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1日，凌晨四點的東京。

64歲無家可歸的大林三佐子，正坐在公交車站的長椅上休息。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突然，一名46歲日本男子將其毆打致死。

原因：覺得她很礙事。

圖源｜NHK紀錄片《事件之淚》@生草字幕組

死者大林并非什么名人，生前無人認識。

但半個月后，近兩百人自發走上繁華的東京涉谷街頭，為大林舉行追悼會。浩浩蕩蕩的隊伍穿行在車水馬龍之間，人們舉著自制的蠟燭和標語，吶喊著：

“她就是我，她就是所有女性。”

這位大林是誰，殺死她的又是誰？

為什么一個普通人的死亡，會引起那么多人的代入、恐懼、共鳴？

不止日本，隨著上個月根據大林事跡改編的《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獲得日本最權威的電影旬報獎后，該事件也在國內引起了大量關注。

單身、大齡、未育、失業、貧困、無家可歸……

大林身上有太多標簽，戳中了當下女性對未來的擔憂。

人們無法把它看作一個偶然事件去忽略。

人們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大林。

01

她是誰

大林死時，兜里只有8日元（約人民幣4毛錢）。

她是一名流浪者。

在被殺害之前，她已經失業了半年，每天拖著裝滿生活用品的行李箱，在城市各處游蕩。

深夜，等末班車結束，她會來這座公交車站過夜。

電影《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

一位年老體弱的女性獨自坐在街頭睡覺。

聽著就是一件危險的事了。

如果這是社會治安導致的意外，那它只會是快速被大眾遺忘的眾多民生新聞之一。

但這次事件最讓人們聚焦的，并非人身安全問題。

而是，她為什么會在這個既不安全、也不舒適的地方過夜？

車站的鐵凳僅20cm寬，無法躺下，能坐的位置也不多

好奇心驅使下，有人開始去尋找死者的身份。

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人們發現，在廣島出生長大的大林，并非生來如此落魄。

她受過教育，年輕時也懷揣著當主播或聲優的夢，漂亮可愛、充滿生機。

24歲在美國叔父家

對比死前，她的少女時代真是閃閃發光。

中學就讀于廣島一家女子學校，畢業后進入當地的短期大學（相當于國內的大專）。

大學期間加入一家劇團，參與舞臺表演、導演和編舞工作。

她很喜歡舞臺，畢業后，每周還會來劇團排練三次。

加上聲音好聽，自然而然產生了當女主播或聲優的夢想。

為此，她一邊報了播音培訓班，接受專業訓練；一邊抽空去做婚禮司儀，鍛煉自己的主持能力，后來還去了大城市東京打拼。

一點一點地，在朝著夢想努力。

年輕時的她就是我們常見的那種自信開朗、喜歡與人相處、身邊總環繞著朋友的女孩子。

哪怕后來生活變得貧困，活到了老奶奶的歲數，她依然還是個熱情的人。

過去的房東回憶，自己曾經給大林做過一個小手包，大林收到禮物后非常開心，還說要當傳家寶。

超市里的同事也說，大林做試吃員時常常會招呼小孩子。

都知道小孩子喜歡吃喝，卻不一定會購買。

一般店員都不太愿意搭理沒有購買力的孩子，只會招攬成年人來試吃，這樣才有業績。

而大林只是個善待孩子的慈祥老人。

小孩子開心吃喝完，跟大林揮手再見，大林也會揮手，臉上笑瞇瞇的。

讓我們來推測一下。

對人熱情友善的大林，或許非常熱愛這個世界，總是積極地面對生活。

因此，流浪時才會選擇在那個車站過夜——

這是一條繁忙的公交線，地處東京都心建筑群的主干道路一側，深夜也四處亮著燈，充滿生活氣息。

相比其它站，這個站的確明亮許多，這么晚了街上還有人流。

一個人尤其到了晚上，很容易感到寂寞。

坐在這里，至少給自己還處在城市中，并沒有被拋棄的錯覺。

椅子又短又窄讓身體坐得不舒服，但明亮的環境讓內心有安全感。

她拒絕墜入黑暗，始終在等待自己的黎明。

如此一個曾經朝氣蓬勃、熱愛生活的正常人，怎么就一步步走到只剩下一個行李箱和8日元？

我們一邊感到不可思議，一邊又開始意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

仿佛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死的也可能會是我，她是被這個社會殺害了”

能產生這樣的代入感，就因為大林的一生太過正常。

正常得像是當下的你和我。

紀錄片的網友彈幕

她的人生毫無戲劇張力，無重大變故、無性格缺陷、無不良嗜好或誤入歧途。

就是如此體面地活著，直到什么也不剩，直到被意外抹去痕跡。

這樣的意外，仿佛已不能稱之為意外。

它平等地瞄準每一個人。

電影《大佛普拉斯》

02

誰殺了她

人們在大林死后遺物里，找到一部用了很久，早已停機的智能手機。

備忘錄里存著母親和弟弟的聯系方式。

也許大家會好奇，為什么已經到這種地步了，還不給家里打電話？

她不但沒向任何人求助，連東京的生活支援（低保）也沒有申請過。

難道讓人知道自己窮困潦倒、走投無路是一件如此難以啟齒的事？

是的。

這就是問題所在。

在東京申請低保，有項令人卻步的規定——

聯系親人。

當事人一聽說會跟家人聯系，進而被整個家族知道，就會傾向放棄。

大林很可能也不想讓家族知道自己已淪落到申請低保的地步。

她并非跟家人感情不好，在死前四年，大林每年都會給弟弟，和在廣島的母親寫信、寄卡片。

弟弟收到的卡片上寫著：身體好嗎，新年快樂。

還會畫一個笑得瞇起眼的表情，嘴巴甜甜地表達愉悅。

但是2016年后，弟弟就再也沒收到姐姐的卡片，偶爾給她打電話，也處于無法接通的狀態。

那年恰是大林從公寓搬出，開始流浪街頭的時間。

她內心一定萬分受挫，連給家人表達問候都會感到羞恥的程度。

這也說明，哪怕年紀再大，大林其實還有一股不認輸的心氣。即使流浪，她也沒有放棄努力，想著有一天能重新租上房子。

但好像沒辦法實現。

據同事回憶，剛離開公寓時，大林還會化妝，后來再不化了。

夏天臉上曬傷的痕跡也不遮蓋。

那個曾對生活充滿希望，渴望在東京立足的大林，最后連討好自己的力氣都沒有了。

如果把大林的難以啟齒，歸結于日本社會“不愿麻煩別人”的傳統，太輕飄飄。

同樣有著無家可歸經歷的希咲未來，對大林的遭遇似乎更能感同身受。

她說：

那個人為何會淪落到那個地步？

這不是個能發現這種群體的社會。

這是個奉行「自己的問題自己負責」的世界。

訴說困境，首先會被旁人的驚訝刺傷——

別人會說“怎么可能？”，好像你在夸大其辭，以賣慘求得同情。

然后，還會加上一句“那你干嘛不尋求幫助？”

總歸都是自己的問題，你應該對自己的處境負責。

但，真的全是自己的問題嗎？

當下的日本和美國都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獲取時代紅利的上一代，或實現階層躍遷的精英，把個人的成功歸咎于自己的努力、品德素質的輔助。

忘記了一路以來幫助他們的人，以及大環境賦予的機遇。

抱著這樣沾沾自喜的態度，自然就會把下一代或底層的失敗，歸咎于他們能力不足、不夠努力，甚至不能吃苦、好逸惡勞、性格殘缺。

精英的傲慢，以及時刻流露出的對下位者的鄙夷，讓失敗者倍感屈辱，也助長了階層之間的對抗和怨恨。

電影《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

相關諷刺現象，在日本社會處處可見。

《東京女子貧困》一書就提到，許多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去風俗店打工的女大學生群體，受到社會上“長輩”的鄙夷。

而享受風俗店服務的，正是這些長輩。

既得利益者不單不思回報，還偽造一個與其相反的“他者”——

在將弱勢者釘上恥辱柱，對其進行品德審判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和優越感。

落入勝利者圈套，深受虛偽評價體系所害的大林們，很容易將自己的落魄，歸結為咎由自取。

被這類恥感圍困的無家可歸者，怎會向人展露自己的“失敗”和“無能”。

他們會以為是自己不好，才會落入此等境地，因此也要自己想辦法解決。

大林弟弟聽說她的死因，很震驚。

第一反應是疑惑“姐姐走到絕境前，為何不找我？”

隨后替姐姐回答了自己：

應該是想不依靠別人，獨立活下去的念頭很強烈吧。

電影《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

同時，人們也在兇手身上看到這個社會矛盾的縮影——

46歲的吉田和人，是家中有好幾處房產的富二代。

平時就在自家公寓一樓的酒鋪做幫工，看起來不愁吃穿，也不像是壞人，常作為志愿者去附近街道清理垃圾。

他殺死大林，并非是為了金錢之類的索求，也不是有什么仇恨。

僅僅是覺得對方“礙事”。

也就是說，在他眼中，流浪的大林跟路邊的垃圾毫無區別，污染了環境，破壞了秩序，應該被清理走。

于是，他用裝有塑料瓶和石頭的袋子砸向她頭部。

據他供述，他以為讓對方吃點苦頭，她就會滾蛋，沒想到打死了人。

看起來如此偶然的無妄之災，包含著某種讓人無所適從的“必然”——

這位靠祖上蔭蔽的寄生蟲，不正是社會分配失衡和價值體系的受益者？

他們拿走社會資源，擠壓大林們的生存空間，還要將她們清除。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林的死不是意外。

也正因對怎么努力都無法避免的灰敗結局，產生同病相憐的感覺，人們才走上街頭為大林呼吁，到事發的公交車站獻花，為大林默哀。

其實也是為自己呼吁，為自己默哀。

03

我們到底在害怕什么

看似無法改變的結局叫人絕望，但飄并不是要傳播焦慮。

而是想在這件事里，尋求一些被忽略的信號，嘗試找到問題的根源做應對。

如果說，最讓大眾恐懼的，并非兇手最后的一擊。

而是推著大林的人生，走到這個絕境的某個看不見的東西。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么？

電影《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

讓我們回溯一下大林的人生劇本。

從滿懷希望到窮途末路，轉折是發生在什么時候？

27歲，大林與當地一名男子結婚，兩人一起去了東京，沒想到短短一年就因家暴離了婚。

上世紀80年代，社會對離婚人士還存在嚴重污名化。

離婚，尤其對女人來說，意味著失敗和恥辱。在如此重壓的社會環境下，大林還是因不堪忍受暴力而果斷離婚。

這也側面說明，她不僅對人生有追求，還是個有勇氣、有決斷的女人。

離婚后，她沒有回家鄉，獨自留在東京，進入一家電腦相關的公司工作。

但始終跟不上大都市的工作節奏，苦惱了很久，還是在30歲那年辭了職。之后她過上了幾年換一次工作的動蕩生活，每況愈下。

熟悉大林脾性的弟弟推測，當時的她，會感覺很受挫吧：

心里住著夢想，卻不得不掙扎在溫飽線上，還要面對離婚女人這張標簽帶來的種種生活阻力。

大林生前做的最后一份工作是超市試吃員。

作為臨時工被派遣到關東各個超市，超過60歲的大林，每天在食品販賣區站7、8個小時，招呼客人試吃。

工作一天下來，能拿到8000日元（約400人民幣）。

但這份工作極不穩定，常被臨時取消。生活成本卻是每天都在消耗，漸漸入不敷出，資不抵債。

在去世的4年前，大林再也交不起房租，在一個晚上悄悄離開了公寓。

沒跟房東訴說任何的難處。

那個時候，疫情讓超市的試吃員以及類似的臨時工作，都幾近覆滅。

大林失去了最后的求生之路，徹底成為流浪漢。

開始吃飯靠救濟的餐食，休息在公交車站的鐵凳上，末班車走時她來，早班車來時她走。

盡量不影響到任何人。

去世兩個月前，路人無意間拍下了一張大林在公交車站附近商場的照片。

死前的暗淡與年輕時的明媚，實在是太過刺目的對比。

日本女孩ayana就是被大林的人生軌跡深深刺痛，因而去參加悼念會。

她感覺自己的人生劇本，仿佛跟大林有高度重合之處。

她也受不了高強度工作從IT行業跳槽，然后疫情讓她很難找工作，最后換了一份收入減半的，生活變得拮據。

她開始恐懼，在這個節骨眼上，如果自己生病請一下假，可能就失業，然后交不起房租變成流浪漢，進而活在一個隨時被當垃圾處理掉的環境里。

仿佛已經能看到這劇本的結尾寫著，自己像大林一樣，消失于社會某個角落。

處處重合的人生，讓許多人忍不住共鳴：

“她就是我。”

說白了，這些相似點的本質是什么？

——弱者。

更準確地說，是相對的弱者，某個價值體系里的下位者。

與其說我們是害怕在絕境中無聲無息地死去，更不如說，我們是害怕自己正一步步地走進絕境。

即，一點點被“削弱”的過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此焦慮，不然也不會處處蔓延一種「恐弱癥」。

誰在制造弱者？

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出現弱者，就必定是因為出現對應的強者。

《展開說說》里，馬伊琍說最想撕掉“大女主”標簽。楊笠接著她的話，聊到大女主似乎不允許犯錯，性格也沒有缺陷。

強者，就這么被一批批大女主劇制造著。

不止是大女主，還有職場精英、學霸等不同范圍人群里被鼓吹的完美贏家。

與此同時，弱者也被衍生出來了，鄙視鏈悄悄形成。

大林正是被這根處處存在、卻又看不見的鏈條，一點點地拽向了那個結局。

在這樣的一個時刻在制造弱者的社會，仿佛只有贏家才有生存的權利，普通人仿佛連生存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因而才那么多人說，她是被社會殺死的。

這時，她身上的種種不夠強的普通人屬性，都讓我們忍不住對號入座：

大齡、獨身、未育或離異、不適應某份工作而離開……是不是每一個選擇，都已經在不經意中讓我們在鏈條里往下滑了一環？

我們活得戰戰兢兢，總是懷疑自己選錯，疲憊。

曾跟大林一起工作的同事描述她們當時的生活：

打工收到工資，馬上去交電費燃氣費了

應該是每天都在用盡全力勉強度日的感覺吧

這才是大林事件背后真正讓我們絕望的根源——

不是怕怎么死，而是怕怎么活。

很多人忘記了自己其實有喘息和求助的權利，進而獨自走向絕境。

不要總是責怪自己選錯了，要意識到，有些選擇是被動的。

不是你不夠強。

當我們在討論大林事件時，不該逼問一個走到絕境的人為什么不求助，而是要反問，為什么這個社會會把他逼到絕境。

疫情之后，一些隱而不發的問題在全球范圍愈發明顯：

生育率低、結婚意愿低、離婚率高，老齡化與少子化開始頻繁出現在公共討論中。

新的問題面前，又出現了新的選擇。

該如何選？

這個問題太宏大，我當然也給不出答案。

我只想借大林的事件去提醒大家，這里有一個陷阱。

如上面所說，日本那些既得利益者制造了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價值體系，當人們開始用這套體系衡量自己和他人時，就已經成為了幫兇和受害者。

我們能做的是，別主動走進這套陷阱。

不要通過給別人貼上弱者標簽，去彰顯自己的強。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鄙視鏈的上一環。

事實是，當你默許了這個鄙視鏈存在時，你必然就會成為別人的下一環。

關鍵詞： 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 公交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