得字。

13歲時，他離開河北老家，來到天津謀生。

剛到天津，白方禮目不識丁，也沒有一技之長，只能跟著人拉黃包車，后來又開始蹬三輪。

那些日子里，他生活在社會底層，經常挨打受罵，再加上苛捐雜稅，衣不蔽體與食不果腹成了常態。

解放之后，他成了運輸廠的工人，還曾拿過天津市的“勞動模范”榮譽。

白方禮的血液里，流淌著勞動人民的韌勁。

中年白方禮

雖然白方禮沒有讀過書，但他骨子里一直敬重文化人。

女兒還沒上學的時候，白方禮就在家中掛滿識字的卡片，給她安排識字的任務，一天要認二十到三十個。

對家里的孩子們，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你要好好學習，不好好學習就沒有希望，你沒有希望，國家也沒有希望。”

就這樣，他自己的4個孩子，其中3個上了大學。同時，他還供養著20歲就守寡的姐姐，資助侄子考上了天津大學。

1974年，61歲的白方禮從運輸廠退休后，曾“補差”去了油漆廠工作。8年后，他又辦了個“人力車個體登記牌照”，操起了老本行。

直到1987年，74歲的老人決定徹底退休，回到了故鄉——河北滄縣白賈村。

回家的路上，白方禮看到了村里簡陋的小學，心頭突然涌上了一陣酸痛。

當時村里的小學年久失修，房頂只是油氈布上壓著幾塊磚，屋里的墻上掛著稀泥、抹著白灰，孩子們的書桌也都是幾塊磚架著一個長木板。

如此簡陋的學校和萬分艱難的教學，致使許多孩子輟學在家。

于是，1987年7月23日，一場特殊的會議在白方禮的老屋里舉行。

白方禮在會議上莊重宣布：他要把自己蹬車一輩子的存款，5000塊錢，統統捐給村里辦教育。

話一落地，兒女們全跟點著的炮仗似的，說來說去就三個字：不支持。

兒子說他：“你已經這么大歲數了，你想自己吃點、穿點，那我們沒意見，何必捐出去。”

白方禮一聽，干脆不商量了：“你們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這錢我都要捐。”

白賈村小學收到捐款，喜出望外。

他們用這5000元成立了一個白方禮教育基金獎，每年都給品學兼優的孩子發一些獎品和獎狀。

獎狀上還蓋上“白方禮教育基金”和學校的印章，這是白賈村小學至高無上的榮譽。

如此一來，白方禮更有動力了。他決定，自己要接著蹬三輪車，給孩子們賺錢去。

第一次捐款后

白賈村小學為白方禮夫婦贈匾

在74歲這一年，白方禮又回到了天津。

他給自己定下了每月收入一千元的指標，平均到每天，就必須收入二三十元。

為了這個目標，他每天早上六點多鐘出門，晚上七點多鐘才回家。

有一次，晚上八九點鐘都還沒回來，兒女們擔心，出門到處找，找不到。

當時老人身上也沒有通訊工具，兒女們只好在家里等，一直等到了凌晨三四點，老人才滿頭大汗地進了家門。

兒女們忙問父親干什么去了，白方禮興沖沖地說：“我今天找了個好活，拉到楊村，人家給的錢多。”

從天津站到楊村，60多里地。白方禮連蹬帶拉，折騰了一晚上，賺了60塊錢。

他說，這是賺得最多的一次。

他把賺來的錢仔細清點，在一個小本子上記好賬——這是他每天回家必做的事情。

數清了今天賺的錢，就仔細地包在手絹里，再把手絹放到枕頭底下枕著。

他常念叨著，等攢夠了錢就捐出去。

那怎么攢錢呢？只有兩個詞：風雨無阻、來者不拒。

夏天，他在烈陽下奔波，一度累到中暑，也強撐著送客；冬天，老人與滿身的雪，更是天津東站一個顯眼的存在。

有一次，一家住在五樓的人家搬家，要搬一些桌椅板凳。他們找到了白方禮，給他五塊錢，問他干不干。

白方禮回來說起這件事，所有人都勸他別攬這個爛攤子，“不值當的，錢太少了”。誰知，白方禮還是撐著年邁的身子去了。

五樓，十數把桌椅，八十多歲的老人數不清要上上下下多少次，只為了五塊錢。

他說，五塊錢也是錢，我得一點點攢著。

攢夠了錢，他就到處找學校送錢。

天津市紅光中學里，有不少貧困的藏族學生。白方禮知道消息后，去學校找到了校長。

見到校長，老人直接表明來意：“聽說你們有藏族學生，挺困難的，我來給他們送錢來了。”

說罷，送上了900塊錢——全是零錢，從兩毛錢到十塊錢，卷成了一個厚厚的卷。

白方禮與藏族學生

1994年，81歲的白方禮又把整整一個冬天掙來的3000塊錢，捐給了一所高校。

他把錢交給校長，校長握緊了老人的手，連連感激：“我替學校的貧困學生感謝你。”

這天，從學校回來后，白方禮輾轉難安。他總覺得自己的力量太小，僅靠蹬三輪，幫不了幾個學生。

他決定，把自己的兩間老屋賣了，再貸點款辦個公司，賺錢支教。

1995年11月30日，一輛流動車停在了天津東站前廣場，上面掛著一條橫幅——白方禮支教公司食品服務部流動車。

82歲的白方禮成為了董事長，他和幾個貧困大學生合作，主要生意就是賣食品和水果。

他把攤子交給了員工負責，自己主要收入還是來源于蹬三輪。

白方禮支教公司

公司成立的第一天，他就和員工說：要規規矩矩掙錢，掙來的錢不姓白，姓“教育”。

每個月，他都給公司定下了八千塊的捐贈指標，如果收入達不到，他就找兒女借。甚至，哪怕員工的工資不發，捐贈的錢也不能少。

員工們也曾有過怨言，勸他要不就少捐一點，最起碼要保證自己的溫飽。

白方禮一聽，瞪了眼：“你這是什么思想！什么思想！”

在白方禮心中，那些捧著書本的孩子，比自己還要珍貴，那些閃著希望的眼睛，更容不得自己懈怠。

每月的1號或者10號——這是他定下來要去學校捐款的日子，他就帶著公司的總經理和會計，興高采烈地奔赴學校送錢。

因為學校離公司比較遠，其余兩人都想坐公交車去，但白方禮堅持要蹬著三輪一起去。

讓一個垂垂老矣的老人蹬著車載著自己，兩個人都覺得良心難安。

他們也曾勸過老人安心在家里待著，他們去幫他捐錢，保證把事辦得穩妥。

白方禮不同意，他把這一月一度的捐錢，看作是自己人生最榮耀的瞬間，他要親自去見證。

白方禮與捐贈小學的學生

2001年初冬的某天，下了一夜的雪，地上都攢起了一層白色的冰面。

88歲的白方禮騎著三輪車，去了耀華中學。

他騎了一個多小時，中途還摔了一跤。到學校辦公室的時候，他濕著半邊褲腿，整張臉上都是冰碴。

耀華中學的老師大吃一驚，忙問他：“這個天，您還來干什么？”

老人脫掉身上的棉襖，掏了半天，掏出來一卷錢：“我給孩子們送錢來了，剛發了工資，等不及了。”

這一卷錢還帶著老人身上的體溫，足足有500元——這也是他捐出的最后一筆錢。

當時的學生接過錢，心里都不是滋味。有一位學生后來說：“我覺得我拿的不是錢，而是白爺爺的血和肉。”

白方禮與耀華中學的學生

從74歲捐出第一筆5000塊算起，白方禮共捐了35萬。

曾經有人計算過，如果按照每蹬一公里三輪車收5毛錢來計算，老人的貢獻相當于繞著地球赤道，騎行了18圈。

別看白方禮對學生如此大方，35萬元巨款說捐就捐。

實際上，這35萬元，可以說是將老人的個人生活壓榨到了極點。

白方禮有三個孩子，兒女們各有所成，每個月都會給老人一些贍養費。

按理說，兒女孝順的錢，再加上自己蹬三輪的工資，雖說算不上大富大貴，吃飽穿暖還是能做到的。

他連塊肉都舍不得吃。

白方禮的醬油泡飯

家里燉了肉，他往往只夾一塊肉，就不停地吃米飯。

兒女們勸他多吃點，他只說：“我這肚子是個無底洞，我吃多少都沒飽。”

有次發了高燒，他還要堅持外出蹬車。回家后，家里人又給他燉了肉，他夾了一塊肉放進嘴里，躺在床上咂著味：“真香啊。”

每天早上出車時，白方禮就帶上兩個饅頭出門——偶爾帶一個咸鴨蛋，如果家里有的話。

有時候走到餛飩館，他會端著自己的茶缸子，倒一點別人剩下的餛飩湯，蘸著饅頭吃。

如果有剩的包子，他更是會攏過來，見不得一丁點浪費。

白方禮兒媳提及老人落淚

他甚至連水都舍不得用。

早上起床，洗臉的水僅僅沒過毛巾，他擰干毛巾擦一把臉就走。到了晚上，他就在早晨剩下的水里摻點熱水，用來洗頭。

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三輪車兩邊的白布和小旗，他經常洗，保持得干干凈凈。

白布上是他的身份，上面寫著：“支教模范，為全國人民服務”；

小旗上是他的堅持，上面寫著：“軍烈屬半價，老弱病殘優待，孤老戶義務”。

白方禮整理車上的小旗

后來，為了在車站拉貨方便，白方禮索性住進了流動車旁邊的鐵皮小屋，8平米的空間，一住就是六年。

走進小屋，入眼就是一個窄小的鐵架床。

白方禮身高一米七多，睡覺幾乎伸不開腿。他就在床尾擺上兩個凳子，躺下之后，腳就搭在凳子上。

天津的冬天，晚上能達到零下十度。白天，他頂著風雪出去拉車，晚上，就縮在鐵皮屋內。

兒媳來給他送被子，結果白方禮轉頭就捐給了一個來天津打工的孩子，自己依舊蓋著曾經的舊被子。

到了夏天，他還要進一車西瓜，攤在自己的鐵皮屋門口，不放過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

直到天津東站整改，小屋拆除，白方禮才搬了出來。

鐵皮小屋與在其中生活的白方禮

老人不僅對自己嚴苛，連帶著家人，他也一視同仁。

1996年，國內一家知名電器廠聽說了白方禮的事跡，看老人家里連個冰箱都沒有，就給老人送了一個冰箱。

當時老人還沒有搬進鐵皮屋，房子位于五樓，樓道里烏漆麻黑，還堆著好些蜂窩煤。廠方派了四個年輕小伙，把冰箱送進了家門。

誰曾想白方禮強硬拒絕：“我不能讓我的兒子和女兒，沾這個光。我要是收了你這個冰箱，我就等于有私心了。”

四個人沒辦法，又抬著冰箱下了樓。

白方禮的小女兒白金風下崗后，家里一度非常困難。女兒去找白方禮求助，想去老人的支教公司掛個職。

誰知竟被老人急頭白臉頂回來：“下崗人這么多，你要沒我你就不吃飯了？比你困難的有的是。”

白金風不理解，跟在父親的三輪車后面哭訴，白方禮卻不管不顧地往前騎。

白方禮老人

不僅是家里人不理解，社會上的人更是難以茍同。

那些年，很多人把這個蓬頭垢面、不修邊幅的老人當作一個乞丐、瘋子。

他們說他“犯愣”，罵他“老傻帽兒”，更難聽的話比比皆是。

而就是這樣的生活，晚年的白方禮面對記者，卻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在“享福”。

他甚至還能列出有關自己享福的證明：“個人愿意走這一步，怎么走的，最后實現了，這就叫享福。”

他從不奢求自己資助的學生會回饋給自己什么，他只說：“有我白爺爺一天在蹬三輪車，就有你們娃兒上學念書和吃飯的錢。”

2000年元旦，耀華中學組織學生去慰問白方禮老人。

白方禮老人戴了帽子，刮了胡子，和同學們一起去了天津的萬國橋。

學校本來計劃著，要給他們在萬國橋下合個影。誰知老人卻不愿意，說：“這是外國人修的橋，我們去世紀鐘合影吧，那是中國人建的。”

話說完，又加了一句：“你們要好好學習，將來為祖國做貢獻，造出比外國人造得更好的東西。”

這才是他心中的，需要孩子們回報的東西。

白方禮老人

2004年，91歲的白方禮躺在病床上接受記者采訪，他的聲音已經顫抖，眼睛也變得渾濁，卻依舊肯定地說，自己無比幸福。

“我這輩子，最高興的就是捐錢”；

“錢我沒有數，掙的沒有數，捐的也沒有數。”

“等我病好了，我還要去蹬三輪”。

2005年9月23日，凌晨五點，新的一天即將開始，白方禮老人的一生，于此結束。

這一年，他92歲，走完了自己質樸又燦爛的一生。

白方禮走后，子女們清點他的遺物，發現了一個存折，存折上的金額是零。

衣柜里有一件中山裝，上面掛滿了獎章：勞動模范、支教模范、尊師重教先進個人……他把獎章工工整整地掛在衣服前襟，卻鮮少會穿這件衣服。

此外，還有一個掛滿了大學校徽的綬帶，這是他資助過的學生，從大學校園里寄給他的。

沉甸甸的帶子上，墜著的校徽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

這是他此生，最寶貴的財富。

白方禮與他的綬帶

2005年9月25日，是老人的葬禮。

無數天津市民自發地走上街頭，為老人默默送行。送行的人中，有人坐過他的三輪車，更多的人與老人素昧平生。

那些人們，曾經無數次在車水馬龍的路上，看到那個風餐露宿的老頭，吃力地蹬著三輪車，穿過春夏秋冬里的風霜雨雪，直到自己的生命盡頭。

有網友在天津日報留言，他說：

“一個朝朝暮暮甘為駱駝牛馬的人走了，所有人都應該低下你們的頭。”

送別的學生

2011年，在《感動中國》的頒獎典禮上，已經去世6年的白方禮，以草根助學的代表，獲得了十周年特別獎。

組委會將那些無私奉獻、感動中國的人們用“白方禮們”的稱號加以概括，榮譽柱上只有四個字：“摯愛永恒”。

敬一丹說：“白方禮的故事，還在延續。而這樣的好人，就在我們身邊。”

關鍵詞： 河南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