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萬人打出9.4。

沒有意外，《漫長的季節》口碑坐穩了五年內國劇頭把交椅。

(資料圖)

劇紅是非多。

大結局后，對《漫長的季節》火力最集中的差評是——

“爹味”。

理由：創作者是男的，主角也都是男的，男人戲太多，女觀眾無法共情。

-男的能不能不要再當主角了

-非常非常陳舊的男性群像故事

Sir屬實有些沒想到。

任何人都有因為無法代入、棄劇、差評、打一星的權利……

但是。

比起純粹感性的“不愛看”。

對一部作品提出“男性視角”的批評，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將作品讓位于更醒目的旗幟——追求平等、表達多元、解放人性……

這是我們現實中迫切的訴求。

如果將它們視為影視作品的責任，以及評價標尺，Sir會本能地打個問號。

或者再把問題拓寬——

當我們越來越在意、想要區分一部作品是“男性視角”還是“女性視角”。

我們會失去什么？

01

男性視角是原罪？

首先厘清一個概念。

什么是“男性視角”？

男性視角，與女性視角，都是一種敘事傾向，兩者平等。

影視批評中的確有一種與男性有關的概念，并非“男性視角”。

而是“男性凝視”。

但它的重點不在“男性”，而是“凝視”。

概念出自一位美國電影學者，她認為好萊塢的主流電影中，女性過多地作為男性欲望的客體出現，往往扁平、單一、刻板，對故事沒有太多的作用，僅僅作為花瓶和工具，來滿足男性觀眾的奇觀心理。

△ 經典電影《后窗》《迷魂記》都收到了“男性凝視”的評價

那么，《漫長的季節》“凝視”了女性嗎？女性角色，只是男性的布景板嗎？

從重要性上。

女性角色沈墨，當之無愧第一女主。

兩個懸案的核心，對劇情有關鍵作用。她被傷害，被控制，被保護，被追捕，承擔著復雜的戲劇性，也呼應了《漫長》要表達的主題——無常的命運，無力的時代，無解的悲劇。

其次，羅美素。

有人指責，不就是中國式傳統媽媽？國產劇老多了，已經不想看。

Sir覺得很可惜，因為導演明明塑造了一個非常鮮活的媽媽。

羅美素是全職主婦，但這不是選擇，而是受了工傷，被迫下崗。

為了不給家里添負擔，她一直想討回醫藥費，爭取公道。

丈夫和兒子關系惡劣，她卻能讓兒子敞開心扉。

羅美素，其實比這個家的主導者王響，活得更明白——只有她看見了自己這代人的局限，去理解和感受兒子的叛逆：

我們這身上是有個圈的

就在那兒按部就班地在圈里那么走著

也沒人問為啥 也沒人到圈外溜達過

就連踩了個線都害怕

或許羅美素的戲份不如王響。

但你能說，這不是一個鮮活的角色嗎？

在Sir看，這部劇的女性角色不僅不是男人和時代的布景板，反而，她們的生命力越強，越是能折射出絕望、悄然的時代悲劇。

這也引出劇集另一個被詬病的“缺點”——

美化男性，丑化女性。

三個中老年已經一敗涂地，但不管怎樣都還有友誼。

但女性呢，就只會互相嫉妒、傷害。

羅美素說黃麗茹“浪”、大娘幫大爺控制沈墨、殷紅背叛同為淪落人的沈墨……

且不說這部劇的男主，各有各的大缺點，下場也各有各的慘，Sir實在看不出來又能比女人幸福多少。

至于把女性角色的互動，都定義成嫉妒互害，則是脫離人物背景的粗暴判斷。

殷紅和沈墨。

兩個都是活在地獄里的人。

但對殷紅，最大的惡不是性與暴力，而是窮。

因此劇中借殷紅之口說過，她只是想不斷地抓住“機會”。

而這種機會是中性的。

利益沖突時，她抓住了沈默這個“機會”，就會顯得惡。

利益不沖突時，她挺身而出哄好別的老板，替李巧云頂酒，又顯得girls help girls，身有俠氣。

這是“傷天害理撈女”能概括的嗎？

歸根結底。

男性視角，不過是一種敘事策略而已。

姜文說——

我就是個爺們。

我當然只能拍爺們眼中的女人，你讓我拍女人眼中的男人，女人眼中的女人，我都拍不好，也不可能拍好。

《使女的故事》原著女作家也說——

我盡量避免使用“男性視角”這個說法。

有些想法和態度，男人不可能有，而另外一些，女人又不可能有。當我使用一個男性角色時，那是因為故事中的某個東西或某個人必須如此傳達出來，或者通過女性角色來傳達的話會改變我的本意。

只存在一種性別視角的作品，當然是我們現階段的遺憾。

但更大的遺憾或許是。

將一切不合理、看不爽的劇情都歸結于——

你是男的，你幫著男的。

好像一部劇出現了男女比例失衡，就要扣上爹味、厭女的名號。

這并非保護弱者。

而是加快讓強者戴上弱者的面具。

02

為何無法共情？

今天要接受男性視角指控的，不僅限《漫長的季節》。

《宇宙探索編輯部》。

男人負責公路旅行、探索宇宙，女人只有旁邊干著急的份。

厭女。

《不止不休》。

女票苗苗戲份少工具化，又是厭女。

《滿江紅》。

電影里東窗事發，偽裝成妓女的刺客瑤琴被帶走。

沈騰對士兵高喊了一句——

“殺可以，別糟蹋她”。

很多人揪著這句臺詞：大男人、物化女性。

只看性別和臺詞，好像是那么回事。

問題是。

妓女，只是瑤琴“裝”的職業，她更重要的真實身份，是刺殺秦檜的間諜。

回到正常的人性邏輯。

間諜被發現，最可能的心愿是什么？

參照《風聲》被酷刑折磨到僅剩半條命的顧曉夢。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立刻被殺，既是結束痛苦，也是斷絕更多泄密的可能。

于是。

顧曉夢看準機會，刻意咬軍官的耳朵，讓軍官大喊，讓外面的人誤會。

于是。

當別人掏出槍的時候，軍官才那么生氣，因為審慣間諜的他，早就看穿了顧曉夢的心思。

看完這一段再來琢磨《滿江紅》沈騰的臺詞。

你還會覺得，那是一個男人在“道德綁架”一個女人？還是同為間諜的他們，為了刺殺而棄車保帥？

Sir覺得，不是創作者用了男性/女性視角，導致女性/男性觀眾難以代入。

恰恰相反。

當你過分關注所謂性別視角，去評判它是否足夠平衡和公允時，才導致了更徹底的無法共情與代入。

簡單化、二元論的思維固然是“爽”的，但也就隔絕了你與故事中的那些復雜的人物，幽微的人性產生真正的溝通與神交。

回到《漫長的季節》里舉例。

2016年的沈墨，重回樺林報仇。

有人說，怎么大爺被殺的細節一點沒拍？反而罪狀更輕的大娘，卻被沈墨惡狠狠地剪指甲、列舉罪狀？

哦，又是搞性別歧視那一套？

男的做了壞事，可以輕描淡寫；女的只是幫兇，就要公開處刑。

進而又得出——

沈墨這個人，只是導演傳達爹味和厭女的“工具人”。

這種潛在邏輯可能比審查更恐怖。

這是在要求一個不全能的角色，一個有創傷的受害者，為了給觀眾一個絕對正義的爽劇結局，就要完美、公平地對分配恨意與懲罰。

細想。

沈墨為什么恨大娘，她恨的只是大娘，還是大娘背后的廣泛沉默？

大娘是不想幫，還是不能幫？

不能，僅僅是為了維系婚姻、被大爺精神控制？

想到這一層，Sir也困惑了。

于是又找了一些大爺的細節——

傅衛軍給沈墨寫的信，大爺為什么能看見？

傅衛軍出獄前死在監獄，怎么也沒人去查，骨灰直接就到大爺手里？

再結合大爺對馬德勝說“我認識你領導”，對夜總會老板說“會帶局長來”，對沈墨暗示：你早晚死我手里。

大爺施暴的土壤，顯然不是只有父權。

就像《朗讀者》說的——

文學的核心在于保密的觀念，人物性格整個建立在人們之間未能公開的某些信息上，其原因可能是多樣的，或卑鄙，或高尚，以致人們決心守口如瓶。

看一部作品，不要只看它拍了什么，還要看它沒拍什么。

有些畫蛇添足，是尺度的必需；

有些欲說還休，是導演給觀眾留的暗號。

Sir就點到這了。

03

人性的視角

Sir當然不認為自己的解讀有多高明。

但當一部劇中不起眼的閑筆，不起眼的人物，都能引起觀眾的注意、困惑和反復琢磨。

這已經說明它是一部經得起考驗的好劇。

Sir今天說這么多，就是擔心——

當驚鴻一瞥的《漫長的季節》讓我們看見了國產劇久違的，對觀眾和手藝的尊重，并贏得了所有人的駐足。

卻又迅速被推上越發激進的風口浪尖。

好內容還能留下多少呢？

如果說，以往把人區分成“好”和“渣”，是一種無視人性復雜的粗暴。

那么今天，對創作者自身根本無法選擇的性別施以極端指控，則是一種直接刪除了“人”的霸道。

這樣下去作品會變成怎么樣？

正常邏輯，要改變現狀應該去支持女性作者、女性向的作品，甚至致力于一個更包容的市場與大眾審美。

可我們卻屢次發現。

那些真正關注女性的作品，如《媽媽！》《臍帶》《愛很美味》大多票房慘淡。

火起來的卻是另一種“流量公式”。

——全程爽劇，全員惡人，以及批量生產的男/女復仇。

就像有些觀點認為，《漫長》的沈墨是一個工具人：“不就是九十年代東北版《白夜行》嗎？還以為會黑化，要么像雪穗，要么文東恩那樣狠毒，結果居然是個跳河的戀愛腦？！”

看看這些形容詞：

戀愛腦、黑化、白夜行……

任何一個描述本質都是固化和刻板的標簽，背后是粗暴的短視頻式審美。

當你這樣去看待沈墨，當然也就提取不出——

跟沈墨更貼合的人，不是《白夜行》或《黑暗榮耀》女主，而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四。

沈墨對港商、殷紅、大爺大娘的復仇，本質就像小四一樣，用兩敗俱傷的方式，來表達她對世故、無情、虛偽的成年世界的最后一擊。

王陽是什么？

不僅是沈墨愛的人，更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念想，唯一的美好。

最后王陽決定犧牲自己，來保全沈墨。但他無法跟沈墨逃跑，絕非出于自私或世故。

那么，沈墨又有什么理由，要親手毀掉這份超乎她想象的美好？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對于文藝作品的期待只剩下了“爽”。

爽是為了解氣。

爽，也是因為安全。

它有仇必報，有怨必申，以酣暢淋漓的情緒繞開那些真正橫亙在現實中的結構性不平等，隱秘性暴力。

辛爽確實是叛逆的。

他明明可以再拍一次《隱秘的角落》，滿足大家對重口罪案的饑渴，對迷霧劇場的意難平，那一定比現在更出圈。

但他沒有。

《漫長的季節》色調很明亮，底色卻是悲涼。

它沒有在批判什么，也沒有在歌頌什么，僅僅完成了一首普通人在時代的泥石流中，掙扎生存的挽歌。

它告訴我們，曾經有一個時代，人的命運無比局促。

但只有要有一絲向上生長的可能，所有人都會迫切地從縫隙鉆出來，想活明白一點，看看更大的世界。

是的，Sir提到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一部華語影史的經典作。

也是一種正在消逝，不斷消解的電影審美。

放在今天看，故事簡直“辱女”——

一個女生背叛了男生，男生反殺。

但這種短視頻都不想講的劇情，楊德昌會拍成四小時的電影來表達嗎？

當拘泥于性別視角。

是不是就想不起女生說過的話——

“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

其實，不是一個暴戾的少年，把背叛自己的少女殺了。

而是一個年輕純真，對世界充滿希冀的靈魂，選擇與這個不允許他活出自我的時代和世界，玉石俱焚。

那么，回望我們自己呢？

楊德昌在《一一》的經典臺詞，曾讓我們無比興奮，反復背誦。

“電影發明以后，人類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長了三倍！”

如今。

當《漫長的季節》和更多的作品，就像《一一》喜歡拍后腦勺的小男孩，總是在用不完美的方式，想讓同樣不完美的我們，看見世界的背面，人性的背面。

而我們，在追求平等和正確的浪潮中，困于自己建造的價值繭房，反倒成了一個讓小男孩聽話的無聊大人。

但Sir還是會選擇相信。

那一聲讓我們學會欣賞曖昧與復雜，從正確和刻板中抽離出來，能給人精神共鳴的響指。

才是留在時間里的永恒。

也才是排除了男性/女性視角的。

人類視角里的終極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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