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鄭鈞都在拒絕著自己人生中那根“胡蘿卜”。

“胡蘿卜”是他對于人生的一個比喻，代表著不同階段的“所謂幸福”——

(資料圖)

比如讀書時考一個好大學，畢業了找一份好工作，到年紀準時進入一段婚姻，再過兩年可以考慮要個孩子。

似乎每獲得一個階段性的成功，下一個目標又來了：“就像一個被吊在不遠處的胡蘿卜，但是你永遠咬不到。”

鄭鈞不想成為一個“追胡蘿卜的人”，于是他顛覆著世俗意義上的“本應該”。

他離家出走、從大學退學、拒絕一切所謂“正確的道路”；成名后，他努力成為一個“標準化之外”的人——諷刺樂壇現狀、攻擊流行歌手、公開宣布拒絕一切獎項。

然而，太過強烈的爆發，也一定會帶來波及影響。后來，生活的真相如同子彈一般，一顆顆連續打來，鄭鈞說：

“我覺得我投降了，不再堅持了，我愿意做一個快樂且平庸的人。”

鄭鈞大概也沒想到，自己的一件家事，竟然引發了如此大的討論。

前不久，因為發現兒子說謊，作為懲罰，鄭鈞讓兒子“磕頭1000下”作為懲戒，之后，他將這件事編輯出來，發布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初衷只想作為分享，但沒想到，因為這件事，他上了一次熱搜，引發了不小討論。

有人將鄭鈞的這一行為定義為“體罰”，形容他發的內容“爹味十足”，也有人認為他“有些極端”——治標不治本。

事后，鄭鈞刪掉了微博，并解釋了自己罰兒子磕頭只是一種“喜馬拉雅瑜伽的精髓動作”。

鄭鈞回應

事情就此結束，但復盤這件事，會發現無論是解釋、刪博、還是極為嚴格地要求兒子，這一系列的妥協行為，都很不“鄭鈞”。

畢竟，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鄭鈞都被認為是某種“拒絕規則”的代表。

鄭鈞舊照

無獨有偶，上一次鄭鈞被廣泛議論，也是因為家事。

3年前，鄭鈞的妻子劉蕓登上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因為在節目中并不討喜的表現，有不少人到鄭鈞微博下留言，讓他“管管嫂子”。

對此，鄭鈞耐心回復：“謝謝朋友，但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言行承擔后果”。

似乎人到40之后，那個昔日的“憤怒青年”，突然在一夜之間轉變了人生屬性，創造出了一套全新的“鄭氏自洽哲學”。

再聊起自己，鄭鈞將自己分割成三份：

一個特別無聊的丈夫，

一個特別糟糕的兒子，

一個還算不錯的父親。

至于那些曾經的“搖滾不死”與“老炮精神”，鄭鈞早就不再提起。

1974年，父親因為白血病去世那年，鄭鈞只有7歲。

在他的腦海里，與父親有關的場景，只留下了兩個。

一個是5歲那年，查出白血病的父親得到允許，從醫院回到家中待了一個半小時，在那次短暫的相處中，父親將年幼的鄭鈞抱在腿上，在紙上給他畫了一個豬八戒。

另一個則是在7歲那年，父親離世，看著躺在殯儀館里面色蠟黃的父親，鄭鈞沒有落一滴淚。

他不懂為什么家人們都在哭，就像他不明白“死亡”二字意味著什么一樣。

鄭鈞談父親

1967年，鄭鈞出生在西安的一家書香門第。

爺爺鄭自健畢業于黃埔軍校；外公溫君偉是留學日本的工程師，西安第一根民用電線，便是接在了外公家；奶奶畢業于女子大學，很早就給家里買下了一臺手搖黑膠唱片。

鄭鈞的父母都是大學老師，在這樣的成長環境里，7歲之前，鄭鈞的人生并沒有遇到太多挫折。

鄭鈞（一排中間）與外公

然而，隨著父親的去世，屬于鄭鈞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走向。

父親離世后，照顧兩個兒子的重任落在了母親的身上，那時母親在學校里工作，每個月工資只有58塊錢，還要償還因為丈夫生病欠下的2萬塊錢。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從那時過來的人，知道那會兒的“2萬塊”意味著什么。

日子過得并不富裕，家中的每一筆大小開支，都需要精打細算。

作為長子的哥哥，常常幫助母親分擔，鄭鈞說：“那時候，我常常看到一個11歲的‘父親’，與母親坐在燈下，討論家中的大小事情。”

哥哥只比鄭鈞大4歲，但長兄如父，在鄭鈞的成長階段，他常常會因為做錯事情被哥哥揍，那時鄭鈞恨透了哥哥，甚至冒出過自殺的念頭。

被打到忍無可忍時，鄭鈞在自己臥室墻上咬牙切齒地刻下一排字：

“長大以后，不能忘記”。

鄭鈞（右）與哥哥、母親

對于那時的鄭鈞而言，西安像極了一所監獄——在里面始終有人懲罰你，無法反抗也不能逃跑。

也正是因此，在高考時，鄭鈞毅然決然地拒絕了母親希望他留在西安的愿望，執意報考了距離西安1000多公里的杭州電子工業學院。

縱使前路漫漫，鄭鈞沒有任何目標，但對他而言，那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逃離，是一次蓄謀已久的告別，更是第一次接近自由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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