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位于北京中軸線北延長線上的中國工藝美術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正式開館。作為開館展，“絲綢之路沿線壁畫傳摹展”，穿越公元4世紀至14世紀的漫長時光，跨越1600余公里的地理空間，引領觀眾沉浸式體驗“絲路丹青”。

展廳中一幅傳摹作品——阿艾石窟的《藥師琉璃光佛》，原作位于新疆阿克蘇庫車市北部約70公里處的克孜里亞大峽谷內，此去路途遙遠，四周荒無人煙。為了把這些壁畫瑰寶“留下來”，每次進入石窟前，傳摹壁畫的畫家們都要帶上一天的干糧，搬著厚重的泥板走一段山路，在石窟里一待就是一天，晚上再扛著畫好的泥板下來。展覽中尺寸最大的作品——位于莫高窟220窟的《藥師七佛圖》，由12位畫家前后花費4個多月時間分工協作完成，每兩位畫家協作一塊泥板。為了保證作品的完整性，每天臨摹結束，畫家們要對6塊泥板進行對板、微調，工作之繁雜、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

作品《說法圖 焉耆七個星佛寺遺址》牽引出位于新疆焉耆的七個星佛寺的歷史痕跡，也道出了大唐圣僧玄奘東傳佛教的秘史。13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參考了著名高僧玄奘在西域游歷的所見所聞后，開始了向西域拓張的征途。這一決定直接讓中原和西域斷絕三百余年的“嫌隙”得到了充分填補。安西都護府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40年于西域設立的管轄單位，公元644年，隨著唐朝在塔里木盆地的擴張，焉耆被立為“安西四鎮”之一。

那么，焉耆七個星佛寺與圣僧玄奘有何關系呢？焉耆，又名“阿耆尼”，梵文意為“火焰”，是佛教東傳的一個重要樞紐。早在東晉高僧法顯西行天竺之時，就有了中國最早關于當時還被稱為“烏夷國”的焉耆的佛教文化的記載和描述：“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烏夷國。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學。”（東晉《法顯傳》）

公元628年，大唐高僧玄奘離開長安城去往西域已經過了半年，這正是他離開高昌國前往拜訪西域的第三個國家“焉耆國”之時。到了焉耆，玄奘發現此地佛教盛行，“伽藍十馀所，僧徒二千馀人習學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玄奘《大唐西域記》）

焉耆和高昌相鄰，兩國常年因為爭奪過往商隊的稅收權而爭斗不休。由于玄奘和高昌國國王麴文泰的友好關系，以及高昌和焉耆的家國仇恨，玄奘在焉耆并不受歡迎，并且焉耆不肯給玄奘換乘的馬匹，玄奘僅在焉耆停留了一晚就離開了，也許就在七個星佛寺內短暫逗留。一路向西，才能體現玄奘的人生價值。

展品中一幅《老者像》，摹自蘇巴什佛寺遺址壁畫，畫中老者寬額巨目，須發似波浪起伏，容貌狀若西域人。歷史上蘇巴什佛寺遺址正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屈支》中所記載的昭怙什寺，位于當時的龜茲國境內，曾接待過來自中土和西域的許多高僧。這些高僧的影子至今回蕩在昭怙什寺的殿堂之中。《大唐西域記·屈支》記載：“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厘，而東西隨稱，佛像裝飾，殆越人工……東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余，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跡，長尺有八寸，廣余六寸矣……”

公元630年，玄奘萬里跋涉到了龜茲，或許他在高昌受到尊崇禮遇的緣故，當他到達龜茲的時候，龜茲國王也帶領文武百官和高僧大德到城門外迎接，并在其后得到了王室的厚待。居留期間，唐玄奘來到距離龜茲王城東北約20公里的昭怙厘寺，拜訪龜茲國師木叉毱多。后者是個得道高僧、飽學之士，曾經游學天竺20余年，博覽經書，尤擅“聲明之學”（梵文語言學），在龜茲擁有崇高的威望。對于玄奘的拜訪，他的內心卻帶著輕視。他對玄奘法師說：“天竺路途遙遠，一路艱辛。你就別那么辛苦跑到天竺去取經了。在我們龜茲，什么佛經都有，你在這里好好學習，把我們這里的經取回去就可以了。”隨后，兩人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經賽，最終，輸掉辯經賽的木叉毱多，反而幫助玄奘法師提升了在龜茲乃至整個西域的聲望，并助推了此后的取經之旅。

關鍵詞： 大唐西域記 唐太宗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