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的話，那她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錢，需要年入500鎊。房間，需要能上鎖。

這些話曾引起一些人的質疑，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肯定。

(相關資料圖)

94年過去了，伍爾夫其人其事，仍不斷因傳奇色彩，被后人反復記起。

1882年，倫敦海德公園門22號，誕生了一位女嬰。這就是日后在文壇享譽盛名的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

伍爾夫出生于一個再婚家庭，她的父母都曾有過婚姻。母親改嫁后，生下四個孩子，伍爾夫排行第三。

她的母親漂亮、優雅，感情豐沛，是當時不少畫家的御用模特。她的父親是一位文學評論家和學者，常與哈代、丁尼生等文人名士往來。

伍爾夫遺傳了母親的外貌和父親的聰明才智。置身于這樣一個書香世家，她從小見慣了文人墨客出入的身影，也喜歡從父親豐富的藏書中選書來讀。

伍爾夫熱愛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

不過，她的父親重男輕女。隨著孩子們陸續長大，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卻只有兩個兒子獲準進入學堂。伍爾夫和姐姐只能待在家里，接受父母兩人的家庭教育。

伍爾夫（左）和姐姐

13歲那年，母親因流感離世后，伍爾夫經歷了一場精神崩潰。更為不幸的是，小小年紀的她還長期遭受著來自同父異母哥哥的侵犯。

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伍爾夫曾對此有過記載：喬治常躡手躡腳走進她的臥室……撲到她身上，嘴里喊著“親愛的”。

這一切，伍爾夫從來不敢說出去，只讓它成為自己的一個秘密。她常躲在家中后院的小屋內閱讀艾略特的作品，用文字撫平那些不可言說的創傷。

長久的閱讀，使得伍爾夫在書卷中獲得了一種內心的平靜。

而家中，永遠是父親發脾氣時的責罵聲。自從母親去世后，父親的情緒便逐漸失控，人變得暴怒無常。

等到1904年，這位唯一的大家長也辭世后，伍爾夫再次舊疾復發，產生抑郁、自殺傾向。她甚至在后來的某一天，從窗戶上跳了下去……

前后9年，父母相繼離世，加上來自同父異母哥哥的性侵，伍爾夫在精神崩潰和自殺嘗試之間反復折返。

為了逃離眼前的無助困境，小伍爾夫拿起紙和筆，在文字給予的夢幻世界里暢意游蕩。

書寫能讓她忘記一切，也能消解自己的某種苦痛。

就在父親去世的第二年，伍爾夫走上了職業寫作之路。最初是為一家報社撰稿，此后開始創作小說、評論、傳記等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

伍爾夫也在后來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被譽為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

但她的每一部傳世之作，卻都是伴隨著疾病的折磨，一筆一畫書寫下來的。

父親去世后，家里人為幫助伍爾夫治療精神疾病，一起搬出了老房子。

伍爾夫住到了布魯斯伯里戈登廣場。這里通透、明亮，空間寬闊。她將房子布置好后，租給了幾位朋友居住。

1905年，伍爾夫和她的姐姐在戈登廣場舉辦了一次聚會，后來一批富有才情的知識分子便定期聚集于此，談論藝術和參與各種活動。

“布魯斯伯里文化圈”就形成于這個時候。

活躍其中的，包括伍爾夫的一位租戶，這是一個同樣喜歡寫作，但“一貧如洗的猶太人”，名叫倫納德，住在租金最便宜的頂樓。這個人也在后來，成為了伍爾夫的丈夫。

就是那次聚會，倫納德深陷她的美貌。他曾用細膩的文字描寫自己眼中的伍爾夫：

“她美麗絕倫，顴骨與輪廓帶著一種素樸的才情智識之美，有著如同雕刻的眼瞼、鼻子與雙唇，其間鑲嵌著一雙憂郁的大眼睛……她習慣于將雙手伸向火邊取暖，它們被照得如此透明，您盡可以想象鮮活的皮膚下那長長的易脆的骨頭。”

伍爾夫

為了追求伍爾夫，倫納德寫過一封求婚信。他在信中承認自己自私、貪婪、殘酷、好色、愛說謊。

也許是足夠坦誠，倫納德最終打動了伍爾夫。1912年，他們牽手步入婚姻殿堂。

無論是生活還是寫作上，倫納德都成為伍爾夫的得力助手。犯病時，他會給予她悉心的關照。同時，他也是伍爾夫作品的第一讀者，會及時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議。

1919年，伍爾夫和丈夫在拍賣會上買下“蒙克之屋”。那里有花園、池塘、果園，房子樸素而矮。

伍爾夫挑中了花園盡頭的工具房，她常把自己關在小屋里寫作。正是在那個地方，她完成了諸如《奧蘭多》《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她形成了一種很規律的生活模式，上午寫作，下午散步，晚上閱讀。她的精神疾病也稍稍有所好轉。

1928年，伍爾夫就“女性與小說”話題在劍橋大學發表演講，后來，那次演講的內容，以《一間自己的房間》出版成書。

伍爾夫在其中有著振聾發聵的言說，她指出，一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那她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錢，需要年入500鎊。房間，需要能上鎖。

這恰如伍爾夫信奉的人生哲學——獨立而自由的靈魂是幸福之源，而聰明女性的獨立方式，從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開始。

經濟和空間上的富足，成為伍爾夫創作的必要條件。寫作，也成為她對抗頑疾的一種唯一有效的自我救贖方式。

然而，她的病痛激勵著她的寫作，卻也如同魔鬼，慢慢張開爪牙將她吞噬。

在生前的最后階段，伍爾夫犯病越發嚴重了。長期臥床的她不承認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也拒絕接受醫生的問診。

1941年3月28日，上午十一點半，天氣有一些寒冷，倫納德正在花園里忙碌。趁此時，59歲的伍爾夫攜帶手杖偷偷溜出門，來到了離家不遠的烏斯河畔。

她努力撿拾地上的石頭，一點點塞滿衣服口袋。隨后跳入河中，將自己沉底。

河面很快恢復了平靜，那條她走過無數遍的河堤之上，只孤零零躺著一支手杖。

而此時家中起居室的壁爐臺上，有一封她寫給丈夫的絕筆信：

“我一定是又要發瘋了。我不覺得我們還能再挺過一段飽受煎熬的日子。而且這一次我也不會恢復了。我開始出現幻聽，無法集中精神，因此我要去做看來算是最恰當的事……我知道我正在破壞你的生活——沒有我，你本可以做自己的事。很快你就能這樣了……”

伍爾夫提到的“最恰當的事”，自然是指結束自己的生命。就在十天前，她曾有過一場預謀自殺，結果以失敗告終。

而十天后的這場沉河之舉，最終宣告了她的謝世與解脫。

伍爾夫

在這之前，伍爾夫長期遭受著精神疾病的困擾。她的丈夫倫納德曾指出，犯病嚴重時，伍爾夫常常會語無倫次，甚至出現幻聽幻覺。有一次，她竟告知丈夫，自己聽到了窗外花園里的鳥兒在說希臘語。

但不得不承認，伍爾夫錯亂的思維同時也助益著她的寫作，它常使得她處于極度興奮的狀態，從而抵達不同于他人的幻想空間。

這一點，在伍爾夫的外甥昆汀·貝爾那里得到了佐證，他曾寫道：“她的想象力裝有加速器，而且沒有剎車；它迅速向前飛去，與現實分道揚鑣。”

如今回看伍爾夫的一生，這個天才作家在她相對短暫的59年人生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穿梭和沉浸在錯亂的精神世界。而越是被病痛光顧，越激發著她創作的欲望和決心。

許是預料到自己無法康復，也不想繼續遭受病痛的折磨。1941年，伍爾夫在創作完人生中的最后一部小說后，無牽無掛地走了。

她一步步邁向烏斯河畔，給自己的生命畫下句號。而她的作品卻猶如無價瑰寶，一代又一代流傳。

直到如今，作為女性主義文學先鋒的代表，伍爾夫常常被提起。她的多部小說入選世界英語小說百強，入選數量與莎士比亞同居榜首。

卡夫卡評價伍爾夫時，說：“她用一只手擋住命運的襲擊，另一只手匆匆在紙上記下自己的東西。”

保羅·奧斯特在讀到她的作品時，忍不住感嘆：它刺痛我，使我流淚，不停顫抖。我被深深地打動了，以至于我想要盡可能地讀得慢些，再慢些。

生于19世紀的伍爾夫很早就意識到，女性在歷史上屬于從屬地位，這間接影響了女性文學的發展。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鼓勵婦女們拿起筆，創造屬于自己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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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時間如何向前流轉，伍爾夫有關女性主義的思想，和她那呼吁女性自由表達的吶喊，永遠對我們有著某種啟迪。

距離伍爾夫逝世近一個世紀，越來越多的女性作家涌現在文壇。

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的新作《流俗地》，講述的是一位盲女和她生活的那座城市的故事。在這部小說中，她以銀霞、細輝、拉祖三位發小之間的感情與成長為主線，進而記述各自家庭的悲歡與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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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黎紫書關注的是女性的個人命運，那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更關注女性群體的日常生活，她落筆于生活中不被人關注的每個細小角落。

在《看不見的女性》中，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詳細列舉了種種女性“不被看見”的事實：

高鐵上的座椅不夠舒適，是因為設計者沒有拿女性的身體數據做參考；公共場合女廁所門口永遠排長隊，哪怕有所謂的中性廁所，也只是方便了男性；手機放不進褲袋，是因為好的智能手機和牛仔褲，都是參照了男人的體型而設計。

那么，在這樣一個以男性數據為參考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女性會面臨哪些困境？這正是《看不見的女性》中所探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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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