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搖滾，就是一場短暫的夢魘。

(資料圖)

夢中充滿了個人的悲劇，時代的默然無聲，和兩者混雜在一起時的苦澀滋味。

崔健、竇唯、張楚、何勇、唐朝、侯牧人......這群孤獨的人一點也不可恥，歷了輝煌與落寞，他們如今還是傲慢而清醒的搖滾音樂人。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工人體育館。

崔健身背吉他、頭發蓬亂、褲角一高一低，對著全場1萬多名觀眾嘶吼出了一首《一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這一喊如同平地一聲雷，讓臺下觀眾瞬間沸騰。聽眾們長久被壓抑的情緒，變成尖銳的吶喊，這是搖滾樂在中國第一次公開演出。

在那個年代，《一無所有》讓一群痛苦、失落、迷惘又無奈的青年們，找到了一種釋放自己的出口。

鍵盤手梁和平回憶：我全身汗毛都豎起來了。

那年，崔健僅有24歲。

長期處于地下的搖滾樂終于浮出水面，中國搖滾從此登上歷史舞臺。音樂、語言、欲望、思想，正在逐漸被松綁。

每個人似乎都站在一場洪流中，迎接著欲望的沖擊。

80年代，世界風華正茂，迎來改革開放的中國才剛剛睜眼。

如果說西方的搖滾樂像浪潮，那么中國的搖滾樂就像是一把刀子，鋒利而熱烈，讓人久久無法釋然。

從臺灣來到北京的張培仁在其中看到了青春、理想與困境，他一直試圖沖破那扇久閉的大門。

可最終，一切都只是曇花一現。

1989年3月，當張培仁初到北京，看見崔健用紅布蒙著眼睛，一邊吹小號一邊唱《一塊紅布》時，徹底被震住了，這個身高1.95米的硬漢抱著一根柱子痛哭流涕起來。

張培仁一度認為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會掉在沒有生命力、沒有自主性的文化里面。

但崔健、唐朝、竇唯、張楚、何勇這幫年輕人，在一無所有的困境中吶喊出理想與憤怒的場景，著實地沖擊到了他的心臟。

每一個樂隊，都沒有好器材，沒有良好的資訊環境，沒有市場財富。當一切外在的東西都匱乏的時候，他們卻在用生命產生出強大的爆發力，風格各自不同。

他們物質貧乏，但精神飽滿。

那是一段活在烏托邦里的歲月。人們的笑容那時都還沒什么目的，活得不太容易，卻有許多理想。

遠在西安部隊做文藝兵的許巍，聽到崔健的一聲吶喊，仿佛被一種不可名狀的力量所深深吸引：我要成為崔健那樣牛逼的搖滾歌手。

1993年初，搖滾樂在北京大熱，先有《北京青年報》這樣的“先鋒”報紙，報告搖滾動態；緊接著魔巖文化公司推出《中國火》系列打頭磁帶。

在張培仁的推動下，黑豹樂隊和唐朝樂隊加入滾石唱片，《黑豹》和《夢回唐朝》兩張專輯橫空出世。

1994年，由張培仁、賈敏恕牽頭，臺灣滾石公司下屬的魔巖唱片簽約了竇唯、何勇和張楚，魔巖三杰這就齊了。

大家都喜歡竇唯。他擅長多種樂器，尤擅吉他、笛子、鼓等，他唱起歌來，能讓臺下萬千懵懂無知的小姑娘心肝亂顫。

竇唯總是帶著內斂的神秘感，即使大家在一起開心的時刻，他看起來也總是深思狀。

這個北京男孩的身上，透露著特有的清高和書生氣。

張楚是西安流浪到北京的文藝青年，瘦瘦的小個子，眼神天真而憂郁，然而歌聲渾厚蒼茫中帶著不符合那個年齡的憂郁，聽著催人淚下。

他的音樂有著濃厚的現代詩韻味，含蓄而深邃。魔巖文化《中國火》的第一首歌，就是張楚的《姐姐》。

何勇總喜歡雙手揣在口袋，低著頭，繃著臉，眼露不羈，仿佛憋了一身的氣，發愁沒架可打。

他表達感受的方式永遠直接和犀利，讓人在歌聲中反省或思考。

“三個人代表三種不同的風格。他們的生活狀態都一樣，只是方式不一樣而已。”賈敏恕說：“如果說它起到一種開天辟地的作用，其實也就是因為它單純真實。”

對“領頭人”張培仁來講，藝術家的道德只有一個，就是才華。

在張楚看來，魔巖的運作，“可以說是理想化的資本家碰上藝術家了。”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開始思考，什么才是我們真正需要信仰的東西，人們極度渴望精神上的安慰。

彼時，內地開始慢慢解禁那些靡靡之音，被集體主義澆灌的年輕人一下子如脫韁的野馬，開始釋放自己的個性。

清一色的藍工服不再是他們眼中的時尚，扎著馬尾的姑娘也解開了皮筋，少年們扛著卡帶機，尋找空曠的地方，大聲地嘶吼著。

還在央視做主持人的蔚華，直接改行組建了呼吸樂隊并擔任主唱，一度引起不小的轟動。

過去的種種壓抑，鼓動了這代年輕人的站立與吶喊，沒有虛妄的商業主義在做阻擋，只有真誠與精神。

80年代有個叫侯牧人的音樂人，用高曉松的話來形容是“大嗨腕兒”的。

當年侯老爺子去工人體育館看足球，國足的勝利使得全場情緒沸騰，一群陌生人跑到天安門廣場，相互擁抱。

人們想要唱歌表達自己的情緒，但當耳邊傳來《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 旋律的時候，他說:

“我要找一種音樂，在廣場里，在這種時候能唱。我不知道這樣的音樂叫什么，世界上肯定有。

有一種東西在我心里開始冒了，后來我知道，這個是搖滾。”

后來，一張叫《紅色搖滾》的專輯誕生了，傳統的革命歌曲被附上了搖滾元素。

當一頭長發，身穿牛仔服在舞臺演出的侯牧人，與臺下幾萬觀眾一起高歌 “我愛你，中國” 的時候，他知道當年自己在天安門擺下的誓言，實現了。

當年那群有性格的年輕人對于搖滾樂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內心有股堅定的信念，中國是時候該擁有一種顛覆性的音樂了，一種能帶給民眾力量的東西。

80年代到90年代的年輕人在嘗試中失敗，在失敗中繼續，在繼續中尋找，在尋找中看到出路。

張培仁說：“那是在中國人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的十年。”

1994年的紅磡往事，一直被追隨者們津津樂道，以至于很多人忘記了，這場演唱會之前發生的許多大事。

1994年深秋，一個叫許巍的年輕人，帶著自己的兩首作品踏上去往北京的火車，他相信自己可以成為崔健那樣的搖滾巨星。

一年后，許巍簽約紅星生產社，他的《兩天》與崔健的《一無所有》一起被收入《中國當代詩歌文選》。

這期間，紅星生產社力捧鄭鈞，他在馬克西姆餐廳，登臺演唱了《赤裸裸》，這是他同名專輯的首發。

那一年，校園民謠也漸漸走進人們的視野，淡淡的憂愁為所有歲月靜好的幻想尋到了歸處。而鄭鈞也是在此刻，用一張《赤裸裸》將那脆弱的紗布狠狠撕開。

他們骨子里，都有著西安人的倔強。

1994年，23歲的汪峰組建鮑家街43號樂隊，隨后為話劇《浮士德》開場獻唱。不久后，他攜剛成立的樂隊，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作，擔當了話劇《浮士德》的全部音樂創作。

這年6月，何勇參加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中國歌曲排行榜頒獎典禮，憑借《鐘鼓樓》獲獎。

80年代的那群年輕人，骨子里那種文化的自信與自尊躍然臉上，在氣宇之間流露出來。

何勇他爸何玉生卻有些納悶兒：“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外界的各種不理解，反而讓他們表達欲更強。

1994年，黑豹的“穿刺行動”開始巡演，崔健早已遠赴柏林，大談《一塊紅布》時說：“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魔巖也在這年隆重推出三張專輯：竇唯的《黑夢》、何勇的《垃圾場》和張楚的《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三張專輯一經面世，便火爆異常。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精致的包裝，只是來自靈魂的長嘯和傾訴。

他們反主流、反商業、反傳統、反權威，拿到話筒后用自己的方式與這個世界對抗，試圖打破一切墨守成規。

張培仁早年算命，算命先生說他在32歲那年必死無疑。他說：老子非要把搖滾這件事干到一個地方不可。

那是一種堅決而冷冽的態度。

他想要最自然的方式，將這種態度呈現出來。

那一年，靠著37張假證件，張培仁帶領這群心存“理想火苗”的年輕人去了香港。

1994年12月17日，唐朝樂隊和“魔巖三杰”抵達香港。

紅磡演唱會前，他們一一出席香港的新聞發布會。

這些面孔對于香港民眾很是陌生，考慮到大家對搖滾樂的接受度不高，主辦方主動派送了一批門票。

當時不會有人想到，那一夜成為日后幾代人心里無法磨滅的搖滾記憶。

1994年 搖滾中國樂勢力香港紅磡體育館演唱會

“竇唯！竇唯！笛子！”

竇唯身穿黑色西裝，表情淡漠地走了出來，一身正裝的他看上去與其他人格格不入。

笛聲響起，全場寂靜。

可當竇唯一開口唱《高級動物》，底下的觀眾瞬間沸騰。

他用略帶沙啞的聲音解讀人類的種種欲望與罪行，迷幻的曲風里沉吟著那個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自持的面孔，傲慢的氣質，讓竇唯一夜之間擺脫了王菲男朋友的標簽。

登上紅館前，何勇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四大天王中除了張學友其他都是小丑，香港只有娛樂，沒有音樂。”

這個個頭不高、穿著海魂衫、系著紅領巾的年輕人，一出場就把當晚的氣氛推向高潮，大聲喊道：

“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

唱到盡興處，還將一瓶礦泉水倒在面孔樂隊的吉他手鄧謳歌的頭上。

后來有樂迷說，何勇當時的演出“印證了搖滾樂是最適合和最依靠現場的音樂形式”。

那個天塌下來還渾然不知的張楚，又黑又瘦，眼神清澈而堅定。

沒有華麗的裝飾，一件毫不起眼的舊襯衫，一條牛仔褲，一張椅子，一個話筒，孤獨的坐在舞臺中央的椅子上唱著歌，就足以引沸全場的氣氛。

那年冬天，竇唯、張楚、何勇、唐朝樂隊，讓香港紅磡體育館徹底燥了起來，那是中國搖滾最輝煌的一夜。

三個半小時的演唱會，觀眾進入了癲狂狀態，本來只能坐著看的，觀眾卻都站了起來，口里大聲的喊著魔巖三杰和唐朝的名字。

有許多觀眾興奮得大喊大叫，甚至有人邊撕自己的衣服，邊叫喊。

張培仁回憶說：

“沒有一場演唱會像這天一樣，沒有熟知的偶像，沒有華麗的衣裳，甚至沒有人帶著香港演出中慣見的哨子和熒光棒，他們空手而來，這是一個沒人見過，不知道發生什么事的演出。”

張楚后來覺得，還是人性共通的東西打動了觀眾。

可沒有人預料到，這是中國搖滾的巔峰時刻，也在無法挽救地走向衰敗。

上世紀末的空氣是焦躁的，人們剛剛遭受互聯網的沖擊，巷子里的小孩個個開始崇拜非主流文化。

張培仁在滾石旗下創立的魔巖廠牌寫下了中國搖滾樂史詩，卻在風云際會中漸成絕唱。

中國搖滾迎來了短暫的高光時刻，但也在商業資本的撤離、數字音樂的沖擊下由盛轉衰，被迫走向地下。巨大的現實落差，讓很多人無所適從。

紅磡演唱會后不到半年，唐朝樂隊的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距其25歲生日尚有6天。

紀念張炬逝世10周年歌曲《禮物》，演唱：丁武、許巍、汪峰、周曉鷗、高旗、張楚、李延亮、欒樹、馬上又……

張炬的去世，引發的幾乎是整個搖滾圈的悲痛，丁武一頹就是幾年，老五跟他理念沖突，離開“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停滯。

緊接著，魔巖三杰也開始走向失語。

張楚寫不出歌了。1994年以后，他個人生活矛盾的東西越來越多，天生對外部世界有抵觸感的他，得了嚴重的抑郁癥。

這種困惑一直延遲到他做完《造飛機的工廠》專輯。“這張唱片實際上挺封閉的，但是在精神上一直強烈地支撐著自己”。

很長一段時間，張楚在全國到處跑，隱匿于大眾視野，像一個流浪漢。

1996年的首都體育館，何勇登臺演唱了代表作《姑娘漂亮》，期間他大聲向臺下發問：李素麗，你漂亮嗎？

當時李素麗是全國人民的勞動楷模。

一句“李素麗，你漂亮嗎”為他闖下大禍，這句話被臺下的有關部門領導看作是一種挑釁。

于是，他不可避免地迎來了被封殺的命運。

禁演之后，何勇精神漸漸出現了問題。2002年，他在家里縱火，殃及到鄰居家的房子也被點著。

警方聞訊趕到時，何勇還抱著吉他端坐屋內。因為這個舉動，他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諷刺的是消息曝光后，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不是驚愕，而是互相詢問：何勇？他是誰？很重要嗎？

搖滾老炮的新聞在大眾心里，好像還不如明星緋聞來得重要。

由于精神類藥物含有大量激素，何勇變得越來越胖，昔日的憤怒少年變得一蹶不振，搖滾的表現欲也漸漸消失在暗淡無光的雙眼之中。

竇唯扔下一句“這一切不過是一個陰謀”之后，久久沉默不語。

再后來，他潑過記者可樂，燒過別人的車，被告上法庭但拒絕道歉，而他的音樂卻被淹沒在了與王菲的愛恨情仇中。

沉默只是暫時的抵抗，他們終究是往下掉的，哪怕一把舒適的椅子也不管用。

對張楚這些人來說，生的樂趣，也許就是在那個墜落的過程中，彼此望見的幾眼。

張培仁在1989年，想要用自然方式表達的態度，只存留了很短的時間。

當有了敏銳的創作靈魂，杰出的音樂作品，可是收入永遠沒辦法，和這些東西成比例地反應回來。

這對張培仁，對歌者而言，都是一個很大的挫敗。

彼時滾石唱片在海外的擴張也很耗損，必須在臺灣找到創新和收益的方法，張培仁無奈回到臺北，做所謂的另類整合。

紅磡的輝煌背后，其實是商業上的巨大虧損。

魔巖三杰之所以成功，是靠巨大的投入打造出來的，包括錄制唱片和組織演出，魔巖都下了血本。

但即便如此，搖滾也沒法跟流行，通俗歌曲相抗衡。

1995年，李宗盛為林憶蓮傾心打造的那張《Love Sandy》，再次將軟綿綿的情歌，推到大眾面前。

唱片公司林立，流行歌手紛出。再加上盜版橫行，搖滾樂沒法盈利，很快就被拖垮了。

難怪竇唯說過一句話：

你告訴我是一個英雄，可是我為什么掙不到錢呢？

竇唯在2007年底，開始在南方為期一個月的巡回演出。

他認為在當下的環境，不適合任何語言闡述自己的態度和認識，從頭到尾他只提供了此次演出的畫面和聲音，作為他的發言。

層樓終究誤少年，自由早晚亂余生。

這個道理有些搖滾老炮兒早早就看透了，所以不會為賦新詞強說愁。

綜藝選秀泛濫的今天，只想再聽何勇喊一句：香港的姑娘，你們漂亮嗎？

后來張培仁在臺灣賺到了足夠的錢，可是MP3時代來了，超級女聲，快樂男聲選秀相繼涌來，整個產業道路發生巨變。

中國搖滾遇上MP3和商業主義的大環境，第一代搖滾人成為被背棄的一代。

張培仁得了整整四年的嚴重焦慮癥，沒人知道，他有多想回來。

直到2004年5月17日，他才有膽量面對當年的伙伴，解釋之前的經歷。

何勇本質上是釋懷的，他遭遇了很多的困難，卻對眼前這個飽經風霜的中年人說：“以前的事，你肯定有你的困難。”

竇唯沉默不語，沒人知道小竇是否已經釋懷。

張楚正在一個不知名的城市街頭游蕩，他走進了一家唱片店，問老板有沒有好的搖滾樂唱片，老板說搖滾樂都過時了，聽流行音樂吧。

他笑著搖了搖頭：“流行音樂不聽。”

曾經的那群年輕人，依舊在沿著自己理想的價值行走，而別的人在沿著社會的價值往前走。可在當時的社會，你必須成為一個全新的你。

難怪張楚說：“那個孤獨是挺不舒服的。”

上一輩人含蓄的愛與恨，思考和憤怒，他們都借助音樂向所有安于現狀的人發出吶喊。

這種號召并非拿無知當個性，而是一種沖破禁錮的進步。可時代回饋給他們的，卻是禁忌。

崔健曾在采訪中提到：“搖滾在中國已經背上了一個不公平的名聲，好像這是包括一些不法青年、無業游民、吸毒者、性亂者、不守規矩者的一種聚會。”

毋庸置疑，在崔健登上工體之后的30多年里，搖滾文化從此再未進入過主流視野。

究其原因，除了早期搖滾樂鮮明的態度，更多是大眾在搖滾的想象中形成的刻板印象，這也導致了在主流層面的被遺忘。

當理想主義消失的時候，藝術也蕩然無存。

在搖滾樂被妖魔化的互聯網時代，大家再難見到過去那種充滿個性與有力量的演唱了。

多年以后，張培仁在接受采訪時，無奈說道：

“1994年我們第一次做了一場搖滾樂演出，人人都興奮的不得了。

結果第二天，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說這場演出是‘牛鬼蛇神、洪水猛獸、亂七八糟’，一定要禁止。”

紅磡十年紀念日那天，張培仁給內地滾圈兒寫信，表達歉意。

“對于當年的伙伴，我個人感到非常的遺憾跟歉疚。本來我們有長期的準備，但因為張炬的事情以及后來的一些問題，雖然嘗試去做了，但是后繼乏力。”

其實又有什么可道歉的呢，大家都是一樣的命苦，有些事情我們無能為力。

我們看著身邊一個個叛逆少年變成溫和的中年人，在街頭大聲唱歌的人現在安靜地坐在桌角。所謂的時尚把庸俗生活變成制度、變成時尚、變成廣告牌上的美麗畫片。

他們都曾是不想遵守這個制度的人，但他們已倦于叫喊。曾經的憤青不再是憤青，人們愛過的男孩們都已老了。

曾掀起搖滾高潮的張培仁，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創辦了簡單生活節，通過一個新的路徑去呈現當代青年的生活，以及創作的樣貌。

2008年，在圈內人的極力促成下，魔巖三杰時隔十四年，重新聚首在一個舞臺上。

臺下，群情激昂，歡呼聲卻在竇唯出場后，戛然而止。

他沒有回應臺下一再高呼的“唱無地自容，唱黑夢”，全程竇唯都是在那安靜地喃喃自語，猶如念佛經。

但帶著所謂“情懷”來的觀眾，并不買賬，開始有人高喊：“傻X”。

竇唯神態自若：“我不是傻X，也不牛X，我和你們一樣，是普通人。”

世人攘攘，竇唯早已跳脫于世俗之見，體面地活著：清濁自甚，神靈明鑒。

何勇曾說：“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前幾年的一場演出，他看上去比當年胖了一大圈，一臉和善。

在舞臺上奮力跳躍，認真取悅底下比他年輕二十歲的觀眾，當年那個滿身殺氣的青年早已不復存在。

記得那年香港的紅磡演唱會，在唱《鐘鼓樓》前，音樂剛響起，人們便開始歡呼。當時何勇向自己的父親拱了個手，“三弦，何玉生，我的父親”。

可如今，這個老人卻只能面容苦澀地告訴人們：“搞搖滾的人壓力太大了，如今我已經不支持兒子碰搖滾了。”

2013年，張楚出現在了《天天向上》節目中。

主持人報出來他名字的那刻，鏡頭給到他的，還跟以前一樣，害羞的神情，躲閃的眼神依然純凈。

他看上去顯得有些局促，雙手緊緊握著話筒，目光不知該落在何處。

當主持人問到：“楚哥，為什么想到來天天向上了呢？”

張楚笑了笑，只說了兩個字：“掙錢。”

幾天后的西湖音樂節上，他將《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唱完，臺下的觀眾吶喊著：“張楚我愛你，中國搖滾不死。”

張楚淡淡地回了一句：“搖滾死不死，和我沒關系。”

跟張楚同樣出生于1968年的許巍也變了，他丟掉了早年時期的銳氣與叛逆，變得柔和而溫暖，但骨子里的少年感從未改變。

52歲的鄭鈞在各種身份中轉換，除卻搖滾歌手、好丈夫、電影制作人，還是一個好父親。如今的他，早已回歸到家庭，卻再也回不到拉薩。

汪峰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流行樂壇”與流量綜藝中，與章子怡成為娛樂圈的模范夫妻。

年近60歲的崔健變得愈發孤獨，也愈發狂熱。在最近的一場草莓音樂節上，大喊：

“搖滾不死，石頭雖然堅硬，可蛋才是生命。”

2009年，侯牧人得了腦梗，喪失了很多基本的生活能力，最簡單的數數對他而言都已不再簡單。

腦梗的恢復是漫長且無望的，但侯老爺子卻堅持了下來。

好友黃紀蘇說：“你在病床上背bpmf（拼音）的時候，太他媽搖滾了！”

如今當被問及搖滾是什么時，他說：

“搖滾，就是活著。”

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搖滾，就是一場短暫的夢魘。

夢中充滿了個人的悲劇，時代的默然無聲，和兩者混雜在一起時的苦澀滋味。

崔健、竇唯、張楚、何勇、唐朝、侯牧人......這群孤獨的人一點也不可恥，經歷了輝煌與落寞。

他們如今還是傲慢而清醒的搖滾音樂人，走在上帝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之前。

1994年，黑豹、唐朝和魔巖三杰唱出了中國搖滾樂的巔峰時刻。他們就像幾把利刀，把窗戶紙劃破，讓人看到光透進來。

大家覺得中國搖滾終于起步了。可不曾想到，那就是我們的終點。

20年后，魔巖唱片創始人張培仁心平氣和地說道：

“直指人心已不是這個時代的主音，不管對與錯，你認不認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擋的。”

張培仁親歷了中國搖滾20多年的風云變幻，再度回首，語氣中皆是平靜。

如今每一位想與他聊聊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地問到當初，那些曾經在他心里被劃為“不能提”的一類故事。

當一些現實變成故事，另一些就變成不可言說的歷史。

中國搖滾的歷史見證人歐洋，如今站在《樂隊的夏天》舞臺上，經過歲月的沉淀，剃了一個寸頭，鬢角添了白發。

與25年前紅磡演唱會上的長發少年相比，臉上全是藏不住的皺紋與老態。

他回首往事時表示自己很驕傲，眼里泛著熱淚。

這其中的無奈與隱忍，大概只有這些親歷過中國搖滾輝煌時刻，也感受過幾十年無望等待的人，才能夠真正體會。

左圖為48歲的歐洋，右圖為23歲的歐洋

張亞東看著臺上48歲的歐洋，平時冷靜的他近乎要繃不住眼淚，對著昔日的好友說：

“我覺得我們好像都沒有什么改變，歲月沒給我們帶來傷害。”

是啊，什么都變了，什么都沒變。

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

關鍵詞： 中國搖滾 一無所有 一塊紅布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