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想必大家對這篇《蘭亭集序》都不陌生。“修禊”原本是祈福禳災的儀式，不過王羲之等人借此機會舉辦雅集，飲酒作詩，暢敘幽情。文稿結集后，乃有王羲之所撰的這篇序文。

雅集是中國傳統文人吟詠詩文、切磋學問（以及吃喝玩樂）的聚會。不過雅集是偶發的、短暫的。如果對雅集日常化、規范化，就變成了“社集”——一個相對穩定的文人群體，為了相近的學術理念而結成社團，甚至有固定的集會地點，常年聚會以探討學問，砥礪技藝。

明代中晚期社集云起，出現了詩文社集、心學講會和制藝文社等不同類型的社集。約以萬歷末年為界，之前是前兩類社集風行的時期，之后是制藝（八股文）風行的時期。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以各類社集為窗口，可以觀察到不同的思想文化風潮及其嬗變交替的過程，而這又與王朝政治、階層秩序、地方社會等因素有莫大的關系。《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一書就是討論相關問題的一部力作。

誰來結社？

所有的社團都有組織者，所以首先要叩問的是，誰來結社？

傳統的結社研究，通常將聲名卓著的文人士大夫置于結社活動的主流地位。如謝國楨研究明代復社，先講張溥和張采，兩人因驅逐魏忠賢義兒顧秉謙于昆山，所以郡人集資為之立碑刻石，“天下咸重”。天啟年間，魏忠賢掌權，應社、復社以參與政治、反對閹黨為要旨，自然需要這樣的群倫領袖。

然而，明代除了南京、蘇州這類全國文化中心城市，普通的地方州縣亦存在大大小小的各類集社。譬如書中提到的漳州、衢州、溫州、金溪等地，這些都是位于邊緣地帶的府縣。

漳州霞中社的組織者是地方士人張燮，而同時又邀請福建南路參將施德政、李楷、宗孟。這是因為在萬歷年間，稅珰（掌管稅收的宦官——編者注）高寀在地方橫征暴斂，霞中社欲以軍政要員與之制衡。衢州士人方應祥亦非文壇主流，只是一個以科舉制藝為生活重心的普通士人。但因制藝寫作技巧高超，以及對制藝亦當文以載道、傳達圣賢精神的理解，他成為衢州倚云社、杭州小筑社的核心人物。

溫州的山人群體結社更為有趣。明中后期，江南山人文化傳入溫州，普門張氏、英橋王氏、七甲項氏、李浦王氏等永嘉場大族的世家子弟，紛紛以“山人”自稱。山人結社實際上為他們提供了以文化資本博取地方政治資本和社會控制話語權的新機制。江西金溪的“小讀書人”，更是一群二流的、雖有著作但幾乎皆已不存的地方文人，但他們往往在當地扮演重要角色，是地方社集的主要成員。

總而言之，不同于以文壇領袖為核心的傳統研究，本書對各類不同人群的關注為結社研究開辟了新的方向。

如何結社？

崇禎年間，衢州人徐日為族兄福建左參政徐日久編纂文集時，特意分出“游記”一類，強調士人出游的必要性。同鄉方應祥亦有類似體悟，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游歷、交友、寫文中度過。而科舉制下，鄉試在省城舉辦，更促進文人集社往高級城市的集中。

溫州的山人集社則呈現另一面貌，其生活中心逐漸從鄉村轉移到城郊或坊市之內，并興建園林，借以舉辦社集，炫示文化意趣。溫州山人邀請曲藝高手，豢養男童小史（即私人置辦的戲曲人員）和女伎，造訪高僧大德、修習佛法。他們的集社內涵豐富多元，不似通常意義上的文人結社，實是區域流動性不足狀態下的地方社交圈層活動。

晚明時期，政治、軍事是社會議題的焦點。南京城里的士人們如火如荼地開展結社活動，激發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進而集結特定的政治陣營。而這種激情的結社場景實由寬松的社會環境和城市繁榮來支撐。

清初，清朝以故明歷史教訓為鑒，限制集會結社，另一方面入清之人亦有“安身立命”之憂，所以當時士大夫官員皆諱言結“社”，多以“文酒會”稱之。這種“文酒會”已經與晚明文社大不相同，內容以“好古鑒賞”為主，實際上是另辟蹊徑，以延續儒家經世觀念，只不過不再形成高頭講章般的論述文字罷了。

為何結社？

最后一個問題是為何結社，這關系到文人社集的旨趣。一般印象里，文人結社是為了吟詠詩文、切磋學問，是為純粹的學術活動和風雅之舉。然而，事情哪有這么簡單？科舉仕進是傳統時期最重要的階層晉升渠道，以科舉為目的結社所在多有。

譬如晚明山陰縣人祁承參加的合轍社，就是為研討經義、備考科舉所設立的。這一方面可以在研習舉業之余，以詩文唱和緩解痛苦；另一方面還可以共同揣摩科舉作文的技巧，提升考試能力。

與之相對，在重階級、身份的日本傳統社會，沒有類似中國科舉制度的階層晉升通道，游學、結社就成了普通讀書人追求學問、建立人際關系和提升身份地位的途徑。民間社集則使武士、町人跨越身份藩籬，得以自由交流，忘情于風雅世界。

同一地的社集也存在前后變化。揚州崇禎年間的直社和清初的丁酉詩社、夏聲社，是由一群在揚州的秦地文人結成的。直社的旨趣在于確立“正確的”學術、移風易俗。在這個過程中，士大夫身份和文化的獨特性與優越性，被不斷強調和復制，與兩淮鹽商之間的身份區隔則被凸顯。經過清朝對結社的打擊，丁酉詩社和夏聲社不再關心復古，而是轉向“力振秦風”。也就是說，作為晚明江南浮華文化的對立面，秦地文人以“吾秦”來建構身份認同。

總的來說，結社是一種以詩文酬唱、研習經典形式進行的文藝活動。不過，一旦結社和政治扯上關系，就容易變成“黨”。明代萬歷年間，無錫人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又有諸多官僚、士人加入，往往談論國事，遂成“東林黨”。東林黨與浙黨、楚黨等派意見不同，演變成假公濟私、黨同伐異的黨禍。

清初，清世宗雍正下令嚴禁結黨營私：“凡為臣子，但當砥礪品行，奉法盡職，不可遇事生疑揣度，致開黨與之漸，如明末群臣背公行私，黨同伐異。”（《清實錄·世宗章皇帝實錄》）這個說法確有道理。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認為，文人在18世紀中葉變成了法國的首要政治家。當時文人提出以理性和自然法則來取代復雜的傳統習慣，而愚昧的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上流貴族也支持文人的思想理論，沉溺其中。然而，“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法國大革命最終摧毀了這些陳情改革（實際上是革自己的命）的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學人可不慎歟！

作者：張侃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鄭鵬程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關鍵詞： 實際上是 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