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滿

核心提示：

1.高啟強們的走紅程度，簡直像一場意外。他們展現出的人性的復雜和幽微，也成為觀眾在一開始便猜到結尾的情況下，仍能把《狂飆》津津有味看下去的重要理由。

(資料圖片)

2.盡管大結局之后，媒體輿論一直在引導對于高啟強們的批評和反思，但反派角色出彩，正面角色相對失色，的確是《狂飆》無可爭辯的特質。正面角色的偉光正成為一種慣性，而在后者的凝視下，正面角色往往不能偏離軌道分毫。

3.觀眾一方面期待角色的立體豐富，一方面又眾口難調。一個不夠正的正派，在今天互聯網三觀審查的氛圍下，足夠引起無窮的口水仗。

4.當觀眾習慣了帶著強大的道德感看劇，對于正面角色尤其苛刻。反派的一點善意可能扭轉形象，正派的反面卻未必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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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完結后的第二天，無數觀眾好像還沒有完全緩過勁來。

有人開始二刷摳細節，有人梳理劇情，回味人物，有人在網絡評論區蹲守各位主創的八卦趣事。從各大媒體到普通人的朋友圈，這部年度爆款劇的話題仍在延續。

《狂飆》是非典型的，它罕見地完整描繪了“高啟強們”的崛起與毀滅之路，一個反派主角和周圍的一圈反派配角，居然個個神完氣足，形象飽滿，甚至成為這部劇最吸引觀眾的元素。

《狂飆》又是典型的，如很多人所說，它是近年來少有的趨近完美的國產劇，但仍要“掐頭去尾”：看到開頭，結尾已經注定，壞人的伏法不存在懸念，這幾乎是國產劇的鐵律。

與很多主創的熱烈互動相比，飾演警察安欣的張譯似乎并沒有太多關于這部劇的表達。有不少觀眾猜測，是不是高啟強的風頭太強，讓作為正面主角的安欣，少了許多表達的空間？

無論如何，觀眾在紛亂的2023年初，記住了《狂飆》，記住了復雜的高啟強，后者注定將作為一個典型角色，留在中國熒屏史上。而更重要的是，觀眾能等到一個像高啟強一樣精彩的正面角色嗎？

高啟強：一場事先張揚的死刑宣判

2月2日，《狂飆》大結局，高啟強的死刑宣判“雖遲但到”。披上囚服的張頌文，朝著張譯飾演的安欣舉一舉水杯，恍如當年的魚販子小高，熒幕外的許多觀眾，這次沒有急著喊“正義不會缺席”，而是心情復雜地重新點開了第一集。

馬爾克斯在《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中寫：“如果不能確知命運指派給我們怎樣的角色和使命，我們就無法繼續活下去。”熟悉國產劇傳統的觀眾們，不會不知道一部掃黑劇應有的結局，反派角色被指派的使命，就是通過消亡印證社會公義，烘托正面人物的偉岸。

但高啟強們的走紅程度，簡直像一場意外：從魚檔小販到黑幫頭目，高啟強黑化的驅動力，很大一部分來自于生活形勢的逼迫和對周遭人的責任感，這已經足以讓觀眾共情，而他身邊同謀、干將、殺手的身上，也都擁有可以反復品咂的角色厚度。

他們的自毀，鑲嵌在巨大的時代和社會現實當中，帶給大眾足夠強的沉浸感。由此展現出的人性的復雜和幽微，也成為觀眾在一開始便猜到結尾的情況下，仍能把《狂飆》津津有味看下去的重要理由。

相比之下，正面主角安欣還是更接近于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掃黑警察形象：正直、孤獨、委屈、堅守，最終守護正義。張譯的演技加上劇集后期那一頭看了讓人心疼的花白頭發，讓安欣這個人物立住了，而且很動人，但與反派角色比起來，對于戲劇張力的貢獻，明顯更小。

在觀眾這里，更直觀的感受是，一個被生活擠壓得無處可逃的魚販子，和一個挺身而出的孤獨英雄，前者的代入感顯然要強得多的多。

正面角色失色，是因為反派太出彩嗎？

盡管大結局之后，媒體輿論一直在引導對于高啟強們的批評和反思，但反派角色出彩，正面角色相對失色，的確是《狂飆》無可爭辯的特質。

如陳佩斯在小品《主角與配角》中所言：“你管得了我，你還管得了觀眾愛看誰嗎？”這句反問放在高啟強身上似乎也并無不妥——一部劇，成功引起了廣大觀眾的興趣和討論，不能不說是成功的；但一部承擔了一定宣傳目的的掃黑劇，沒有讓正面角色的人物弧光與反派角色齊平，確實還有繼續進步的空間。

當然不能苛責觀眾對于惡的反思力不夠，更大的原因是正面角色的引力太小。

張譯不是演不好復雜角色，甚至反派，往遠處說，《我的團長我的團》里陰陽怪氣的小太爺，往近處說，《追兇者也》里烏龍百出的二流殺手，都令人印象深刻。高啟強的成功，也證明《狂飆》的導演、編劇等主創水準在線。那安欣的單薄，或許就可以更多歸結于正面角色創作空間的狹窄。

類似的現象在近些年的國產劇中并不少見，所謂“勝天半子祁同偉，禁毒標桿林耀東，心想事成高明遠”，祁同偉經歷的勵志，林耀東展現的決斷，高明遠展現的深沉，都讓觀眾幾乎忘記他們的反派屬性，甚至出現“主角（正面角色）完全可以取消”的論調。

既有電視劇制度的要求，又有大眾的道德審視，讓導演編劇和演員們在正面角色的發揮上束手束腳——在前者的要求下，正面角色的偉光正成為一種慣性，而在后者的凝視下，正面角色往往不能偏離軌道分毫。

《黑冰》中的刑偵隊長李建新、臥底段海，《黑洞》中的刑偵隊長劉振漢，都是今日熒屏上很少再見的豐滿立體的警察形象。

遙想當年，《亮劍》剛剛播出的時候，也有不少批評聲音圍繞李云龍，指責“沒見過這樣的革命干部形象”，但還是開啟了戰爭劇中一批亦正亦邪，滿身毛病的正面主角先河。《狂飆》導演徐紀周十二年前的作品《永不磨滅的番號》中的“李大本事”就是一個例子。如今不要說類似的角色，連演員本人的名字，也一起銷聲匿跡了。

2009年的《蝸居》，主角海萍為了買房，人生觀逐漸松動扭曲，觀眾厭惡海萍，卻又不得不同情海萍，因為她身上有一代人共同的焦慮。數年之后，《蝸居》的記憶在“封殺”的流言中逐漸淡去。

無論是對正面角色本身的審查，還是對飾演角色的演員的審查，都讓后續的創作者更加謹慎。告別國產劇的黃金時代，今天屏幕里的正派主角，也就愈發保守刻板了。觀眾很多時候比自己想象中還要挑剔，一方面期待角色的立體豐富，一方面又眾口難調。一個不夠正的正派，在今天互聯網三觀審查的氛圍下，足夠引起無窮的口水仗。

《大宅門》里邪氣與正氣并存的白景琦，放在今天是妥妥的渣男，估計要被不少人棄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張大民，本事不大，油嘴滑舌，帶不來世俗意義上的幸福生活，也更立不起好男人人設；哪怕是看上去“人畜無害”的《父母愛情》，要不要嫁給江德福和要不要娶安杰的話題，也讓觀眾吵了近十年。

中國觀眾習慣了帶著強大的道德感看劇，對于正面角色尤其苛刻。反派的一點善意可能扭轉形象，正派的反面卻未必被接受。某種程度上，許多觀眾沒有做好欣賞復雜主角的心理準備。

久而久之，主創也只好讓正派一正再正，甚至在很多國產劇中，老戲骨扮演的反派角色負責吸引關注飆演技，自帶資源的年輕演員出演無足輕重的正面角色“混臉熟”。比如提起《破冰行動》，有誰會想起主角姓甚名誰？

從祁同偉到朱朝陽再到高啟強，從《人民的名義》到《隱秘的角落》再到《狂飆》，國產劇現實主義回歸，并且找到了一套書寫復雜人物的方法論，是一件好事。觀眾也逐漸做好了解讀復雜人物的準備，能夠區分角色的藝術形象和道德形象，做到理解高啟強們卻不認同高啟強們，這更是一件好事。

下一步，我們應該更期待一個媲美高啟強的正面主角出現，這當然需要創作者對生活更深刻的洞察，也更需要觀眾的寬容，和創作制度上對于題材和角色的松動——也許，這更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回歸。

本文系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稿件，僅代表作者立場。

關鍵詞： 父母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