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兇殺震驚全國。

(資料圖片)

香港女性蔡天鳳遭前夫一家殺害碎尸，手段相當惡劣，落網人數已增至七人。

再加上香港小報的細致渲染，讓人汗毛直豎。

沒想到香港電影里的情節在現實里上演了。

以及。

這個案件又會改編成一部奇案片嗎？

就說最近，口碑頗高的香港三級片《正義回廊》，就改編自真實案件。

2013年香港發生的大角咀雙尸案，兇犯周凱亮攜好友謝臻麟，策劃、謀殺自己的親生父母并分尸。

光碟時代，這些奇案片更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童年陰影。

從中也窺見了香港繁榮之下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兇案沒有停止。

但那個香港奇案片噴涌而出的年代，也許不會再來了。

這個社會，有沒有更加正常呢？

01

殘忍

說吧，小時候你有沒偷偷看過這些錄像帶。

看的時候只覺得驚悚獵奇，但身在內地的我們，并不了解這些案件都真實發生過。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改編自1985年澳門的八仙飯店滅門案。

《溶尸奇案》，1989年發生的空姐溶尸案。

《羔羊醫生》，大名鼎鼎的雨夜屠夫連環殺人案。

《屯門色魔》，90年代發生在屯門區的連環強奸殺人案。

仔細查查你會發現，所謂的“香港十大奇案”幾乎都有對應的電影，而且有的拍了好幾個版本。

1993年，就一前一后上映了兩部根據空姐溶尸案改編的電影，《溶尸奇案》和《郎心如鐵》。

任達華在不同的電影里演了好幾次“雨夜屠夫”。

奇案之奇，大多在于手段殘忍詭異，偵破過程曲折，聳人聽聞。

連環殺人、虐待、碎尸……

由于香港媒體的極度發達和高度自由，這些兇殺案都被事無巨細地報道出來，成為市民爭相討論的話題。

有熱度，就有噱頭。

于是一批主打“真實還原”的獵奇電影，紛紛誕生。

早年的標題黨大概就是如此——

常規的，比如《香港奇案之紙盒藏尸》。

繪聲繪色，“津津有味”的，有《人頭豆腐湯》《烹夫》《人肉天婦羅》。

在內容上，重點渲染的是兇手恐怖的作案手段。

以至于很多奇案片非常血腥暴力，帶著濃重的cult味。

《郎心如鐵》里受害者的頭在地上直勾勾地盯著觀眾。

《人肉叉燒包》里詳細呈現了男主如何殺害一家人，并將他們做成包子的過程。

雖然如今來看道具和血漿都很假，但地面擺滿一堆殘肢的畫面，還是深深傷害了很多人幼小的心靈。

改編自“hellokitty藏尸案”的《人頭豆腐湯》，詳細呈現了鐵鍋燉頭顱，食用內臟等重口情節。

往往與暴力雙拼的，還有色情。

女性的柔弱和美色被極盡剝削。

比如很多奇案片會直接以“強奸”“奸殺”當做標題和噱頭。

九十年代初期，是奇案片發展的最高潮。

特別是1992至1993年間，以《羔羊醫生》《人肉叉燒包》為代表的奇案三級片，票房達到了1000萬以上，趕上了《英雄本色》和《霸王別姬》。

在1993年，奇案片更創造了歷史。

《人肉叉燒包》捧出了第一個金像獎三級片影帝，《郎心如鐵》則讓吳佳麗成為第一個三級片金馬影后。

這樣的電影無疑是格調不高。

1993年《南華早報》曾批評香港電影市場出現的奇案熱，是片商在滿足觀眾“窺奇求怪”的需求。

但越是俗的，越證明有廣泛的需求。

香港的九十年代，社會心態膨脹、失衡，對未來失去安全感。

奇案片成為一個隱秘的宣泄口。

在這個時候，大家來不及去考慮社會影響，或者受害者家屬的感受。

電影還會大肆渲染，凸顯是“真實改編”。

比如在《羔羊醫生》里，原罪犯林過云將女受害者身體部位切割并制作標本的習慣，被電影用道具極大程度地還原。

林過云，直接改一個字，林過雨。

但為了滿足故事需要，很多情節又都是杜撰的。

影響最惡劣的便是八仙飯店案件里，兇手把尸體做成包子一直都只是傳言，從未證實。

但此片一出，直接引發了港澳兩地的叉燒包滯銷危機。

過分嗎？

當然。

但按照香港法律，只要遵從了分級制度，就可以上映。

至于倫理道德，那處于灰色地帶。

1990-1994年廣州著名兇犯羅樹標連續強奸殺害19名女性，據他交代是受到香港“雨夜屠夫案”三級片的影響，模仿林過云犯罪。

但非常戲劇的是。

香港于1995年以他的故事為藍本，又拍了一部奇案片，還起了一個非常恐怖的名字：《廣州殺人王之人皮日記》。

并且在電影中寫到：真人真事改編而成。

02

憤怒

香港犯罪電影發展的土壤可以歸結為兩點。

一是高度自由和飛速發展的叢林社會中，光怪陸離的社會事件與黑白難辨的復雜人性。

二是分級制度，又確保了百無禁忌，大膽敢拍。

這樣的環境下誕生的香港奇案片具有兩面性。

它有其殘忍剝削的屬性。

但同時，又成了一把大膽劃開香港光鮮表面的帶血利刃。

49年后，香港電影是對舊上海電影的翻版與移植，不斷重復才子佳人的故事。

到七十年代城市發展，漸漸開始重視市民文化與當下現實。

能夠引發全港轟動的社會治安事件，無疑是極好的電影題材。

1974年，麥當雄執導了基于香港真實案件改編的電視劇《十大奇案》，獲得巨大成功。

雖然在當時堪稱血腥恐怖，但現在看來很像是尺度大點的法制欄目劇。

同一時期，邵氏拍攝了以著名綁架兇殺案“三狼案”為原型的《天網》。

三狼指三個兇手馬廣燦、李渭及倪秉堅，在59至61年間連續綁架和殺人。

這部電影主旨在當下看來非常樸素：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電影的一大部分時間并非用來呈現殘忍的作案，而是兇手落網、遭遇審判和行刑的過程，可以說有很重的警示意味。

1976年邵氏乘勝追擊，拍攝了蔡瀾、倪匡參與編劇的電影《十大奇案》。

內含三個故事：《灶底藏尸》《血濺吊頸嶺》和《龍虎武師》。

彼時的奇案片雖然仍以法律教化宣傳為重點，但已然透露出后來的發展方向。

比如開始渲染奇情、情欲，再比如使用恐怖片的拍法。

當然最重要的是。

它展示了一副香港底層畫卷，那些孕育仇恨和暴力的角落。

這也成為后來奇案片撇去各種博人眼球的噱頭之后，統一的底色。

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和開啟分級制度后，電影創作自由度大幅提升。

一方面是觀眾“俗”的獵奇需求。

另一方面，是電影創作者借兇案，刺破社會的假面。

不是說，香港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嗎？

不是說，香港經濟發達，法治與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嗎？

或者，香港真的是個善惡有報，付出就有收獲的公平世界嗎？

奇案片不是只有艷情和剝削，也開始生出反骨。

比如《紙盒藏尸之公審》，改編自1974年發生在香港跑馬地的紙盒藏尸案。

16歲少女被發現藏尸街頭紙盒，嫌疑人為中年男子歐陽炳強。

此案在香港造成轟動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法治進程上重大意義，和至今難辨的疑點。

“紙盒藏尸案”是香港法庭首次在沒有證人的情況下，僅憑“科學鑒證”技術便將疑犯定罪，即找到了所謂的“犯罪物證”。

而嫌犯雖被判有罪，但他始終否認自己真正殺了人。

歐陽炳強是否是真兇，如今仍有爭論。

在當時的香港，“科學鑒證”定罪也引發了不小爭議，甚至出現了很多抗議行為。

《紙盒藏尸之公審》雖然有著強奸兇殺的噱頭，但卻在探討“科學鑒證”不成熟的隱患，和法律公正問題。

電影里歐陽是否是真兇變得不再重要。

警方一邊用著國外引進的最新鑒證技術，一邊卻對犯人用著傳統藝能——刑訊逼供。

開頭暴力兇案發生的場所，狹窄陰暗的樓道，是無數底層人每天必經的日常。

就像結尾男主放走的那只蟑螂，不過是在表達那些卑微無奈的命數。

如果紙盒藏尸案存在法律制造冤案的可能，《溶尸奇案》則是在探討另一面。

真實案件中，兩名嫌疑人本被判死刑。

但后又離奇翻供，男嫌疑人被釋放。

那么，是否存在鉆法律漏洞的可能？

在電影最后，吳鎮宇令人發毛的眼神——

根據香港法律

任何上訴成功人士均不可再被同樣罪名起訴

除非自證有罪

并要有足夠證據證明自己有罪

在那部最著名的《八仙飯店》里，質疑和控訴以一種極端癲狂的方式被展現出來。

表面上，它只是在呈現一種惡心和變態。

但切開皮肉，更切開社會的表象，釋放出沖天的不忿之氣。

不用說，殺人犯黃志恒當然是惡人。

那么在他對面的人又怎么樣？

警長，每天帶一個不同的小姐到警局指導工作。

黃志恒殺人手段殘忍。

但警察逼供的方式不遑多讓。

諷刺拉滿的是，警察以辦案為借口又吃又拿還不給錢的叉燒包——

人肉做的。

在全片的高潮——黃志恒夜屠鄭臨一家八口。

小時候看，只被這極度的血腥嚇得捂眼。

但回看，你會發現導演別出心裁地設計了明暗兩條線。

明里，當然是殺人。

暗里，你看。

這是一個極其重男輕女的家庭。

這和命案有關系嗎？

有。

也許它不能決定是否殺人，但卻影響著案情的走向。

因為母親不耐煩地把女兒趕下樓，所以女兒看到了樓下的爭執。

因為兒子吵著要下去，所以才有了接下來——

黃志恒抓住兒子為要挾。

就輕松讓被抓住命根的母親，乖乖找來鋼絲，幫自己綁好了全家人！

雖然我們現在一聯想到《人肉叉燒包》，就會浮現出黃秋生磨刀霍霍的畫面。

但片中黃志恒一開始殺人，用的不是刀，而是用碎玻璃瓶——

和老板鄭打架時敲碎的。

這說明他殺人并沒有計劃，只是一時動氣，就抄起最近手邊的工具，兇器都顧不上挑選。

他本來只是想報復老板，沒想過要害他的家人。

一開始殺了人，是無意間失手。

等全部的怒火發泄完后，他才想起來，家里還有四個女兒要解決。

于是換了更順手的工具——

刀。

將她們一個個斬殺。

手法單一，沒有感情，就像平時在叉燒店重復的勞作……

不管是給了她們生命的父母，還是奪走她們生命的兇手。

諷刺的是。

在他們眼里，女兒都同樣地無足輕重，甚至是累贅。

這是導演在血光之中，藏下的一個非常黑色的黑色幽默。

這種人間失衡，善惡無倫的情景，在主流商業片中，只能腹誹。

在三級奇案片中，才能呈現得更淋漓盡致。

03

回歸

隨著新世紀后香港電影的沒落，奇案片也不能幸免。

沒有了那種膨脹癲狂的商業屬性。

奇案片不再突出“奇”。

而是冷。

2001年，拍出過《人肉叉燒包》的邱禮濤，拍出了《等候董建華發落》。

電影原型案件是1985年的“寶馬山雙尸案”，香港八十年代最嚴重的童黨殺人案。

在香港讀書的一對英國小情侶慘遭一群青少年虐殺，震動全港。

令人發指的是，兩名死者身上的擊傷達到了幾百處之多。

其實早在92年，香港就以此案為藍本拍過一部《寶馬山奇案》。

這部電影走的是傳統三級奇案路線，看它的另一個名字就知道了——

但這一回，拍出過《人肉叉燒包》的邱禮濤一改曾經的瘋狂，變得冷峻克制。

不再大肆渲染殘忍的作案手段。

而是將視角放在了落網之后的少年犯的命運上。

因案發時，有幾位兇手尚未成年，按照當時的法律，要等成年后“待英國女王發落”。

但97年香港回歸，他們的命運又落到了特首董建華的手上。

在時代劇變的當口，這些少年犯如何定刑，唯有漫長地等待。

導演借著少年犯的命運，表達著更復雜的情緒。

2009年，許鞍華導演以2004年的天水圍滅門案為原型，拍攝了《天水圍的夜與霧》。

一個來自內地農村的女子，如何在香港因丈夫家暴反復求助無門，最終和孩子一起被丈夫殘忍殺害的故事。

當年案發時，香港媒體曾稱其為“人倫慘劇”。

但在許鞍華這里，此案顯然不是什么家庭情感倫理糾紛。

電影鏡頭記錄了香港政府對處理家暴問題鋪天蓋地的宣傳。

可到了實際中，女主又一次次沒有得到關鍵切實的庇佑。

她最后一次回去接女兒時尋求警察幫助，但警察以家庭糾紛為由拒絕陪同，才最終導致了一家人命喪黃泉。

電影里，許鞍華尖銳地表達了對權力機關虛偽的控訴與不信任。

再到2015年，以湖南少女王嘉梅命案改編的電影《踏血尋梅》。

橫掃金像獎13項提名，被視為港片本土精神的再現。

《踏血尋梅》的尺度當然夠大，夠三級。

它有大量的性愛場景和毀壞尸體的血腥鏡頭。

但這些鏡頭又并非是渲染和挑逗式的，而以非常冷峻寫實的視角透露著殘酷和悲哀。

這個來自內地的底層移民女孩，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有著怎么樣的心境。

就像佳梅和她愛上的那位嫖客幾次在酒店里的所謂“大尺度情節”，就足夠明顯——

佳梅處于鏡頭下方，呈躺倒的姿勢，男人站起，用水將她淋濕。

雖然佳梅表情并無不悅，但這種低姿態，順從地“接受”他將欲望放入自己的身體里，畫面里，一上一下，也暗喻了兩個人在感情上的不平等。

接著，他們在浴缸邊的動作，更值得細看。

佳梅的兩個手被箍在身后，像是獻祭給男人的獵物。

而下一個鏡頭，是佳梅的手摸著花灑，她享受著與這個男人的親吻、愛撫，她與這個男人“無償”的性關系里，獲得了虛妄的滿足感。

一如她在這座毫無歸屬感的城市里，想要尋求的人生。

港片在拍犯罪時，犯罪行為本身，從來只是各種視角的出發點。

不論是《等候董建華發落》里，內地移民的母親對女兒傷心地說：“是你要帶我來香港的，還說這里是天堂，這里沒有一個好人，連你也是一樣。”

《天水圍》里對媒體撒謊的警察。

還是《踏血尋梅》里表達的那種絕望感。

以及《正義回廊》里，媒體為搏版面的瘋狂。

它們都在控訴著不同的“香港病”。

你會發現，新世紀以來，香港奇案片在淡化曾經的獵奇屬性，更植根于香港的現實問題。

甚至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如果曾經的奇案片還在試圖用激烈地方式進行規勸和批判。

如今的奇案片，比往日更顯出背水一戰的悲壯氣息。

由于分級問題這些電影不存在于大陸上映的考量，所以，這些曾經邊緣化的“三級片”，反而在如今承擔起了香港電影本土性表達的重擔。

但互聯網時代，一部電影招致的輿論反饋是非常及時的。

是否對受害者極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話題，也會全程受到輿論的跟蹤。

去年，根據操場埋尸案改編的掃黑除惡電影《操場》一經立項便遭到了家屬起訴，稱未獲得家屬授權，擔心亂編。

2018年時，韓國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電影《暗數殺人》遭到家屬起訴，稱未取得同意，且片中的作案手法過于細節還原，導致二次傷害，最終制片方親自向家屬道歉才最終達成和解。

且不說是刺痛大眾神經的極端案件。

就連張婉婷為母校幾個女生拍攝的成長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在香港上映后廣受好評，不少人從中看到了自己真實的青春經歷，豆瓣上打出9.1分。

但上映后，片中的受訪對象突然在網上和媒體上爆料，紀錄片的公映并未得到他們允許，并涉及侵犯隱私，在爭議下導演選擇暫停放映。

公民的隱私，與導演的表達，邊界應該怎樣劃分？

在今天的互聯網文化下。

輿論正在博弈出一個新的規則。

相應的，過去香港奇案片的那種百無禁忌、極盡過火的面貌，很可能難以重現了。

就如今天的蔡天鳳。

同樣是血色的罪案細節，在爆炸式的傳播后，很快引來反感，網友紛紛指責這種做法為“嗜血”。

不同的傳播法則，影響了民眾對暴力內容的容忍度。

新的電影創作環境，也決定了電影能呈現的尺度。

畢竟對于我們社會而言。

阻止案件曝光是相對容易的。

——比阻止案件發生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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