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部講述深圳大芬油畫村的紀錄片《中國梵高》，將“農民畫家”趙小勇推至聚光燈前。

從1997年畫梵高作品開始，趙小勇臨摹的畫作多達十萬余幅，他幾乎畫過梵高所有的作品，28分鐘便可臨摹出梵高的著作《向日葵》。

在深圳大芬村，像趙小勇一樣的畫工還有很多。這個占地面積僅有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住著數百位“梵高”、“達芬奇”、“畢加索”這樣的世界級畫家。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早在1989年，香港畫家黃江帶著20名藝術家來到大芬村，他看準了裝飾畫旺盛的需求，將歐美客商的訂單引向這里。幾年之后，大芬村名氣漸長，吸引眾多如趙小勇一般的畫工定居于此。

鼎盛時期，全球60%的油畫都來自大芬村。這些臨摹的“世界名畫”被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歐洲的精品店、美國的沃爾瑪和中國的酒店大堂。

趙小勇作為大芬村最貴的畫工之一，見證了大芬村的崛起與轉型。

面對「最人物」對往事的追問，趙小勇不愿談及，他更愿意訴說的是關于大芬村的轉型和自己的原創畫作。

在談話過程中，趙小勇告訴「最人物」：“整個大芬村對價錢方面都比較敏感”，作為龐大油畫產業鏈中的一員，趙小勇已然和大芬村休戚相關。

在紀錄片播出后，不斷有人在網上詢問，趙小勇去哪兒了？大芬村如何了？

油畫的故事就此開篇。

2004年，紀錄片《中國梵高》的導演余海波第一次來到深圳大芬村，彼時他的身份是攝影師。

昏暗的光線，打著赤膊的畫工們，流水線一般的油畫工廠，空氣悶熱得令人窒息。這一切，讓余海波深受震撼。

千禧年初，流行膠片攝影，余海波每天帶著二十個膠卷到大芬拍攝，游走在一間間畫廊，和畫工們吃飯、聊天、喝酒，成為好友。

兩年后，余海波的攝影作品《中國大芬油畫村》獲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荷賽獎”，大芬也因此在國際上出名。

照片里，有趙小勇的身影，拍攝場地之一正是他的工作室。

趙小勇現在位于大芬村的畫廊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制造”聞名于世，以量產為主，大芬村的油畫也是如此。彼時，中國香港是世界貿易的港口，承接歐美訂單，大量的油畫訂單被發往大芬村。

一個個油畫工作室伴隨著訂單建起，到90年代中期，這里已經聚集了數百名畫工，大芬村的規模就此建立。

1998年，在大芬村畫了幾年畫的趙小勇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

工作室的房子是和工友們合租的兩室一廳，平攤后月租100元。當時，深圳工廠的平均月工資五、六百元，趙小勇的工作室能賺到1000元左右。

二三十平的畫室內，彌漫著顏料的氣味，梵高的書籍堆放在工作室里，對于年輕的趙小勇而言，比起在工廠打工，臨摹畫作，顯得自由隨性。

趙小勇在臨摹梵高自畫像

2000年初，趙小勇的工作室不斷接到大單，來自中國香港的老板走進工作室，拿出照片，全是梵高的畫作。動輒幾千張畫作，愛人、弟弟和趙小勇要用一年的時間才能畫完。他們分工明確，一個人鋪底色、一個人畫星空、一個人畫人物、花卉。

此后幾年，訂單源源不斷，趙小勇開始帶弟子。弟子大多是趙小勇的親戚，弟弟、小舅子、叔叔的兒子。團隊內有分工，每個人專注畫一幅畫。妻子專畫《星空》、《向日葵》；弟弟畫《夜晚的咖啡館》；小舅子畫《自畫像》……

趙小勇臨摹的梵高作品

一群人聚集在小小的工作室內，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畫畫，腦袋里沒有多余的想法，只有賺錢養家。至于今后要做什么？沒有訂單了怎么辦？這是從來不曾思考的事。

“那個時候來大芬村為的就是賺錢，我們日日夜夜打著赤膊，趕著訂單。”趙小勇說道。

趙小勇工作室內的畫工

趕訂單的日子里，趙小勇和畫工們常常深夜臨摹畫作，他們最愛聽一檔名為《夜空不寂寞》的電臺節目，這是一檔專門為深圳的外地人做的節目，《我想有個家》是最常放的歌曲之一。

星空下，整個大芬村都是畫筆和收音機的聲音。

畫工們在臨摹梵高畫作

100多年前出生的梵高或許不會想到，自己的畫作竟然養活了這么多人。“感謝梵高，不只養活了我，也養活了大芬村那么多人。”相比于一輩子只賣出過一幅畫的梵高，賣出過十幾萬幅臨摹畫的趙小勇自覺比梵高幸運許多。

2005年，趙小勇終于賣掉了家鄉的房子，在深圳買房安家。

趙小勇在工作室內吃飯

3年后，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整個大芬村訂單嚴重縮減，大批畫工掙扎在貧困線上。趙小勇卻意外迎來了一筆生意。

遠在荷蘭梵高美術館門前開紀念品商店的客戶，為他提供了幾年穩定的訂單。趙小勇不會想到，6年后，他將在阿姆斯特丹與這名畫商再度相見。

而在金融危機來臨的前一年，導演余海波的女兒余天琦一起來到大芬村，被畫工們的故事深深吸引。在英國學習紀錄片的她，決定和父親一起拍攝一部關于大芬村的紀錄片。而紀錄片的主角便是趙小勇。

意外與驚喜在未來接踵而至，在夜空下描繪梵高畫作的趙小勇還渾然不覺。

1989年，中國香港畫家黃江來到大芬村。彼時，大芬村生活成本極低，又臨近中國香港，但環境極差。

那時村里還是燒柴的土房，公廁和幾間賣雜貨的鐵皮房是僅有的公共建筑，村前水溝臭氣熏天，大芬村被人戲稱“大糞村”。

初到大芬村，黃江每月賣給歐美買家幾十幅高仿名畫，了解到裝飾畫的市場潛力后，他開始向其他畫家傳授經營之道。

幾年間，市場需求需求飆升，大芬村油畫產業異常繁榮，大量仿制名畫流向世界各地，黃江也因此致富。

如今大芬村街景

這一年，19歲的趙小勇不知何為大芬村，他初中輟學，帶著母親給的160元來深圳打工，艱苦異常。

彼時的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但工廠往往照顧本地人，不愿招外地人。初到深圳，趙小勇兩個月都沒找到工作，一塊錢一份的快餐，很快將帶來的錢花光。

除了吃飯，還要考慮住宿問題。當時深圳的街邊有很多臨時搭建的棚子，供人睡覺。但外來人口需要邊防證，被抓到沒有證件就要被關起來，需要400塊錢才能出來。對于趙小勇這樣的打工者而言，這是一筆天文數字。

白天，趙小勇和老鄉們騎著單車滿大街找工作；晚上，便三五成群的睡在馬路、橋洞或是山里的墳地。

回想起這段日子，趙小勇覺得很快樂。“因為我們看到了深圳的現代化，能身處其中我已經感到很驕傲了。”趙小勇說道。

趙小勇本人

趙小勇的老家在湖南省邵陽縣下面的小山村，初中時，正值打工潮，村里的年輕人大多讀到初中便輟學到廣東打工。“看到他們打工回來，穿得很洋氣，我們就很羨慕，我就說我也不讀書了，出去打工算了。”趙小勇回憶道。

在深圳時，為了謀生，趙小勇做過建筑工，進過電子廠。后來，他進了一家藤編廠——柳條編織的籃子，裝寵物用的，出口國外。

趙小勇在工廠為籃子描繪花紋，他跟在一個來自菲律賓的設計師身邊，謄抄設計圖紙，“我整個繪畫的底子是在那時學到的。”

趙小勇自畫像

這份工作相對清閑，從不加班，一個月能拿到三四百元，在當時已屬中等薪資。

兩年后，趙小勇跳到另一家陶瓷廠工作，仍舊是畫圖案。一個月休息半天，加班嚴重，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趙小勇便能拿到1000元左右，這一待便是四年。

在藤籃、陶瓷上描繪圖案總是不夠過癮，趙小勇從小熱愛繪畫的初心總是涌動，而這份天賦源自父親和哥哥的耳濡目染，是家族的傳承。

趙小勇的父親原本在廣州軍區服役，退役后被分配到國企工廠，常在工廠的黑板報上畫畫；而二哥的工筆畫在當地也十分有名。

年少時，二哥對畫畫十分著迷，常常畫到深夜12點，趙小勇便站在一旁觀看。“他畫水滸的108將畫得很好，我那個時候覺得畫得太漂亮了。”趙小勇說道。

二哥去深圳打工后，趙小勇翻出爸爸拿回來的顏料，也開始在家里畫畫。小學時，趙小勇的美術課成績總是90分以上，班主任也常說他在繪畫上很有天分，還曾送給他一本畫稿。

趙小勇在臨摹梵高畫作

這份隱藏了多年的繪畫天分，在1996年底被重新挖掘。辭掉陶瓷廠的工作后，趙小勇來到大芬村，一待便是二十幾年。

初到大芬村，趙小勇跟著師傅學油畫，但同行競爭，真正愿意教弟子的人很少。但碰巧，趙小勇的房東是中央美院的老師，閑暇時，趙小勇便跟著這位老師學習調色彩。

整整一年，趙小勇沒有收入，直到畫作被畫廊的人買走，終于出師。

趙小勇臨摹的梵高作品

在臨摹梵高的日子里，趙小勇總是夢想去荷蘭觀摩梵高的真跡。但做不完的訂單，出國的花銷，讓他和妻子在這件事上總有分歧。

被生活壓抑的夢想，遲遲難以實現。

許多年前，趙小勇曾夢見過梵高。

千禧年初，正值大芬村海外訂單最繁榮之際，趙小勇的工作室每個月都要接七、八百幅梵高的臨摹畫。那段時間，趙小勇每天都在琢磨怎樣才能把梵高的畫畫得更好。

一天，朋友來找趙小勇，說工作室內的黑白電視機正放著梵高傳，那是他第一次知道，有一部電影是講梵高的。“我進去看，看得很認真。”

趙小勇在看梵高傳記

看過電影后的第二天，趙小勇夢見了梵高。“我就真的夢到了他，因為我在電影里看到了他的樣子，跟書本上的梵高一模一樣。”趙小勇說道。

夢里，梵高問他：“小勇，你現在畫我的作品怎么樣了？”

趙小勇在夢中大喊道：“我已經進入你的狀態了”，身體不自覺地向前抓，夢醒了。

圖源《至愛梵高》

14年后，趙小勇的夢實現了一半，他遠赴荷蘭阿姆斯特丹去看梵高的真跡。

走到梵高美術館外，荷蘭畫商的街頭畫廊擺滿了趙小勇的臨摹畫，這是一家專賣梵高紀念品的商店，面積不大，來往行人很多。

趙小勇感到失落，原本以為自己的作品會擺在高端的畫廊中出售，沒想到自己的仿制畫卷起來放在鐵桶里，賣給慕名梵高的人。而以幾百元賣給荷蘭畫商的臨摹畫，轉手便多了一個零，賣給游客。

趙小勇在阿姆斯特丹街頭

更大的沖擊，發生在梵高美術館里。

在美術館，趙小勇終于看到了梵高的真跡，面對熟悉的《向日葵》，他整整看了十分鐘。“不一樣，一切都不一樣”是趙小勇看到真跡的第一句話，一種陌生感突然襲來。

原作的油彩遠沒有他想象的那么厚重，但卻有著更豐富的層次，畫作充滿了色彩的漸變和更為細膩的筆觸。趙小勇看到了梵高創作的痕跡，這種創作的用心是他在臨摹時從未有過的心境。

當得知趙小勇專畫梵高時，博物館的管理者好奇地問趙小勇：“你的作品是什么？”他卻不知如何回答。

趙小勇的原創作品

導演余海波回憶，那幾天，他常常和趙小勇交流到深夜，他深覺畫了梵高20年，比不上博物館里的一件作品。

在紀錄片里，火車飛馳，趙小勇看著窗外：“昨天一個晚上都沒睡覺，我一直在想，回了中國之后我該這么畫下去呢？”

半個月的阿姆斯特丹之行，趙小勇猶如圣徒一般，沿著梵高的足跡一一游走。

在法國阿爾勒，趙小勇走進梵高的畫作。在梵高常去的咖啡館外，趙小勇拿起畫筆，半個小時，一幅《夜晚的咖啡館》臨摹完成。咖啡店老板送來咖啡，希望趙小勇將這幅畫送給自己，掛在吧臺上。

趙小勇在法國阿爾勒鎮

去梵高的墓地時，下起了小雨，趙小勇采了一路的花，行至梵高墓前，他點了三支從中國帶去的煙，恭敬地插到梵高的墓碑上。

梵高和弟弟提奧的墓碑

遠處，烏云叆叇，烏鴉群飛，正是梵高《麥田上的鴉群》畫中的場景。紀錄片中，趙小勇情不自禁地大喊“梵高”……

圖源《至愛梵高》

從歐洲回來后，趙小勇將梵高所有的畫作重新臨摹了一遍，“我一定要把梵高（的畫作）還原得更高，我希望可以賣出更好的價錢。”

更大的轉變，源自對原創的執著。在和朋友相聚的飯桌上，趙小勇動情地說：“我只是在臨摹梵高的畫，畢竟我們是一個畫工，你知道嗎？我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我到底有沒有什么東西值得別人欣賞？”

此前，趙小勇就曾畫過一些原創畫，“在那個時候就有一種朦朧感了”，歐洲之行后，這種對原創的朦朧變得更加真實。

趙小勇原創畫

第一張原創畫作，是愛人，隨后趙小勇又畫了很多自畫像。在朋友的建議下，他從大芬村回到湖南老家，在村口架起畫板。

2015年，紀錄片《中國梵高》仍在拍攝中，趙小勇和朋友到浙江寧波開設畫廊，在寫字樓里租了一間畫室，專賣原創畫。

生意經營得還算不錯，但趙小勇始終覺得畫商并不適合自己，短暫地闖蕩之后，趙小勇回到了大芬村。

趙小勇本人

新冠疫情三年，趙小勇海外訂單受阻，生意時好時壞，國內零散的訂單難以為繼。但這讓趙小勇有了更多精力放在原創畫上。

趙小勇很喜歡2017年上映的電影《至愛梵高·星空之謎》，在影片中，這個一輩子只賣出過一幅畫的男人，充滿了對藝術和生活的熱愛。

在梵高寫給弟弟提奧的信中，他說道“別人眼中的我是怎樣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個在社會毫無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縱使如此，通過我的畫作，我要人們看見，這卑微的肉體里尚存靈魂。”

這句吶喊，時空交錯，萬水千山，在趙小勇心中震蕩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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