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的英文片名是Mad Fate（瘋狂的命運）。從影片內(nèi)容來看，這是一個更開宗明義的片名。命運即是電影的核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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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游乃海早在2008年即想了《命案》的構思：一個命理先生結(jié)識了一個很想殺人的少年，一起去改變命運。最終成片的故事也遵循這一思路。

林家棟飾演的命理先生卷入一起連環(huán)妓女兇殺案，與送外賣的少年和辦案警察產(chǎn)生糾葛。命理先生有精神病家族史，外賣少年則天生有難以抑制的殺人傾向。他們的人生同被不可掌控的命運鉗制。

命理先生決心幫外賣少年改變命運，同時也希望以此完成自我救贖。兩人與命運的對抗與兇案的發(fā)展相互交纏，編織出一段荒誕奇詭的人生寓言。

用寓言來形容《命案》非常合適。導演鄭保瑞解釋，片中的四名主要角色都沒有名字，但代表了人心的三種屬性：命理先生是同理心，殺人兇手和外賣少年是欲望，辦案警察是理性。這也表明了影片的創(chuàng)作思路。

《命案》無意用傳統(tǒng)方式建構情節(jié)，刻畫人物，而是要用象征的手法講一個寓言。角色被塑造成人性的符號，故事發(fā)展不合常理，這些違背傳統(tǒng)講故事邏輯的設計卻如棱鏡，從不同角度折射人性在命運中的種種側(cè)面。

命運主題對兩位主創(chuàng)都不陌生。鄭保瑞2009年的作品《意外》雖然披著犯罪片的外衣，內(nèi)里包裹的核心實際是人與命運之間的控制與反控制。

游乃海作為銀河映像的元老編劇，在《非常突然》、《大只佬》、《黑社會》系列、《跟蹤》等作品中都寫過命運的偶然無常。

然而兩人此前的作品都更習慣在傳統(tǒng)的情節(jié)和人物設計基礎上融入自我風格，在類型片的框架內(nèi)做出創(chuàng)新。

鄭保瑞（左）和游乃海

然而，在《命案》中，鄭保瑞和游乃海跳出了舒適區(qū)，用反類型的敘事和風格化的視聽語言打造出一部個性鮮明的電影。

雖然仍以命案展開，但兇手自起始便明示身份。故事既沒有圍繞追兇發(fā)展，又沒聚焦于幾名角色之間的明爭暗斗。很多時候人物行為動機并不明確，情節(jié)發(fā)展也缺少嚴密的因果邏輯支撐。

然而，這些看似劇作漏洞的設計卻創(chuàng)造出強烈的荒誕偶然感。每名角色的選擇、相互之間的糾葛、每一段情節(jié)的展開都緊密圍繞人性與命運關系的核心主題。

視聽風格方面，影片數(shù)次用光影奇特、扭曲迷幻的意識流段落打破正常敘事節(jié)奏，以貝多芬“命運”主題為代表的配樂總是突然響起，又戛然而止。

如以傳統(tǒng)拍攝規(guī)則考量，意識流段落無端拖慢故事，配樂與畫面的結(jié)合度似乎也不夠緊密。

然而這些視聽設計都是在外化人物的內(nèi)心起伏，凸顯他們在命運籠罩下的痛苦渺小，與命運角力時的偶然無常。

迷幻色彩的意識流段落鏡頭

反邏輯的情節(jié)發(fā)展和人物行為配合風格化的視聽語言，為全片染上一層強烈的象征色彩。

《命案》的目的不是用引人入勝的敘事和博人共情的人物帶給觀眾享受的觀影體驗。反之，它致力于用荒謬反常的故事和不可理喻的角色激發(fā)觀眾對人性和命運關系展開思考。

有趣的是，寓言式的黑色電影正是銀河映像早期作品的標志性風格。《一個字頭的誕生》、《兩個只能活一個》、《暗花》、《非常突然》、《真心英雄》等作品都是以類型片之名，行反類型之實。

與《命案》相似，這些作品都涉及命運主題，有著荒謬反邏輯的故事，不可以常理揣度的人物、尖銳諷刺的黑色幽默、風格化的拍攝手法。它們的敘事既非強情節(jié)驅(qū)動，亦非人物驅(qū)動，而是由寓言主題驅(qū)動。

這不只在香港電影中前所未見，在世界電影中也獨樹一幟。可惜的是，這種創(chuàng)新在銀河映像后來的電影中逐漸淡化。雖然依舊有《槍火》、《暗戰(zhàn)》、《黑社會》、《柔道龍虎榜》等佳作問世，但不少銀河映像的死忠粉絲依舊懷念那些早期的黑色寓言。

《非常突然》海報

《命案》便是對早期銀河映像風格的回歸，且在故事的荒誕性、人物的反常性、氣質(zhì)的黑暗性和風格的實驗性方面，比早期作品更大膽極端。它是迄今為止最具作者個性、反類型尺度最大的銀河映像作品。

然而，形式和風格上的閃亮未能彌補《命案》內(nèi)容上的缺陷。最顯著的問題要屬過度主題先行。

人與命運對抗的表達從第一場戲便明確宣示，隨后即如標簽般貼在每一段情節(jié)、每一個人物、每一句臺詞、甚至每一處布景、每一章配樂上。

無論是人物在命案牽引下偶然無常的互動，還是命理先生和外賣少年天生的精神缺陷，亦或逆天改命的故事走向，都是對命運主題的極力渲染。

寓言式的故事天生就帶有講道理的色彩，不需渲染即有說教意味。《命案》卻渲染過度，致使說教意味過于濃厚，對核心主題的表達像是硬喂進觀眾嘴里。

《命案》的第二大缺陷是故事和人物與觀眾之間距離過遠。鄭保瑞在多個訪談中都談到影片的表達。片中四名主要角色的行為可以看作一個人的內(nèi)心斗爭。

如果同理心強大到殺死理性，欲望就會被無限放大，這對應著四名角色的心理狀態(tài)和命運抉擇，也是在探索本能、理性與感性三者在人性中的平衡博弈。

每個人生來都要對抗某些無法改變的命運，但即便如此，命運仍會為每個人留下選擇的余地，而個人選擇決定人生結(jié)果。

聽起來，這些都是很能讓普通人感同身受的道理，然而在片中的呈現(xiàn)卻難以共情。

命理先生和外賣少年兩名最重要的角色雖然都有著詳細的背景故事交待，但過度乖張反常的行為讓人更多將他們視作象征符號，很難代入情感。當然編導的本意就是要將他們刻畫成符號。

然而，即使是符號，也需要找準人物心理塑造和象征色彩之間的平衡點。更何況此二人的心路歷程和彼此糾葛是故事的核心脈絡，這就更需要喚起足夠認同感才能觸動觀眾。

故事、人物和象征之間的平衡一直是銀河映像寓言電影的特色。《一個字頭的誕生》、《非常突然》、《暗花》用強情節(jié)的表象抓住觀眾，再引觀眾領悟底層的道理。

《兩個只能活一個》、《真心英雄》塑造出引人認同的人物，令觀眾在共情中意會象征。《神探》雖在形態(tài)上比早期作品更趨于類型片，卻能將抓人情節(jié)、豐滿人物、風格技法、豐富隱喻完美結(jié)合，是銀河寓言電影的集大成者。

《神探》

這些作品將寓言風格與傳統(tǒng)劇作結(jié)合，讓觀眾看得津津有味，如此便恰到好處地中和掉寓言的說教色彩，觀眾自然更能潛移默化地領悟道理。而這正是《命案》最欠缺的特質(zhì)。

或許這是兩位主創(chuàng)的有意為之。他們就是要背離銀河映像的傳統(tǒng)，以犧牲情節(jié)和人物為代價，力求將寓言的象征色彩推到極致。

他們就是要在觀眾和人物之間設置距離，引領觀眾跳出傳統(tǒng)劇情片的情感認同體驗，激發(fā)他們?nèi)ジ嗨伎颊芾怼?/p>

誠然，鄭保瑞和游乃海敢于突破舒適區(qū)，求新求變，令人欽佩。《命案》的反類型幅度在香港電影中頗為罕見，也足夠激發(fā)人們對人性與命運展開探索思辨。

然而，主題先行的問題令思辨效果打了折扣，距離感的問題又降低了觀眾的接受度。

編導對反類型、風格化的追求竟有些像片中角色與命運的角力——充滿勇氣，卻過度偏執(zhí)，陷入自我矛盾的窘境，最終迎來勝利與失敗交相輝映的結(ji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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