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道者也是“殺人者” 這么多電影都在測試我們與惡的距離

發布時間：2019-05-17 11:29:46 來源：北京青年報

最好的文藝作品，一定可以看見“作者情緒”。不是無病呻吟，不是懸浮于現實，而是真正地對這個世界有話說。最近完結不久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就展露著這種充沛的作者情緒。

無差別殺人事件，僅僅是故事的起點。施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創傷療愈、媒體暴力、對精神病患的偏見，這些才是真正要討論的。但結論很悲觀。

身為受害者母親的宋喬安，同時也是“殺人者”。擔任著新聞臺副總監的她，一次次任由罔顧真相、一味迎合受眾的新聞報道釋出。在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殺人犯妹妹看來，以宋喬安為代表的媒體，殺的人并不比她哥哥少：“你們拿被你們踐踏的媒體權任意斷定人……你們可以隨便貼別人標簽，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

而這部劇每集的開端，我們又會看見另一些“殺人者”。就是那些在熱門新聞事件底下，發表著激烈留言的部分網友，那些一個個擺出全知全能的審判姿態的衛道者們。但就像劇中的律師王赦質問的：“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誰有標準答案?”

有時候，衛道者也是“殺人者”。

為什么，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的“殺人者”?

半個多世紀前的《倒扣的王牌》，放在今天看，毫不過時。記者丘克有著敏銳的新聞嗅覺，但他要做的，并不僅僅是忠實描摹事實，而是制造真相。事情的起因是，利奧被困山洞，但丘克為了盡可能榨取這則新聞的利用價值，與當地警方結成利益集團，采取錯誤的施救方案延長援救時間，最終釀成慘劇。原本可以獲救的利奧，卻被硬生生拖過了最佳救援時機。

影片里最荒謬的一幕，是利奧的出事地點——一個荒涼的山谷，短短時間內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游樂場，因為這則摻雜著巨量人工成分的新聞，各色人等匯聚于此。

《倒扣的王牌》

到底是誰殺死了利奧?是丘克，是瀆職的警察與救援隊，還有無數被這則新聞吸引的看客們。盡管這其中的每個人都會聲稱，他們從頭到尾，無意殺人。但結果是，他們不自覺地成為殺人者，或殺人者的幫兇。

更可怕的是，有時候，“殺人者”還自視為正義者。

電影《狩獵》的男主角盧卡斯受冤，背上了性侵女童的罪名。就這樣，他成了小鎮的“全民公敵”。而似乎正因他是罪人，每個人好像就變成了天然的審判者與執法者。他們殺死了盧卡斯的愛犬、他們毆打盧卡斯……整個小鎮成為一個獵場，而盧卡斯正是那頭被獵槍對準的無辜麋鹿。在觀眾看來，小鎮居民是惡的化身，是人性暗黑的極致展現。但對小鎮居民來說呢，他們不過是在替天行道，是良知與正義感的自然流露。

旁觀者看來乖謬無比的行為，在當事者眼中，從來是邏輯自洽、心安理得、光榮正確的。

還記得《盲山》里的那些村民嗎?被拐賣的女大學生白春梅，為什么逃不出這個村落?因為太多的村民統統站在了白春梅“丈夫”這邊，而這個所謂的丈夫，準確地說，只是一個非法的“購買者”。所有有可能救助白春梅的村民，統統成為了囚禁白春梅的看守者。這才是真正的絕望。所謂“盲山”，其實是心盲無明。

《浪潮》

為什么叫“我們”與惡的距離，而不是“我”與惡的距離?因為，那些輕易滑向惡之深淵的情況，從來不是個例，而是從古至今的集體淪陷。

在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這種極易滑向邪惡的“群體”，無涉理性思考，行動起來倒是很麻利，“群體行為的結果看上去非常惡劣，但參與其中的個人的動機，卻很可能與卑鄙邪惡的私欲絲毫無涉。”這些描述，統統來自勒龐那部知名的著作，英文名為《The crowd》，而中文則譯作了帶有明顯貶義色彩的《烏合之眾》。中性的“群體”一詞，其實更叫人們警惕與惡的距離，但誰會認為，自己這一生與“烏合之眾”沾邊呢?

當年那些納粹成員，會認為自己在作惡嗎?而納粹的“浪潮”，有可能會在今時今日卷土重來嗎?身為教師的賴納，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教室里的多數學生當然持相反觀點。為此，一場實驗拉開序幕，要證明的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近。結果是，實驗成功了，賴納的預言成真了，新時代純良的少年們，重蹈舊世紀納粹的覆轍。個體的自由與尊嚴，霎時間覆滅，無條件順從“群體”才是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