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歷新年的前一個月，蔡瀾如約開啟了“網(wǎng)友問答”欄目，今年的蔡老問答，一如往常的精彩。

【資料圖】

網(wǎng)友在其視頻下方留言：RIP（一種哀悼死者的說法）。他回復：謝謝，你也是。

網(wǎng)友問：為什么會覺得煩惱痛苦。蔡瀾說：自尋的，活該。

網(wǎng)友請他指點迷津：腦子太笨裝不進去知識怎么辦？他回：可裝垃圾。

人生已至耄耋，蔡瀾渾然不理社會賦予老人群體上刻板的得體或慈祥，還是記憶中的風流模樣。

憶起三十年前，蔡瀾與黃霑、倪匡三人曾開辦一檔電視欄目，《今夜不設防》。

因收視率火爆，許多年輕人給蔡瀾來信，蔡瀾索性在報紙上開通專欄，專門回復這些問題。

后來，他評價這些來信說：“都是將來怎么樣，老了會怎么樣，生病了會不會有錢付醫(yī)藥費，愛的人不愛我了”，“就是這么無聊”。

如今，他在微博上同樣抱怨：“請別問怎么發(fā)財好不好”，“怎么這么多無聊問題”。

三十年倏忽已過，年輕人的煩惱似乎還是相同，但那些傳奇的故事與有趣的人兒，卻換了新天地。

黃霑一笑西去，金庸拱手作別，倪匡大笑離去，叱咤風云的“四大才子”，獨留蔡瀾困守江湖——過了年，蔡瀾已經(jīng)82歲了。

少年子弟，江湖已老。

1941年，新加坡，“大華戲院”上有一戶人家。

這家主人名蔡文玄，祖籍潮州。十余年前，他從汕頭下南洋，成為了邵逸夫創(chuàng)辦的海星電影公司（邵氏前身）的第一位職員。

他參加過北伐軍，還是一位詩人，和郁達夫是好友。因為思鄉(xiāng)，時常夢見北岸的柳樹，他給自己取了個筆名：“柳北岸”。

到了三子出生的這一年，蔡文玄已經(jīng)成為了邵氏電影公司在南洋的發(fā)行主管兼“大華戲院”的經(jīng)理。

為了紀念孩子生在祖國南方，他給兒子起名“蔡南”，后為了避諱家中長輩名字，改為“蔡瀾”。

蔡瀾（左）與弟弟蔡萱合影

很多人都認為蔡瀾是個家境優(yōu)渥的烏衣子弟，其實不盡然。

蔡瀾出生后，正逢二戰(zhàn)，日本占領了新加坡。

某日，英軍的炮彈襲擊了這座城市。那天恰好是蔡瀾的三歲生日，家里按照潮州的習俗為他準備了紅雞蛋。蔡瀾剛吃了蛋白，警報大響，母親拉著他往防空洞逃，他急忙把蛋黃塞進口中，差點噎死——自此，他再不敢單吃蛋黃。

時局動蕩，僅靠父親蔡文玄的工資難以維持家里三個孩子的支出，母親洪芳娉還要凌晨3點去黑市進貨，白天制作甘草湯，由大姐蔡亮晚上擺攤售賣。

好在，戰(zhàn)爭很快結束，蔡瀾的童年沒有因此缺少快樂。

戰(zhàn)爭之后，邵逸夫在新加坡修建了一個名為“大世界”的游樂園，蔡文玄任游樂園經(jīng)理，蔡瀾就在這里長大。

戰(zhàn)后百廢待興，邵先生在游樂園中建起了臨時教室，供孩子們讀書。蔡瀾清楚地記得，自己上的第一節(jié)課是“咱們都是中國人”。

他說，這個“咱”字還是第一次認識。

蔡瀾（后排中間）全家福

蔡氏家風自由，父親尤為重視教育。

蔡文玄經(jīng)常會買回一堆書供孩子們挑選，如果孩子不感興趣，就再買別類，直到孩子選中一本，他便不停地買同類書籍，以引閱讀興趣。

姐姐蔡亮喜歡教育類目，后來，她成為了新加坡最大學府之一南洋女中的校長。哥哥蔡丹喜歡做生意的書籍，于是他子承父業(yè)，成為了一位商人。

蔡瀾卻偏愛《希臘神話》這種奇幻讀本，再加上父親工作之便，他跟著看了許多影片。

他的腦子里有一整個天馬行空的世界，等待著出口打開，奔涌而出。

年輕時的蔡瀾

蔡瀾從不掩蓋自己的年少輕狂與放肆浪蕩。

十二、三歲時，他去馬來西亞旅游，看到當?shù)厣倥盟堫^沖洗頭發(fā)，身上圍著紗籠，他回憶起來：“那可性感了”。

人生過古稀，他細數(shù)自己那些紅顏往事，含蓄一笑：“一年換一個，61個女友有了。”

14歲那年，蔡瀾寫了一篇影評《瘋人院》，投給了《南洋商報》，誰知竟被發(fā)表，自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他寫影評，也寫雜談。

而父親蔡文玄喜歡古體詩，又想著要突破傳統(tǒng)，所以寫了首新詩發(fā)表——只是新詩每句還是押著韻，倒顯得不倫不類。

蔡瀾看了父親這首詩，寫文章刊登到報紙上，直言“這是什么屁詩”。蔡文玄看了生氣，但投稿人用的是筆名，他又找不出是誰。蔡瀾就在樓上，看著父親發(fā)怒的樣子，偷偷地笑。

年輕時的蔡瀾

長到16歲，蔡瀾高中畢業(yè)，對繪畫起了興趣，想去法國學習。

但母親知道蔡瀾嗜酒，怕他去了法國會變成一個酒鬼，將申請駁回。此時恰好日本電影蓬勃發(fā)展，蔡瀾提出去日本留學。

母親一想，日本沒啥酒，就吃大米飯，那就去吧。

蔡瀾后來在書里寫這段經(jīng)歷，仍在竊喜：“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種叫sake的清酒。”

那是1957年，16歲的蔡瀾進入了日本大學藝術學部電影科編導系，回頭看，正是鮮衣怒馬少年時。

蔡瀾十分愛看電影。

在新加坡時，有時電影買來還是英文原版，為了看懂電影，蔡瀾上午去中文學校上學，下午又跑去英文學校。

邵逸夫看著他長大，提到電影相關劇情，蔡瀾都能講出片名，被稱為“電影字典”。

蔡瀾曾住過的“大華戲院”

1957年，蔡瀾在日本讀書時，邵氏在日本的經(jīng)理準備退休，博覽群“片”的蔡瀾，成為了接任的不二人選。

于是，16歲的蔡瀾搖身一變，成為了邵氏的駐日經(jīng)理，負責購買日本電影到香港放映和管理邵氏電影的沖印質(zhì)量。后來，因為日本的電影制作更加專業(yè)且低廉，他說服了邵逸夫，將一部分香港電影的拍攝挪到了日本。

他開始接觸到拍攝的片場，卻并沒有想象中的喜歡。

“我認為拍電影是一個很浪費時間的事情，大家都在那邊等，就拍一個鏡頭。”蔡瀾把這個過程形容為“雞在做愛”：“團團亂走，弄得一大堆時間，結果那件事情一秒鐘就干完了。”

蔡瀾（右）在日本辦事處

一開始，他想做導演，又發(fā)現(xiàn)導演過于獨立，沒有監(jiān)制好玩：“既可以參與電影的全部事務，還可以同時監(jiān)制好幾部電影。”

后來，他甚至數(shù)次吐槽自己合作的導演，不必指名道姓，幾乎無人幸免：“導演都是一些很自我中心的，一些怪物來的，沒有一個我喜歡的，我都很不喜歡他們。”

他清楚地記得，某次導演發(fā)脾氣，只因骷髏道具不夠逼真，蔡瀾就半夜跑到山中，從骨灰壇中找骷髏頭，洗凈交給導演。

1963年，原邵氏兄弟的制片經(jīng)理鄒文懷離職，邵逸夫召蔡瀾回港，接任職位。

此時蔡瀾僅22歲，自認什么都不懂，不知如何是好。父親蔡文玄自新加坡給他寄來書信，上寫：“既來之，則安之。”

蔡瀾在日本

蔡瀾為邵氏工作了近20年，也是香港電影蓬勃發(fā)展的20年。

那時拍一部電影，僅售賣到東南亞地區(qū)的版權就足以賺錢，邵氏變成了一個夢工廠，低薪聘請了無數(shù)帥哥靚女擔任演員，來往者仍絡繹不絕。

蔡瀾天真尚存，他向邵逸夫建議：“我們拍40部電影，39部都賺錢，能不能拍一部不賺錢的呢？”

邵逸夫笑著回：“第40部也賺錢不是更好嗎？”

不可否認，邵逸夫是成功的商人，也是鼎鼎大名的慈善家，他尊重有才華的藝術工作者，但對于藝術本身，他似乎并不在乎。

他告訴蔡瀾：“如果你喜歡電影，就得想辦法不要離開它。黃梅調(diào)不賣錢了拍功夫片，功夫片不賣錢了拍風月片，主要是賣錢才能生存，沒有對和不對的。”

1965年的邵氏片場

蔡瀾的確拍過風月片，成本低又叫座，一度被叫為“咸濕監(jiān)制”。

有人因此問他，是不是一個對藝術有良心的人。他直言，不是。那人又追問，你不是個有良心的人？他說：“我是，我對出錢給我拍戲的老板有良心。”

但蔡瀾貪玩，為了不讓電影變得面目可憎，他試圖尋找電影本身的樂趣。

昔日的邵氏片場

時間走到八十年代，出走的鄒文懷成立了嘉禾公司，力邀蔡瀾加入，他于是辭別邵老。

在嘉禾任職的十余年里，蔡瀾一路做到副總裁職位，一手捧出了“成龍系列”電影。

1993年，香港九龍城寨面臨拆除，蔡瀾向政府申請使用了20部攝像機入場拍攝，記憶中的九龍城，在他的鏡頭里湮滅。

后來，這些畫面出現(xiàn)在了成龍主演的電影《重案組》中，蔡瀾說：“沒有后期，沒有特效，而且也不能take two（再來一次），這很像人生”。

1993年電影《重案組》片段

但人生，很難有電影中的酣暢淋漓。

九十年代后期，香港經(jīng)濟下滑，市場上盜版肆虐，電影行業(yè)不再風生水起，一年也就一兩部電影能收回成本。

1998年，蔡瀾的老搭檔、制片人何冠昌因心臟病辭世，已經(jīng)57歲的蔡瀾猛然驚覺，該是時候離開了。

他在影壇攪弄風云40年，回頭看，恍若大夢一場。

“浪費了40年，才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喜歡電影制作，愛的只是看罷了。”

蔡瀾與成龍

坊間號稱中國香港有“四大才子”：小說家金庸，詞作家黃霑，小說家倪匡，以及美食家蔡瀾。

有人將這個稱謂懟到蔡瀾面前，蔡瀾笑著擺手：“不是胡說八道嗎？人家（指金庸）大師了，我們是三個小流氓。”

左起：李純恩（香港作家）、金庸、蔡瀾、倪匡

蔡瀾是金庸的忠實粉絲。

蔡瀾還在新加坡時，金庸開始寫《書劍恩仇錄》，后來金庸多產(chǎn)，一張報紙上同時連載兩部小說，每次報紙剛一到家，蔡瀾和姐姐立馬一人撕一半，“都等不及的，可以吸引人到這種程度”。

日后蔡瀾任職邵氏，要改編一部金庸的小說，邀先生談版權費，兩人因此結識。

金庸形容蔡瀾是“除了我妻子林樂怡之外，我一生中結伴同游，行過最長旅途的人”。

“蔡瀾見識廣博，懂的很多，人情通達而善于為人著想，琴棋書畫、酒色財氣、吃喝嫖賭、文學電影，什么都懂。”

金庸與蔡瀾

如今回看，酒酣胸膽尚開張，濟濟人生著實瀟灑。

蔡瀾曾在金庸創(chuàng)辦的《明報》當專欄作家，在他的印象中，金庸并不像世人見到的一般嚴肅，反而幽默風趣。

彼時也在《明報》供稿的作家亦舒向金庸申請給自己加稿費，說得天花亂墜，金庸說不過她，吃了飯回去，寫了八張紙，主題思想是：今年很困難，不能加稿費。

蔡瀾告訴亦舒，把這八張紙收好，拿去拍賣，那才值錢呢。

當年古龍很狂，說自己隨便寫寫就能賣錢。蔡瀾虛心請教，古龍說：“比方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生了七個女兒，嫁了七個丈夫，這樣就賣錢了。”

蔡瀾回頭講給金庸聽，金庸說自己也行，“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生了七個女兒，嫁了八個老公，文章來了”。

蔡瀾與金庸

亦舒的兄長倪匡與蔡瀾更加相熟，亦是如出一轍的不羈。

《天龍八部》連載時，金庸有段時間要到訪歐洲，迫不得已找到倪匡代筆，囑咐他：“千萬不要把人物寫死。”

倪匡答應了，轉過頭就把最討厭的角色阿紫寫瞎了，金庸回來，故事已經(jīng)連載登報，只好讓游坦之挖眼救人，把阿紫“醫(yī)”好。

年輕時的倪匡

風水輪流轉，這樣的煩惱事，倪匡也經(jīng)歷過。

早前，倪匡編劇事業(yè)如火如荼，《唐山大兄》讓李小龍一炮而紅，《精武門》更是開創(chuàng)了“陳真宇宙”。

蔡瀾模仿倪匡寫了劇本，交給制片人，謊稱是倪匡寫的，制片人拿來一翻，立馬買下。后來，有人問到倪匡面前，倪匡一頭霧水，最后才知竟是好友惡搞。

蔡瀾與倪匡

八十年代末，倪匡喜歡上了一個酒店的媽媽桑，常邀黃霑、蔡瀾一起去消費，叫來所有姑娘，聊上許久。

三人都是有名的妙語連珠，把姑娘們說得花枝亂顫，漸漸地，三個人回過味來了：“怎么變成我們在娛樂她們。”

“我們想，既然花那么多錢讓幾個人笑，不如搬到電視臺談同樣的東西，讓所有的人笑，還有錢賺呢。”

于是，在1989年，《今夜不設防》出現(xiàn)了。

左起：蔡瀾、黃霑、倪匡

這是一檔“瘋狂”的節(jié)目。三個主持人叫來俊男靚女，左手紅酒右手煙，大談十八禁話題，仿佛點燃了一顆煙花，既炸得人驚駭后怕，又惹得人啼笑皆非。

為了節(jié)目效果足夠真實，蔡瀾三人還搞了一些“陰謀詭計”。

嘉賓一來，三人立馬開酒，然后和嘉賓講：“放心啦，我們這是個錄影的節(jié)目，你不喜歡的話，隨時我把它剪掉。”

訪談的前一個小時，大家還帶著拘謹，一般都有所保留。待酒酣耳熱，氣氛正好，開始無話不談，談完之后趁著酒勁，蔡瀾再問：“片子還要再剪出來你看嗎？”

對方多半要回：“不用不用。”于是目的達到。

左起：倪匡、蔡瀾、林青霞、黃霑

就這樣，在這個節(jié)目，觀眾們可以看到一本正經(jīng)的周潤發(fā)“歪”在沙發(fā)上，矜貴自持的張國榮大談不為人知的往事，關之琳說“自己不介意當情婦”，張曼玉承認“竟選港姐就是愛慕虛榮”。

還有林青霞暢談與秦漢的甜蜜戀情，王祖賢回憶自己與齊秦的初吻如何發(fā)生……再一回頭，竟已是30年前的故事了。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那個時代，終究是過去了。

左起：倪匡、王祖賢、蔡瀾、黃霑

從電影行業(yè)離開之后，蔡瀾重拾筆桿，在報紙開設專欄。

執(zhí)筆寫啥？蔡瀾想到了母親的話：“成為專家就可以賺錢”，人有一日三餐，那便成為吃的專家吧。

“我叫蔡瀾，聽起來像菜籃，買菜的籃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

他開始寫食評，搜羅世界各地的美食，再之后，他得了一雅號：“食神”。

在《射雕英雄傳》中，黃蓉以美食誘洪七公收郭靖為徒，做了一道菜，名為“二十四橋明月夜”——

“那豆腐卻是非同小可，先把一只火腿剖開，挖了廿四個圓孔，將豆腐削成廿四個小球分別放入孔內(nèi)，扎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火腿的鮮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卻棄去不食。”

本就是金庸憑空想象的一道菜，蔡瀾卻把它搬到了現(xiàn)實。

他將金華火腿鋸開三分之一當蓋子，在剩下的火腿上鉆出二十四個洞，再將豆腐挖成圓形塞進洞中，煨六個小時，火腿的滋味全部裹在豆腐中。

金庸嘗過，贊不絕口。

身為老饕，蔡瀾嘗遍世界珍饈，對美食深有研究，卻少有故作姿態(tài)。

接受記者采訪時，兩人坐在茶樓，面前泡一壺茶，記者問他，喝此茶有什么講究。

他擺了擺手：“喜歡就好。”

養(yǎng)生專家大多抨擊動物油脂，蔡瀾卻在文章中寫，最無稽的一條健康建議就是別吃豬油。"谷類之中，白米最佳，一碗豬油撈飯，吃了感激流淚。”

他也一直堅持，最好吃的菜是媽媽做的菜。“有時，我們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鄉(xiāng)愁。”

2012年，《舌尖上的中國》風靡一時，蔡瀾是節(jié)目總顧問。

談及節(jié)目立意，蔡瀾解釋道：“不去講餐廳，不去講菜，而講食材是怎么辛苦得到的，為什么我們要用這種食材，食材可以怎么變化，這是很聰明的做法，讓觀眾著迷。”

2015年接受采訪時，他建議《舌尖上的中國第三季》要將中國傳統(tǒng)美食原原本本地攤到餐桌上，留給年輕人，這樣才不會消失。

他曾說：“罵我老派好了，我還是愛經(jīng)典。”

怎料三年之后，第三季節(jié)目如約而至，“顧問”一欄卻少了蔡瀾的名字，最終落得全網(wǎng)詬病，也不知蔡生看過是否憂心。

如今，82歲的蔡瀾堅持記錄自己的飲食、日常，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篇日記，此前著作集結成冊后，出版了200余本書籍。

他說，對一個所謂的寫作人來說——他是不愿意稱呼自己為作家的，如果不再動筆，人就死了。

就像是他放棄電影之后，那個做電影的蔡瀾就死去了。

但他倒也自覺自己的作品不會被正統(tǒng)文化認可，干脆認領了“洗手間文學”的稱號——

“一次看完一篇，如果那天吃的是四川火鍋的話，就看兩篇吧。”

多年前，蔡瀾曾游歷到一個叫伊比薩的小島。

某天，他漫步到海邊，看到一個老嬉皮士在釣魚。那天海水很清，能看到水下的魚群。

蔡瀾看看老人眼前成群的小魚，又看到不遠處的許多大魚，拍了拍老人的肩膀：“老頭，去那邊釣，那邊大。”

誰知老人對他笑了笑：“這位先生，但是我釣的是早餐啊。”

聽了這話，蔡瀾頓覺無地自容，覺得自己貪念太盛，險成壞事。

蔡瀾出了名的愛錢，卻不貪婪，聽起來似乎有些矛盾。

他曾在節(jié)目中解釋：“掙多一點錢，就是掙多一點自由的空間。”香港市場自由，公務員是唯一可以做到退休的職業(yè)，所以年輕時多賺錢，老了不至于饑寒交迫。

至于掙錢太多，那花了便是——這是蔡瀾向倪匡學到的，畢竟倪匡有句流傳已久的話：“賺了錢不花，天下大傻瓜。”

蔡瀾和倪匡

蔡瀾買勞力士，喝最昂貴的香檳，許知遠形容蔡瀾是“至少在我的視野中，這個時代最會享受的人”。

但蔡瀾也曾在書里寫過，自己人生最快樂的一個下午。

那是在阿姆斯特丹，在繪畫老師丁雄泉先生由廢棄小學改造的家里，樓下是畫室，樓上是一個很大的廚房。

蔡瀾與丁雄泉一起在這個巨大的廚房中，做了一份蔥油餅，配了一杯香檳。

他回憶起那個下午，興奮地手舞足蹈：“啊那個快樂真的是，無比的快樂。”

許多人贊蔡瀾人生豁達，所有的對答大智若愚，似乎沒有煩惱。

蔡瀾沒應下這句恭維，只說：“我自己的苦，告訴你有什么用，你又幫忙不了我。”他更愿意把自己人生的經(jīng)驗歸功于看書與旅行。

看書是與古人對話：“雖然他們死去了，但他們還在教你，那么你就把你學到的智慧也教給別人。”

年前，有網(wǎng)友在微博上問他，年輕的時候是否也像自己一般，時常焦慮苦惱，蔡瀾回他：“我看書，所以我走了過來。”

旅行則是去望不同的人生。

在印度山，蔡瀾遇到一個老太太，整日里給他煮雞。蔡瀾吃膩了，想吃魚，老太太卻沒見過魚。

蔡瀾拿出紙筆，畫了一條魚：“你沒有吃過真是可惜。”老太太卻說：“先生，沒有吃過的東西有什么可惜呢？”

后來蔡瀾感嘆道：“這都是人生哲理。”

早年因為電影取景，他將世界作為自己的片場，后來因為美食，他又把足跡伸到更角落的地方。

某次，晚上的飛機，他遇上氣流，飛機一直顛簸，持續(xù)了整整五分鐘。

蔡瀾身邊坐一澳洲大漢，雙手緊抓著兩旁扶手，蔡瀾卻氣定神閑，品著手里的酒。

飛機穩(wěn)定之后，大漢問他：“喂，老兄你死過嗎？”

蔡瀾說：“我活過。”

2004年，黃霑因肺癌離世，享年63歲。

自知時日無多的時候，他特意交代了家人，不要大辦葬禮。

他沒有告知生前好友，也沒有驚動新聞媒體，出席的只有至親，“自編自導自演”了自己的整個喪禮流程。

家屬為了告慰粉絲，一周后于香港大球場舉辦了追思會——到訪者無需準備帛金，現(xiàn)場提供鮮花，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拜祭。

當時身在美國的倪匡得知消息，只說：“我也要向他學習想好身后事了。”他不愿意去追思會上陳情痛哭，只希望能與摯友在夢中相會。

“好奇怪，以前我們約好了誰先去都要出現(xiàn)在對方的夢境里，告訴對方人死后有什么感覺，但這么久了我都沒夢見過他。三毛是這樣，黃霑也是這樣。”

蔡瀾好字，早早計劃好了為黃霑的靈堂準備的橫匾，四個大字“一笑西去”，最終還是事與愿違。

黃霑豪情，早為自己寫好了人生結尾，正如他寫的那句詞：

“就讓浮名輕拋劍外，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

左起：黃霑、蔡瀾、倪匡

2018年10月，94歲的金庸笑傲一場人生，悄然而去。

“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

蔡瀾接到了金庸夫人的電話，請他寫一個橫額，配的挽聯(lián)是先生生前著作：“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蔡瀾自不會推遲，鄭重接下了任務，寫了倪匡想出來的“一覽眾生”。

此前，倪匡曾寫了一張紙條給金庸夫人，說這四字含義是查先生看透了世間相，方寫出如此偉大的作品。

后來，倪匡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金庸、黃霑、張徹、林燕妮、我。五個人，四個人去世了。只剩我一個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體差到極點，百病叢生，舉步維艱……”

四年之后，倪匡揮揮手，隨老友而去，終年87歲。

倪匡走后的第二天，蔡瀾更新賬號，揮筆寫下一篇“憶倪匡趣事”，開頭是倪匡接電話的四聲大笑，結尾又是相同的爽朗笑聲。

他自揮手大笑去，世間再無衛(wèi)斯理。

左起：溫瑞安（港臺作家）、金庸、倪匡

倪匡去世之后，有人告訴蔡瀾，倪匡的手稿價格炒得很高，如果有收藏的話，要盡快出手。

蔡瀾勃然大怒，回復了四個字：蠢到極點。

在他看來，一幅藝術作品的好，絕不是在家中看到，而應在博物館看到，“所以絕對不準買賣，不準收藏”。

或許其中，也有幾分與好友感同身受的悲憤。

倪匡與蔡瀾

流年殘酷，曾經(jīng)意氣風發(fā)、紅袖滿樓的少年，如今走路只能依靠手杖，步履變得蹣跚。

遙想當年，一桌人坐在一起，因為出道早，蔡瀾永遠是最年輕的，而現(xiàn)在觥籌交錯，他已然是最老的一位。

他說，怎么競賽，時間還是會跑在我們的前面，但當回頭一望，又有一種新的成就感。

前段時間，有網(wǎng)友在微博上問蔡瀾：“蔡生，請問‘四大才子’剩你一人，你是害怕多一點呢，還是孤獨更多一點呢。”

蔡瀾的回答是：“他們都不想我孤獨或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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