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坦利

核心提示：

1、2月16日，第7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開幕。后疫情時代，中國電影人再一次和世界電影站在了一起，15部華語影片亮相柏林本足以令人期待，結果也確實符合現下華語電影的現狀——中國電影的春天還沒有到來。

(資料圖)

2、柏林電影節就一直是三大電影節中最特別的——它是最晚向中國電影伸出橄欖枝的一個，卻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最佳舞臺。上一次有超過10部來自中國的作品在歐洲三大電影節集體亮相，還是2019年的柏林。這種缺位帶來的影響深遠而廣泛。

3、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電影與柏林電影節才展開了一段“雙贏”的蜜月期。標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獲得主競賽最佳影片金熊獎。這段“蜜月”并非因為柏林電影節的毫無緣由的“青睞”，而是來源于雙方的需求正好契合。

4、當中國的作者導演們時隔3年再度集體回到世界電影的大家庭當中，彼此陪伴30多年且仍在尋找創新方向的柏林電影節，是否可以當作一個新起點還未可知，這些入圍電影是否能帶來更好的創作氛圍和創作方向，也還是未知數。

十天前，第7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開幕。

后疫情時代，中國電影人再一次和世界電影站在了一起，15部華語影片亮相柏林本足以令人期待，結果也確實符合現下華語電影的現狀——“我覺得現在的電影是差了，全球的電影都差，我自己看電影的世界好像漸漸消失了，不再是我以前看電影的世界，我希望這只是暫時的。我這樣說好像很大膽，但這是我的真心話。” 這是本屆評委香港導演杜琪峰的一番肺腑之言，一針見血地直面慘淡事實。

入圍的15部華語影片也走完了在柏林的征程，其聲量和影響力還遠未到值得慶賀的時候。

其中，我們已經比較熟悉的，有田曉鵬導演在春節檔上映的《深海》，春節前在愛奇藝播出的張大磊執導的劇集《平原上的摩西》，以及他拍攝的短片《我的朋友》，這三部作品分別入圍了新生代單元、劇集單元和短片單元。

另外，還有《親密》《小暉和他的牛》《另一面鏡子里的夢中之夢》《一時一刻》《火箭發射史》《明天比昨天長久》等片，在短片單元、新生代青年單元中亮相。

而在所有華語作品中，最受關注的影片，當屬入圍主競賽單元的電影《藝術學院》《白塔之光》，以及入圍全景單元的電影《綠夜》和“遇見”單元的《雪云》。

電影《藝術學院》已經是動畫導演劉健第二次征戰柏林電影節主競賽，他的前作《大世界》以獨具風格的視聽與強烈的諷刺風格，在全世界動畫領域都是獨特的存在，代表華語動畫電影首次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

電影《白塔之光》同樣是張律導演第二次進入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在《漫長的告白》于2022年上映之前，他主要都是在韓國進行作者電影的創作，在中國可能只被影迷群體所熟知。

隨著這部講述發生在北京的宿命般的故事的亮相，意味著張律導演將創作重心再度放回到中國。

有走進來，也有走出去。

電影《綠夜》是曾執導過《漢南夏日》的導演韓帥的最新作品，主演亦是中國影星范冰冰，不過這個項目卻是由中國香港資本投資，另兩位主演也是韓國影星李珠英和金英浩，是一部中國、韓國班底聯合打造的國際合拍片。

在電影《綠夜》的發布會，闊別許久的范冰冰久違地出現在大家的視野中。

問及這幾年的變化，范冰冰稱自己當中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世界，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性，是一個很好的經歷，現在很好。

談及表演，她也表示對自己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五年沒有演戲，所以要用自己120%的能力全身心地去完成這個角色，對得起我自己，對得起導演的信任，對得起所有期待我的人，這是她最大的心愿。

但電影《綠夜》本身的關注度，還遠沒有范冰冰自己的高。

實際上，“遇見”單元本是柏林電影節最新成立的一個全新的競賽單元。

與韓國知名導演洪常秀的新片《在水中》一同入圍的，是中國導演鄔浪執導的處女作《雪云》。

作為首部入圍該單元的中國影片，能看出其在視聽探索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新意與突破。

票房復蘇，也得讓世界看到中國電影

在疫情三年中，中國電影由一個把“影視寒冬”掛在口頭討論的行業，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特困行業。全年票房從2021年的470億下跌至2022年的299億，連歷史最高的2019年的一半都比不上。

隨著疫情的過去，觸底反彈、強勢復蘇，成為許多行業在2023年的關鍵詞。剛剛過去的春節檔，似乎也在用史上第二好的67.66億票房，去證明觀眾都回到了影院，電影并沒有被拋棄。

如果國內票房成績的提升主要是商業大片的勝利，那多部影片入圍歐洲三大影展，或許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國的作者電影在全球藝術影響力上的提升。

但上一次有超過10部來自中國的作品在歐洲三大電影節集體亮相，還是2019年的柏林。

那一年共有12部中國電影入圍，但遺憾的是，也出現了令世界影壇震驚的“技術原因”退出的問題，主競賽單元中的華語電影只有《地久天長》在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上有所斬獲。

而由于《少年的你》和《一秒鐘》因“技術原因”選擇退出，在海外電影節圈層，引發了許多對中國電影未來發展擔憂的討論。

此后三年里，歐洲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除了《隱入塵煙》之外，再也沒有出現任何中國電影的身影，華語電影長片也在世界各大電影節上嚴重缺席。

這種缺位帶來的影響深遠而廣泛。

表面上，這可能讓全世界看到，中國作者電影行業受到疫情影響確實嚴重，不僅整個商業院線市場的活力嚴重降低，更讓難以直接帶來投資回報率的作者電影失去生存空間。重要的作者電影在考慮發行市場以及進行合作時，容易直接忽視華語市場與中國主創。

更大的問題，可能在于最近幾年的中國電影人失去了與世界電影體系進行連接的重要橋梁。

歐洲三大電影節除了評獎、展映，也是重要的全球性電影交流盛會，入圍主競賽自然是巨大的榮耀，也能令全球電影市場中的玩家看到來自全球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的作品的魅力。

華語片的缺位、中國電影市場的萎縮，令中國電影在世界范圍內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對電影這樣需要合作的創意產業來說，世界級的電影節可以帶來的資源與合作機會難以估量。

大量的經典影片的合作，是在電影節的酒會、餐廳、咖啡店里、通過人與人之間直接進行創意思想碰撞而產生的。對于“中國文化走出去”來說，也錯失了許多展示的機會。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大師們在這兩年歐洲三大主競賽單元上的錯失，反倒讓在短片單元嶄露頭角的中國更年輕一代的創作者獲得了更多關注。

陳劍瑩執導的《海邊升起一座懸崖》和黃樹立執導的《當我望向你的時候》，分別獲得戛納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獎和戛納酷兒金棕櫚最佳短片，也讓大家對他們的首部長片備受期待。

柏林電影節，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最佳舞臺

從2019年第69屆柏林電影節的12部華語作品入圍，到2023年第73屆柏林電影節的15部入圍，為什么給華語電影搭建與世界電影溝通橋梁的總是柏林電影節？

柏林電影節與華語電影的關系緊密由來已久，標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獲得主競賽最佳影片金熊獎。

作為中國第一個歐洲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獎項，柏林電影節好不吝嗇地給出了最高的榮光。

但在此之前，柏林電影節就一直是三大電影節中最特別的——它是最晚向中國電影伸出橄欖枝的一個，卻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最佳舞臺。

早在1965年和1971年，戛納和威尼斯就已經在不同單元放映過中國電影，但直到1975年，中國電影才第一次登陸柏林，《沂蒙頌》和《草原兒女》在展映單元亮相。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電影與柏林電影節才展開了一段“雙贏”的蜜月期。

這段“蜜月”并非因為柏林電影節的毫無緣由的“青睞”，而是來源于雙方的需求正好契合。

對中國電影創作者來說，如何伴隨著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讓當下的中國文化、中國電影被世界電影體系看到，這股需求極為迫切。

對柏林電影節來說，作為“歐洲三大”中最年輕的一個，此前因為美蘇“冷戰”上的政治需求，不得不與另一陣縮減營的合作范圍。

這一政治導向，令其在1980年代左右遭遇了巨大的挑戰，若不找到新的增長點難以為繼。與剛剛開始與全球電影接軌的中國電影優先建立友好聯系，有利于其在世界電影節權力體系中重新建立權威。

畢竟，電影節的價值，正是“發現”與“定義”。而趕上這一波“蜜月”的，這是中國的“第五代”導演。

從中國第一部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的《燕歸來》，到中國第一部獲得金熊獎的《紅高粱》，8年時間里，共有5部中國電影入圍。

也正是從1988年起，柏林電影節成為“第五代”導演成功登陸國際舞臺的重要橋梁，張藝謀、田壯壯、吳子牛、黃建新等著名導演的作品，都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過提名或榮譽。再加上在1989年首位擔任柏林電影節評委的中國導演陳凱歌，他們幾乎構成了那些年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全部形象。

正是以柏林電影節為主陣地，加上戛納、威尼斯的助力，“第五代”導演在國際上的聲望遠超以《芙蓉鎮》導演謝晉、《香魂女》導演謝飛為代表的“第四代”導演。

柏林電影節與中國電影之間的“蜜月”，確實讓當時的西方電影世界對尚有些神秘且封閉的“東方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讓“第五代”導演在柏林電影節之外，繼而收獲戛納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的青睞。

雖然在“第六代”導演賈樟柯、婁燁、張元、王小帥出現時，這樣的“蜜月”已經進入尾聲，歐洲三大電影節之間的派系、風格的劃分也遠沒有過去那么涇渭分明，但柏林電影節依然是華語電影入圍、獲獎最多的一個。

它不僅為《小武》《十七歲的單車》提供了機會，也陪伴著華語電影人一步步的成長。20來年里，還有更多華語導演的作品，比如，《孔雀》《圖雅的婚事》《蘋果》等，都在此獲得嘉獎甚至大獎。

進入新世紀，東方文明與東方美學對世界電影人來說已經不再陌生，一定程度上，中國的作者電影也已經探索出了多條完全不同的藝術道路。他們根植于本土，利用國際電影節，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傳播出去，融入并一定程度上重構了世界電影的美學體系。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華語電影人與柏林電影節的關系并沒有減弱，反倒在波動中逐步穩定。哪怕到了最近的十年，柏林電影節也將多個大獎給予《白日焰火》《推拿》《長江圖》《地久天長》等華語影片。

另外，柏林電影節對中國電影人的青睞，并沒有因為其本身政治影響退潮、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原因而分道揚鑣，一直在予以重點關注，而中國電影人也一直將柏林電影節作為影片在全球跑影展體系的重要的起點，持續為選片人送上優質的影片。

2022年因為制作原因遺憾錯過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藝術學院》，導演劉健與制片人楊城也在2023年選擇去到柏林電影節，再續《大世界》的前緣。或許《藝術學院》將有機會在獎項上有所收獲，再度彼此成就。

對全球電影市場來說，疫情帶來的沖擊依然無法忽視，而作為老牌電影節，歐洲三大電影節也必須尋找著新時代電影的未來。

戛納已經選擇過《寄生蟲》這樣的類型片，威尼斯也將榮譽授予過《無依之地》《美人與流血事件》這樣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的具有紀實性的影片。對柏林來說，華語電影也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尤其是在近三年，賈樟柯、婁燁、刁亦男等具有極高國際知名度的導演暫時沒有新作問世，劉健、張律、韓帥都是目前可圈可點的具有極強風格的作者導演，再加上十幾位拍攝短片的新生代導演，將其作為新一代“柏林系”華語作者電影群體看待也未必不妥。

雖然，在中國內地的疫情封控政策結束和這15部影片的主創涌入柏林電影節后，這場世界電影人的盛會讓我們看到希望。

但中國的作者導演們時隔3年再度集體回到世界電影的大家庭當中，彼此陪伴30多年且仍在尋找創新方向的柏林電影節，是否可以當作一個新起點還未可知。

這些入圍電影是否能帶來更好的創作氛圍和創作方向，也還是未知數。

中國作者電影的復蘇，“路漫漫而其修遠兮”，柏林，或許是開始，但遠遠不是高潮。

本文系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稿件，僅代表作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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