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差不多大的人（70年代中期出生），早年看片主要是從大銀幕上來，但我一直不很貪戀影院效果。

目前還能成為影院的常客，一是工作所需，二是朋友相邀。我已經過了那種非某部電影非看不可，還必須前往影院看的階段。所以無論是在北影節還是上影節，我不愛湊搶票這類的熱鬧。在電影節上看片，重要的是散場之后的相聚和開懷。

(資料圖片)

國內的各類電影節基本跑了個全，別的城市幾乎沒有，我只在上海看過就在影院門口販黃牛票的。具體說，就在上海影城每年那幾位老爺叔。想來，每年的初夏時分他們都能嘗到些甜頭。

這樣的景觀，我幼時也領教過，只是更慘烈一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為了一張電影票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戰況也見過，但到了本世紀后這樣野蠻的場景就看不到了。

還是在上海，那兒的人對日本電影有著特殊和濃烈的情感。《晝顏》曾被炒到2000元一張，而那年剛拿下金棕櫚的《小偷家族》，更是夸張到一張黃牛票的標價能換上海郊區一套房的程度。

《悲情城市》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三秒售罄，而后被黃牛哄抬至8000元的漲停板，也還不算最離譜。

黃牛的想法很簡單，漫天要價而已，我好奇的是真有揮金如土的人掏了腰包嗎？如果有，這人是太愛侯孝賢這部電影了，一定要卡在這個時候，這個地點，方能一解相思《悲情城市》之苦？還是要想證明，他愛起電影來，是可以拋開一切的？

換做是我，情愿將這錢借給朋友，他若忘了還，當是送也行，我肯定不會拿這筆款去換一張戲票。

看電影的方式有很多種，我不想看遍世界上的所有電影，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我也不想擁有所有的觀影狀態。還可以說，電影從來就不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什么，我想我不到死的那一刻，我都不知道該怎么定義。

多年前，我寫過一篇關于電影的長短句，就叫《我喜歡》。最后一句是：為了生活，可以一腳把電影踢開。我想只有這樣，電影和生活才能保持平行，并能相互瞭望。應該說，我和電影的關系一直不緊張，這是我們能長相廝守的基礎。有的聊就聊，沒的聊就保持沉默。

我很少見到愛電影的人。當愛電影成為一種人生狀態的證明，那就會將證明還給證明。比愛電影更重要的是愛，有了愛，愛什么都可以。如果恰巧是電影，也不必欣喜，就像你天天見到家人，不可能每天都滿面春風，那是做戲，不是做人。

希望我以上的說辭，不會敗壞諸君以各種方式進入《悲情城市》的心情。

無論怎樣，這都是值得一看，并一看再看的電影。私下里，我對侯孝賢的贊美常常是滔滔不絕，但對于他這部極負盛名的大作，卻很少提及。

《悲情城市》最早看的是碟片，后來在影院也看過。侯孝賢的很多杰作，我都一再重溫。這部次數相對要少些，大概這一部太依賴于時代，而侯導另一些讓我神游他方的影片，則浸淫于時間本身，更見容量，也更能飄散開去。而《悲情城市》像一件容器，水流進去就成了型。

《悲情城市》所指涉的「二二八事件」，引爆點是城管在警察的虎威之下，對煙販收繳其所得而引發的逐級流血沖突。最終指向的是臺灣光復后，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矛盾。最近竟聽到一種奇特的說法，指本片是為這起著名的歷史事件洗白。

影片分為兩部分，一個是林文良因參與走私，而讓林家卷入黑幫械斗。另一個是林文清因親近進步組織，而兩次入獄。第一部分，被人戲稱為是小津安二郎在拍《教父》，帶出日本戰敗后的陰魂不散。

整個劇力的燃點，便是臺灣本省人仍想將日元繼續使用，而招至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殺戳不斷。全片還大量運用了日本神風敢死隊的誓詞：你飛揚地去吧，我隨后就來。

侯孝賢拍起動作戲，頗得布列松的神韻，用固定鏡頭，展現畫內外空間的相互作用。人在運動，但卻有一種靜止的力量在限定著你的擴張。人物在出畫入畫之間，就是你生命擺蕩之時。這在老大林文雄殞命之時，表現得尤為突出。

刀拼不過槍，本省人也敵不過外省人。而在林文雄喪命之前，他已有不祥之兆。他常常做夢，夢見自己被嗜賭的父親綁在道旁，這是他最為沉重的童年陰影。當他子承父業坐在牌桌上時，他的大限也將至。

林文雄回憶夢境時，并沒有出現與臺詞對應的畫面。而林文清回憶童年往事時，便有了與他的述說相匹配的畫面，這是個頗值得思量的現象。少年的他在模擬一個伶人的身段，順便回憶他的耳膜所能得到的那些美好的回應。

而這段戲的聲場處理卻又是異常安靜的，這仿佛也在暗示他的回憶不能得到全面的還原。林文清是聾啞人，他的語言系統不是手語，而是將所說的話落于筆端。若他要與時空進行更精微的對話，只能通過回憶，才能拼湊出他殘存的聲音形象。

這是全片里，我最喜歡的一場戲。不僅僅隱喻出臺灣人，無論是外省還是本省人，數十年所處的失語狀況。而是營造出聲音之外的另一種響動，就像齊秦所唱的：貝多芬聽不見自己的歌，我想聽歌不一定要用耳朵。

在林文清回憶之前，他面前端座著深愛他的吳寬美。這是她的扮演者辛樹芬最后出現在大銀幕之上。素人出身的她，是侯孝賢電影發韌期最重要的形象，她人淡如菊、落花無語的形貌，是侯孝賢那些天高云淡的影片最為優美、最為深切的注解。她像多霧的清晨，像少人行走的小巷、像墨跡剛剛晾干的信封、像一個毋需解釋的夢。

所以也有人說你只發自內心的喜歡辛樹芬，你才能呼吸到侯孝賢電影那完全歸屬于畫面的美。為了這個，這電影就應該多看幾遍。

還有人玩笑說，這電影是為我而拍的。因我的筆名賽人來自于古希臘傳說塞壬。由吳念真、張大春、唐諾、吳義芳等臺灣文化名人所出演的一群知識分子正痛斥時弊。而另一邊廂，吳寬美則用唱機放了一首與塞壬相關的曲子，并用筆寫下了那個動人的傳說。

一個空間，被隔成了兩個區域，一個是一日逼近一日的現實，一個是一段拉近一段的過去，或者說是未來。最后，音樂聲蓋過了人聲。

一種更令人憧憬的甜蜜，更讓人心醉的奇境，彌漫在屋內，又飄蕩在窗外。讓那些慷慨陳詞，也跟著失去了重量。我們的沉默，不是憂恐。而是在甚囂塵上的聲音之外，去尋找另一種與心靈相關的聲場。

全片有大量的畫外音，最主要的吳寬美的念白，她在寫日記，她在記錄生活的點滴，她的閩南語讓那些兇險的日子多了些只可意會的靜謐和淡然。

而另一種聲音來自裕仁天皇和臺灣當時的土皇帝陳儀，他們的聲響與吳寬美陰柔的呢喃相比，絲毫不見陽剛，更多的是冰冷、機械和隱隱的膽怯。還可以說，吳寬美的自語有著再真實不過的內心起伏，而另兩位大權在握的男人，則各有各的心口不一。

前面提到了侯孝賢對畫外空間的運用，但最精妙的還是梁朝偉最后一次出場。他要照一張全家福，在擺弄相機時，他的眼神有些游離。他好像看見了什么？

影片借吳寬美的日記，告訴了我們答案，她說文清在被逮捕之前，仍在認真的工作，然后安安靜靜被帶走。這哪里是工作，這就是無聲勝有聲的依依惜別。從美學上來講，這就是聲音對畫面最為熨帖的補充。

太多人愿意將《悲情城市》當作一部具控訴意味的政治史詩來看，倘若將它視為愛情電影，或許會有更大的收獲。

兩個人在一起，總比跟另一些不知生命為何物的人在一起，要好得多。我最喜歡的臺詞，是在吳寬美在林家枯候之時，終于等來了林文清。乖巧的阿雪卸下四叔的行李箱，又極善解人意地為這對璧人取出紙筆，并俏皮地說道：你們慢慢寫。

是的，你們慢慢寫，我們慢慢看。這幾乎成了《悲情城市》所給予我的全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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