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了,判決終于下來。
4月7日,上周五,去年震驚全國的“豐縣八孩案”一審宣判。
【資料圖】
董志民虐待、非法拘禁獲刑九年;時立忠、桑合妞等五人因拐賣婦女分別獲刑。
塵埃落定了。
但卻沒有讓人長舒一口氣。
從去年二月事件在網上曝光、發酵,引發鋪天蓋地的討論,我們看到的其實兩個世界偶然的破壁。
在“豐縣八孩案”之后。
兩個世界之間的缺口,是會被更徹底地暴露出來。
還是塵埃落定了,兩個世界繼續隔離開來,并行不悖?
在一聲驚雷后。
留下的不要只是沉默。
01
誰的“底線”?
回過頭看豐縣事件的發酵、引發全民關注的過程,微博起到了關鍵作用。
小花梅被鐵鏈拴住,穿著破單衣,無法說出一句完整語言的樣子,第一時間震撼了微博網友。
顯然,這是突破了很多人認知的悲慘畫面。
2022年了,怎么還有人這樣活著?
緊接著再次沖擊人們的,是她還“生了八個孩子”。
跌破人性底線。
但,跌破的是誰的底線?
不要忽略了,在微博網友大量的質疑聲之前。
豐縣這個家庭,看起來是洋溢著“幸福的氛圍”的。
最初的視頻其實是網友和大V從短視頻平臺搬運到微博的,在短視頻平臺上,小花梅的故事儼然是另外一個版本。
董志民光明正大在抖音曬娃,ID直接叫“八個孩子的爸爸”。
鏡頭前,董某笑口常開,八個孩子活潑好動。
鏡頭后,董某口中的“孩子媽”“最大的功臣”卻關在小破屋,被拴著鐵鏈。
事發前,有關董某采訪的視頻清一色贊揚,每個視頻的點贊量都是幾千幾萬。
標題,“徐州豐縣八個孩子的媽媽丈夫董志民接受采訪暢談豁達人生觀”。
關心的問題不是媽媽在哪,生活狀況怎么樣,而是詢問“成功經驗”:“怎么生的兒子?有什么竅門?”
實際上,董某早在“妻子”視頻被曝出之前,就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紅。
家里時常有網紅來“探望打卡”,柜架上、地上都是好心人送的衣服和食物。
每次開直播都有三四千人觀看,多的上萬人。
生八個孩子,一人賺四千,八個就是好幾萬。
這時。
從未有人感覺被踩到了底線。
那個拍小花梅的視頻,也是博主想用她引發大家同情,既賺流量也能給董志民家吸引更多捐助。
嗯我們的愛心到哪里去了
恐怖的地方正在于。
拍視頻的人,看視頻的人,探望捐助的人,鄉里鄉親,村干部,乃至董志民自己,都絲毫不覺得這其中有什么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被宣判了的刑事案件。
如果不是因為偶然的曝光,竟然是被普遍默許,甚至宣揚的?
那個如同“田園暗網”一般的世界。
因為一次搬運,和我們熟知的這個世界打通了。
02
另一個世界
豐縣事件為什么可以引發如此之高的關注度,一方面,是我們本能對于這種極端苦難的惻隱之心,以及女性對女性的本能共情。
另一方面,在于精準踩中了微博輿論場上的所有情緒痛點。
在女權意識抬頭,城市女性普遍對婚育感到焦慮和恐慌的氛圍下,還有一個女人,被拴著鐵鏈,無法左右自己命運地生下八個孩子。
而被拐賣到農村、深山,又激發了城市女性巨大的潛在恐懼——
即,哪怕自己已經處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也隨時可能一步跌落進奴隸社會。
在輿論發酵的過程中,有一個很關鍵的點。
小花梅一度被傳是曾經失蹤的四川女孩李瑩。
那是一個在城市長大的女孩,擁有一個令很多人羨慕的殷實家庭,卻在上下學途中突然失蹤了。
實際上,豐縣事件發酵后,也有一些其他疑似被拐女性的視頻爆出。
有的甚至比小花梅看上去更加凄慘,但沒有足夠的熱度,也沒有被繼續追問下去。
你不得不承認的是。
“城市女學生被拐”往往更加能夠在互聯網上激發起情緒價值。
所以,很多媒體和營銷號,往往最愛渲染式報道此類文章。
也就是說。
當這個主流、光鮮的世界,遭遇到另一個世界侵犯的時候,才會產生轟動的輿論效果。
而本身就處在另一個世界的婦女,她們更普遍的苦難,已經被太多次當作“井水不犯河水”了。
在平日里,那一個世界默默地,按照自己的規則正常運轉。
去年的《隱入塵煙》。
這樣的題材,為什么會突然引發城市網友的關注?
哪怕它是今天銀幕上難得一見的現實題材,它依舊帶著浪漫化、詩意化濾鏡,去窺探另一個世界的苦難日常。
就像這個著名的紙盒漏光畫面,這樣的浪漫方式,顯然來自于一種城市人的想象和理解。
導演的妥協,其實也昭示著無奈。
兩個世界之間本質上有無法逾越的鴻溝。
當另一個世界不加濾鏡,足夠赤裸地展示在我們面前,我們真的能夠接受,以及被允許接受那種顛覆和震撼嗎?
那么現實更殘酷,但也更無聲。
比起城市女性、高知女性被拐到農村這樣更高成本犯罪,拐賣之傷其實更多落在家境貧窮、沒有多少知識的農村女性頭上。
根據《古老的罪惡》一書統計,1986年以來,從從全國各地被人販子拐賣到江蘇省徐州市所屬6個縣的婦女共有48100名,銅山縣牛樓村的被拐婦女基本全部是從云貴川等欠發達地區來的。
2020年,騰訊谷雨實驗室曾經報道過一篇《一個名字叫“喂”的女人》。
被拐到河南的德良是來自貴州的布依族農村婦女,她沉默地在河南生活了35年,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圖源:谷雨實驗室
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婦女,經常是人販子的優選拐賣對象。
因為語言不通,一但被拐,就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貧窮、信息閉塞,讓很多農村家庭的女孩就算是被拐,家人也無力找尋。
而且,現實的拐賣事件中,更多是一種浸潤的、膠著的絕望。
當我們為婦女拐賣義憤填膺。
可在很多農村地區這就是“過日子”的方式,一種生存的必要。
34歲沒結婚
別人都看不起咱
買一個女人最多判三年甚至多數情況根本沒事,比不上打光棍讓人戳脊梁骨。
《北青報》2018年專訪賈平凹談農村販賣人口的對話被挖出。
瞬間網上抨擊聲無數。
這是最受爭議的一段:
這個人販子,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
錯了嗎?
錯了。
但某種程度上,他用另一個世界的視角,回答了女性販賣鏈背后的農村現狀。
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拐婦女就算想要起訴離婚也困難重重。
還有很多女性放棄了逃走,痛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前段時間一位女孩在B站發帖,《我媽,一個被拐賣的農村婦女,治好了我的焦慮》。
她說自己的母親是被從云南山里拐來的,遭受家暴,后來逃跑,又舍不得孩子自己回到了家,并辛苦支撐起這個家。
在這位女兒口中,母親的悲慘經歷,反而變成了堅強、勤勞、樂觀。
被罵后她出來解釋的話里,有一點其實值得去思考。
那就是為什么母親逃跑了又回來,因為母親的娘家比被拐到家庭更窮上十倍不止。
這位女生面對網友質疑后的解釋
《三峽好人》里,賈樟柯以一種麻木的狀態來呈現一個拐賣的故事。
韓三明從山西來到重慶尋找逃跑十幾年的妻子,當初,妻子是他花三千塊買的。
但二人再度相見時,兩個人已經被生活的苦難蹉跎耗盡了所有情緒。
如今過得不好的妻子反而問韓三明:早不來晚不來,為什么過了十幾年,你才來找我?
在她看來,當初自己逃跑是“年輕不懂事”。
逃跑后遇到了現在的丈夫,居然還沒有韓三明對她好。
韓三明想要帶走妻子,她現在的丈夫轉手再把她賣三萬。
現實的狀況,永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加復雜無解。
這種無解,也讓我們從所謂的“底線”上退回來,退回到自己的歲月靜好中——
只要不危及到我,這個渾濁的現實就放任自流吧。
直到。
“豐縣八孩母”出現。
許多人想象中兩個世界的安全緩沖地帶,也被沖破。
那么現在塵埃落定后。
我們究竟是更徹底地走進另一個蠻荒的世界,探照出不為人知的黑暗。
還是覺得,這個事件結束了,我們就能與另一個世界退避三舍,各自安好?
03
兩個世界的短暫相連?
豐縣案做出判決,讓這個一年前就引發了巨大關注的事件再一次回歸大眾視野,造成“小花梅”曲折的受害經歷的罪犯們也成為了典型。
很多人從這個事件中窺見了拐賣婦女犯罪事件的冰山一角。
然而一紙判決。
究竟能多大程度上震懾“另一個世界”,掃蕩那里的黑暗,解救已經陷入其中的人?
電影《盲山》描繪出了一個法律無法滲透的,完整的生態體系。
九十年代末期,剛畢業的女大學生白雪梅(黃璐 飾)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人販子趁虛而入,以介紹工作之名將她拐賣到了西北某個偏僻的山村里,給村民黃德貴(楊幼安 飾)當媳婦。
一個媳婦,七千塊。
白雪梅拼死反抗,絕不屈從。
她先向黃德貴一家人解釋,自己也是被人販子騙了,他們不是自己的家人,拐賣婦女是犯法的。
但對黃德貴來說,人販子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結結實實花了七千塊錢,那么,你就得當我的媳婦。
為了防止白雪梅逃跑,他們還將她用繩索、鐵鏈鎖起來,任何活動都只能在他們眼皮子底下進行。
但白雪梅從未放棄逃跑。
她每天托郵差寄一封信回家,苦苦盼望回信。
和當地最有文化的一個男人——高中畢業生,黃德貴的表弟黃德誠(賀運樂 飾)打好關系,試圖讓他帶自己走出這座山。
認識了村里一些同樣是被拐賣來的婦女后,向她們打探出山的路。
發現沒錢就坐不了順風車,她也不惜用自己的身體,向小賣部的老板換了40塊錢。
然而,這座“盲山”讓人絕望的地方是,它根本逃不出去。
白雪梅真正付諸行動的逃跑共有四次。
一開始是自殺。
第二次因為沒錢搭順風車出山而被抓回。
第三次都坐上去縣城的大巴了,還是被后面趕來的楊德貴一行人強行拖下車帶了回去。
第四次更是絕望,白雪梅的父親和兩個警察都拿這群當地人沒辦法,全部被帶回了山里。
每一次,她都比以前逃得更遠,以至于我們都和白雪梅一樣,不斷生出新的希望,以為這次一定能成功。
但每一次,希望都會破滅。
《盲山》給人最大的恐懼在于。
我們通常認為,底線之下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底線之下居然還有一個龐大、完整的世界,生機盎然。
《盲山》與“豐縣八孩案”的核心都在于——
盲。
在長期的視而不見后,終于被赤裸裸的真相刺痛了雙眼。
有一個更容易被忽略的細節被藏在了電影的開頭。
人販子帶著白雪梅去住旅館時,旅館老板娘說的是:“來了。”
這是熟客才有的招呼方式。
拐賣,早在進山之前就開始了。
它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成熟的產業鏈條,豈是輕易可以攻破。
《盲山》有兩個版本的結局。
不少人表示,原版結局中,白雪梅的父親和警察來了都無法拯救白雪梅更能體現這套體系令人絕望之處。
但國內公映版的結局中有一個細節同樣令人細思極恐。
這也是“盲山”更加讓人絕望的地方——它除了讓人逃不出去,它還能讓人不想逃出去。
在警車上,被拐賣的婦女陳春麗在最后一刻決定下車不回去了,因為她的孩子還在這里,她的家也在這里了。
拐賣這個成熟的體制,成功把受害者體制化了。
但更多人看到的,是結尾最后那行正義凜然的字,宣布著對“盲山”事件的蓋棺定論。
就像現實中的豐縣案一樣。
經過了一年前的曝光和持續過短暫一段時間的討論,到昨天的宣判,這件事似乎就被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小花梅”從1998年被拐賣開始,到2022年被曝光,中間經歷是地獄般的24年。
罪犯對她的侵害,或許已經畫上了句號。
但更大的句號究竟要怎樣劃下?
就像《盲山》那個正義的結尾之后,我們也沒能避免迎面撞上了豐縣的事件。
“案件結束了,別再多想了。”
也就是這樣的聲話一次次出現,充滿了陽光。
照耀得人雙目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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