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橋為霧都點綴了那一抹清新的藍色，卻又與倫敦的憂郁毫不違和；盧浮宮是塞納河北岸的驕傲，收藏無數藝術瑰寶的古典主義建筑與巴黎的浪漫相得益彰；帝國大廈撐起了曼哈頓宏偉的天際線，搭配紐約的喧囂也是恰如其分……那些最著名、最偉大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招牌建筑，仿佛是專屬于它們的“紀念碑”，彰顯城市獨特個性的同時，也詮釋著城市的文化氣質。這似乎已經是不成文的“規矩”，若沒有一處地標，就無法躋身名城的行列。然而，卻也有例外，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就是這個例外。讀完《北海之心：阿姆斯特丹的光榮與哀傷》這本城市傳記，就會明白，它為什么是一座不需要“紀念碑”的城市。

對抗與妥協

阿姆斯特丹偏居歐陸西北，這片出名的低地，在古時遍布泥淖，既不適宜耕種，也無法開展商業活動，所以，直到12世紀末，這里才有了第一批定居者，他們挖掘溝渠，排干沼澤，一點點地建立起零散的農場。因為自然條件實在太過惡劣，無法貢獻糧稅，更沒有軍事價值，封建領主都提不起興趣，建造大壩和興修水利都要依靠當地居民自己的力量，久而久之，這里形成了與西歐中世紀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模式。“堤壩管理者”和“土地所有者”組織起一個個小團體，與他們共同的敵人——海水——對抗，成員對集體事務都有一定的發言權，逐漸演變成一種原始的分權和民主的合作模式，這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基因之一。也正是因為這個傳統，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無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國王，還是奧蘭治家族的執政，都無法將絕對權力強加于這座城市的居民身上。

但大海無法被征服，大壩和水渠只能緩解低地的內澇，卻無法根除，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斗爭過程中，阿姆斯特丹人不僅認識到對抗的價值，也掌握了妥協的藝術。當無法改變時，學會適應顯得更加重要。有時是適應海水的侵襲，有時是面對別國的統治。16世紀的西班牙，19世紀的拿破侖，都曾嘗試在這里建立統治。妥協的藝術賦予阿姆斯特丹人包容和靈活的個性，讓他們能夠更快地接受新鮮事物，而正是這一點，幫助阿姆斯特丹乃至荷蘭在17世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無論對抗，還是妥協，表現的都是阿姆斯特丹人“適者生存”的人生哲學。矯揉造作在這里沒有生存空間，自然環境的殘酷并沒有給“紀念碑”式建筑留下多少余地，包容和靈活的個性也比死板的地理標志更有價值。

自由與逐利

17世紀也被稱為荷蘭的黃金世紀，這個彈丸小國在八十年戰爭中擊敗西班牙，抓住了歷史的機遇，同步完成了獨立與富強。彼時的荷蘭之強盛，“此后只有全盛的英國和美國能與之相比”，美國經濟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曾如此說。如果說17世紀的荷蘭是西歐最富強的國家之一，那么阿姆斯特丹則是這個國家最富強的城市，稱得上低地最奪目的明珠。這里商賈云集，無數航向波羅的海、非洲、香料群島的商船從這里拔錨揚帆。

而埋藏在阿姆斯特丹人基因中的自由與逐利的天性，正是他們取得如此成就的催化劑。正如本書中對阿姆斯特丹起源的追溯中提到的，這座城市從未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封建領主，對抗洪水的過程，讓居民意識到集體決策的價值，讓他們始終愿意將城市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從13世紀起，阿姆斯特丹就開始展露自己在商業領域的“天賦”，漢薩同盟的貿易紅利，中世紀發達的行會制度，共同刺激了手工業的發展，新興的中產階級商人逐漸成為市民的主體，為阿姆斯特丹人添上了另一份烙印——逐利。客居阿姆斯特丹的笛卡爾曾如此評價這座城市：“這座城市里的每個人都與貿易息息相關……”在這里，手握權力的不是貴族，也不是教士，而是憑借努力一步步從社會底層打拼上來的商人。

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唐納德·奧爾森曾經寫道：“紀念碑……可以提醒參觀者所處的時代，令其感受政權的力量……它是對財富、權力和真相進行宣揚的載體。”但對自由的向往讓阿姆斯特丹人對權威天生沒有好感，自然也對“紀念碑”嗤之以鼻。商人的逐利天性也告訴阿姆斯特丹人，花大價錢修建地標建筑，算不上是一筆有價值的投資。

虛無與存在

“紀念碑”式的標志性建筑是城市性格的具象表達，一架大橋、一座宮殿、一幢大廈，反映了一座城市的脾性和生活在那里的人們的處世哲學。然而，阿姆斯特丹性格中的對抗與妥協、自由與逐利仿佛沒有一座建筑可以完美概括，但又仿佛蘊藏在一條條運河、一條條窄巷、一幢幢“歪樓”之中。也恰恰是這些強烈的性格特點，讓“這座城市幾乎成了一個反紀念性建筑的先鋒”，它不需要、甚至不屑于用具象的建筑表達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姆斯特丹不需要一座“紀念碑”，因為它的精神早已融入到城市每一個角落，每一位居民的身上。書中的一句話最能體現這一點：“阿姆斯特丹所謂的地標性建筑只存在這座城市居民的意識中，并不顯露在大街上。”這里沒有“紀念碑”，卻處處都是“紀念碑”。

關鍵詞： 阿姆斯特丹 自然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