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圖館曾幾度搬遷

第一個館址在廣化寺

國家圖書館從1909年成立至今有了百多年歷史。在這一百多年里，國圖館曾幾度搬遷，而它建立起的第一個館址，就在什剎海邊鴉兒胡同的廣化寺內(nèi)，當時的名稱叫“京師圖書館”。

我曾經(jīng)在后海附近住過三年，從我的住處走到廣化寺不超過20分鐘。什剎海附近一直都是北京的熱鬧游覽區(qū)，車多人也多。我到城里辦事，哪怕繞路也要盡量避開穿行這一帶。因此雖然早就知道廣化寺就在旁邊，也早就知道國圖的起點在廣化寺內(nèi)，但也沒想過要去那里看看。

前一段，因為商討編撰《魯迅藏書志》，我到魯博見了黃喬生館長及另外幾個朋友。辦完事情到魯博書屋去轉(zhuǎn)一轉(zhuǎn)，在書屋里翻到一本周令飛主編、趙瑜撰文的《魯迅影像故事》，在書中看到了這樣一句話：“1913年，魯迅將一部銅活字版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撥予京師圖書館。”魯迅對于京師圖書館的籌備出過很多氣力，在他的努力下，費了七年的周折，把藏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運到了京師圖書館，也就是廣化寺的院中，這是一段廣為人知的歷史。但文津閣本一直缺《古今圖書集成》，魯迅居然能搞到一部，這事聽來很新奇。

四庫全書北四閣建成之后，每閣都配備了一部《古今圖書集成》，文津閣里當然也有這么一部。可是這部文津閣《四庫全書》運到北京后，與之配套的《古今圖書集成》卻不見了。那部書去了哪里，我未曾讀到相應史料。然而遇到有關(guān)國圖歷史的疑點，我本能地會去向李致忠先生請教，他不但是國圖的老前輩，更重要的是，前幾年他一直在編《國圖歷史資料匯編》。于是打電話給李先生，向他請教：當年魯迅把文津閣《四庫全書》運到廣化寺時，是否也同時拉來了藏在那里的《古今圖書集成》？

李先生聞我所問，笑了起來，說自己前一段也在探究這件事，因為文津閣《四庫全書》現(xiàn)藏國圖館中，而館里也有一部《古今圖書集成》，但卻是從另外渠道得來的，跟文津閣沒什么關(guān)系。但是他不久前得到一個新的信息，一位老師告訴他：在承德圖書館看到了原在文津閣的那部《古今圖書集成》，雖然不全了，但還存著一大半。李先生看了電腦中的照片后，認為那部書從裝潢上看，的確就是宮內(nèi)所藏，所以他覺得承德市圖書館藏的這一部十有八九就是原藏在文津閣里的，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前往承德目驗。據(jù)此，李先生說，魯迅又搞到了一部雍正銅活字本的《古今圖書集成》，似乎不太可能。

李先生還給我講述了關(guān)于國圖館的一些變遷細節(jié)。比如說，1928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后，在南京成立了國立圖書館，于是就把京師圖書館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但那個時候，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也創(chuàng)辦了一家圖書館，名字就叫“北京圖書館”。李先生說，前一度，海峽兩岸共同合印了彩繪本的《千家詩》，臺灣的那一冊《千家詩》底本上，就鈐蓋著北京圖書館的藏印，其實那部書就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創(chuàng)辦的北京圖書館的舊藏，當時的館長是梁啟超。而梁啟超擔任此館館長的同時，還兼著北平圖書館館長和松坡圖書館館長。

這些有意思的故事，突然讓我有了前往廣化寺看一看的沖動。這一天天氣有些悶熱，我開車來到鼓樓大街。停進狹窄的鴉兒胡同當然不可能，沿途慢慢開行，行駛到附近另一條大街上，這里也是車滿為患，正彷徨間，突然看到某個店鋪門口還有一個窄窄的車位，于是趕緊把自己的“驢”拴在了那里。

寺中有一棵茂盛的曼陀羅花

鼓樓西大街跟鴉兒胡同是并行的兩條斜街，兩條斜街之間的連接線很少。沿著鴉兒胡同向西北方向行走幾百米便到了廣化寺的山門前，胡同到此驟然寬闊了很多，使得胡同在此變成了葫蘆形。山門的對面是寺廟中常見的巨大影壁，這個影壁是新近修建而成，看不出一絲古意。

廣化寺的歷史不算長也不算短，按照《日下舊聞考》的記載，此寺建于元代，如此說來，距今大約有800年的歷史。記載稱廣化寺在歷史上“殿堂廊廡，規(guī)模宏大”，而今我走入院中，卻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進寺之后僅有小小的前院可以自由出入，而通往里面的門口擺著“游客止步”的牌子。

廣化寺的前院屬于正規(guī)的寺院建筑格局，天王殿兩側(cè)分別是鐘樓和鼓樓，然而天王殿內(nèi)卻是售貨的攤位。攤主告訴我，現(xiàn)在不能入內(nèi)，我只好在院內(nèi)尋找可供拍照之物。

院子中讓我尤其感興趣的，是那棵茂盛的曼陀羅花。大概三四十年前，有部很有名的電影名叫《李時珍》，電影中有一個情節(jié)，李時珍千辛萬苦在深山里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曼陀羅，然而卻被沖上來的道士給毀掉了。

那個畫面讓我記憶深刻，由此記住了這種特殊的花兒。但電影里出現(xiàn)的那株曼陀羅體量很小，僅開著幾朵花，眼前所見的卻不是一株，而是一叢，上面掛滿了金黃色的花朵。我記得電影里的李時珍找到的是白色花朵，不清楚兩者之間有沒有藥性上的區(qū)別。

遇到曼陀羅的驚喜沒有蓋過我進第二進院落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站在門口觀察一番，看見有人偶爾會走進后院里，我尾隨其后也向院內(nèi)走去。還沒下臺階，就聽到側(cè)房里一聲咳嗽。聞聽此聲，我立即止步，心想這里的管理者竟然這樣有涵養(yǎng)。后院比前面開闊許多，院的前側(cè)豎著兩通古碑，碑面的字跡已經(jīng)泐損不清。因為沒有游客，反襯出另一種寧靜。我猶豫了一下，站在臺階上拍了幾張院景，咳嗽聲沒再響起，我將其理解為默許。

張之洞、羅振玉都是為建館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

京師圖書館的建立跟張之洞有很大關(guān)系。張之洞在南方任職時陸續(xù)買了很多藏書，運回北京卻沒有地方置放，便暫時放在了廣化寺里。在張之洞之前，已經(jīng)有人提出建立國家圖書館的設想，早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就上過相關(guān)奏折。到了光緒三十二年，羅振玉上了《京師創(chuàng)設圖書館私議》奏折，此折開篇即稱：“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

羅振玉先總結(jié)了圖書館的作用，既能保持和延續(xù)國粹，又能學得他國的先進思想和技術(shù)，以此說明圖書館既能鞏固過去，也能展眼未來。而后他舉出了西方文明與圖書館的直接關(guān)系，為此，他提出“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guī)劃京師之圖書館，而退之各省會”。在羅振玉看來，應該由學部牽頭，先在北京建造一座國家級的圖書館，而后以此作為示范，讓各省效仿來開辦省級圖書館。他甚至想到了開辦京師圖書館的具體措施和辦法：“一曰，擇地建筑也。二曰，請賜書以立其基也。三曰，開民間獻書之路也。四曰，征取各省志書及古今刻石也。五曰，置寫官。六曰，采訪外國圖書。以上乃大略辦法。”

羅振玉認為創(chuàng)建京師圖書館首先要選地建館，希望朝廷能賞賜一批書作為館藏基礎(chǔ)，而后制定政策，鼓勵民間捐書。另外可以向各地方政府征集方志以及當?shù)氐墓趴淌仄瑫r安排一些寫手來抄錄不可得之本，還可以從國外進口西洋之書。

至于創(chuàng)館后的守成，因為沒有成案在，所以羅振玉認為既然西方早就有了開辦圖書館的經(jīng)驗，自然也有具體的管理辦法，不妨借鑒那些辦法，再根據(jù)國內(nèi)的情形變通使用。

羅振玉的設想頗為完美，可見他對創(chuàng)辦圖書館有著長時間的醞釀。他認為如果按照他的“私議”來開辦京師圖書館的話，肯定能在全國范圍內(nèi)起到示范作用，因此他建議：“至京師圖書館以外，各省城應各立圖書館一所，以為府、廳、州、縣之倡。”羅振玉對自己的提議很有信心，認為京師圖書館和各地的圖書館真能辦起來的話：“如是則二十年后，我國之圖書館，或稍有可觀乎！”

當時的羅振玉在學部任二等咨議官，這個職位并不高，因此他的建議很難上達天聽，即使皇帝看到了，也不會引起高度關(guān)注。光緒三十二年，張之洞由湖廣總督出任軍機大臣，分管學部，想來他看到了李端棻、羅振玉等人的奏疏，于是綜合他們的建議，在宣統(tǒng)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9年9月9日）給皇帝上了《奏籌建京師圖書館折》，另附奏三件，完整地提出了建館主張。該折首先稱：

奏為籌建京師圖書館，擬懇天恩賞給熱河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并飭下奉宸苑內(nèi)務府撥與凈業(yè)湖暨匯通祠各地方，以便興建而廣文治，恭折仰祈圣鑒事。伏查本年閏二月，臣部奏陳預備立憲分年籌備事宜，本年應行籌備者，有在京師開設圖書館一條，奏蒙允準，欽遵在案。自應即時修建館舍，搜求圖書，俾承學之士，得以觀覽。

張之洞提到本年也就是宣統(tǒng)元年，這一年的閏二月學部已經(jīng)提出了籌建京師圖書館的設想，并且得到了皇帝的批準。他接著強調(diào)圖書館是學術(shù)之淵藪，京師又是天下風向所在，所以圖書館必須建造得有一定規(guī)模，所藏之書也必須很精詳。

接下來他提到了四庫全書南三閣被毀，有些藏書已經(jīng)流失海外等，又講到各地督府已經(jīng)有了建圖書館之舉，并舉例兩江總督端方購買八千卷樓之書創(chuàng)建江南圖書館，而端方聽聞張之洞有擬籌建京師圖書館之舉，于是買下了兩批民間藏書運到北京，以此作為新創(chuàng)建的京師圖書館的藏書。這兩批書計有一千六百余種，十二萬余卷。張之洞在奏折中寫到此事，是想說明京師圖書館在籌辦階段已經(jīng)得到了數(shù)量不小的藏書。

關(guān)于為什么要創(chuàng)建京師圖書館，張之洞在奏折中解釋，晚清時節(jié)，中國古書大量流失海外，他擔心長此以往中國學者想求一些珍秘之本愈發(fā)不可能。正是出于這樣的擔憂，方才有了開設圖書館的想法。同時他希望能把藏在熱河行宮內(nèi)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及避暑山莊各殿陳設的其他書籍一并撥交給京師圖書館。

張之洞是清末著名的能臣，他提出這樣的建議，不像一般清流只會講述偉大意義，而提不出具體措施。他在奏折中詳細列明了從哪里得到書，經(jīng)費如何解決，還提出應當選怎樣的建館地點。

學部最初選中的建館地點在德勝門與凈業(yè)湖附近，計劃將圖書館建在一小島上，再在岸邊購買民房作為書庫。把圖書館建在四面環(huán)水之地，想來是考慮到消防安全問題。但這個計劃最終未能實現(xiàn)，原因可能是費用太大。但皇帝已經(jīng)批準創(chuàng)建京師圖書館，故開館之初，只能暫借廣化寺的房屋。

張之洞在奏折中還提到了今后書籍的來源問題：“至圖書館開辦以后，如有報效書籍及經(jīng)費者，擬請援照乾隆時進書之鮑廷博、光緒時進書之廣東高廉道陸心源獎勵成案，由臣部視其書之等差，及款數(shù)之多寡，分別請獎，以示鼓勵。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各該衙門暨各省督、撫遵照辦理。并督飭該館監(jiān)督、提調(diào)等，迅速籌辦，冀得早日觀成。”因此說，張之洞是對中國公共圖書館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物之一。

魯迅想盡辦法為京師圖書館找書

還有一位人物也對京師圖書館的建立貢獻很大，這個人就是魯迅。

魯迅曾在教育部第一科任科長，關(guān)于他跟京師圖書館的關(guān)系，仍然要從京師圖書館籌建的歷史說起。清宣統(tǒng)二年（1910），京師圖書館開始籌備，當時的圖書館監(jiān)督一職由繆荃孫擔任，監(jiān)督相當于現(xiàn)在所說的館長。繆荃孫為籌備此館也想了許多辦法，比如從陸潤庠家把當時留存的64冊《永樂大典》要了回來，還請了多位大藏書家擔任顧問，如柯劭忞、董康、羅振玉、吳昌綬等。然而還沒有籌備完畢，辛亥革命爆發(fā)，滿清結(jié)束，整個籌備運作就暫停了下來。

進入民國后，京師圖書館繼續(xù)籌辦。1912年8月27日，京師圖書館在廣化寺對外開放了。當時的看書方式還很特別，因為看善本需要掏錢。當時的館長是江瀚，但他在任職的第二年就調(diào)往四川做鹽運使去了，彼時又沒有任命新的館長，于是暫時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兼任。然而夏的工作太多，根本顧不上圖書館的事情，于是就讓自己的手下魯迅負責圖書館的所有工作。為此，魯迅在日記中記載下許多關(guān)于圖書館的初期資料。

魯迅對京師圖書館做出的最有名貢獻，就是想辦法把文津閣《四庫全書》從內(nèi)務部要了回來。如前所言，在創(chuàng)建之初，張之洞在奏折中請求皇帝將文津閣《四庫全書》撥交給京師圖書館收藏，但事情還沒有正式實施，清王朝就結(jié)束了。

進入民國后，教育部重提此事，幾經(jīng)周折，終于在1914年把這部36000多冊的大書運到了北京。書到北京之后，魯迅聽到消息趕快到車站辦交接手續(xù)，然而他等了很長時間，卻見不到書，后來打電話才了解到，《四庫全書》被內(nèi)務部的人接走了。這件事魯迅在日記中記了下來。

為什么運給京師圖書館的書卻被內(nèi)務部弄走了？魯迅在日記中沒有做任何解釋。自此之后，魯迅就以教育部的名義，一直找人索要該書，最終將書要了回來。

民國四年（1915）八月三十日，教育部飭令第307號，令京師圖書館館長夏曾佑派京師圖書館人員前去古物陳列所接收文津閣《四庫全書》。

古物陳列所終于把《四庫全書》移交給圖書館，但在清點時發(fā)現(xiàn)少了一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此后又經(jīng)過多次交涉，終于要了回來。然而內(nèi)務部只給回了書，卻不給書架，于是魯迅繼續(xù)交涉，又過了一年多，才把這103個書架索要回來。這樣說來，魯迅對中國圖書館事業(yè)所做的貢獻也不小，只是被他其他方面的光芒所掩蓋了。

圖書館在廣化寺開辦起來后，也受到不少批評

除了調(diào)撥之外，京師圖書館為了增加藏書，也想辦法從民間征集，為此教育部在民國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發(fā)布了征集圖書簡章。這份簡章首先談到私家藏書很容易失散，而后舉出了四個原因：

私家為圖書建筑館宇者，實屬寥寥。一遇刀兵水火之災，無力保全，最易毀滅。絳云之禍，前車不遠，一也。私家藏書最久者，海內(nèi)獨推寧波范氏，然天一閣之書今亦散佚，蓋子孫不能世世保守勿失，二也。海通以來，外人搜求中國善本孤本之書，日盛一日，售主迫于饑寒，書估但圖厚利，數(shù)年之后，勢必珍篇秘籍盡歸海外書樓，中國學者副本亦難寓目，三也。名人著作及校本未刊行者，指不勝屈，亦有子孫無力刊行尚知保守者，但數(shù)傳之后，或漸陵夷，心血一生，空箱飽蠹，四也。

該文還談到了圖書館因為限于經(jīng)費，無法把失散在民間的書一一搜集起來，因此提出可派人前去抄錄難得一見之本，以此來保存文獻，其目的乃是“總之，在館中能多一冊書，即學術(shù)上多受一分利益”。

京師圖書館在廣化寺開辦起來后，受到不少人的批評，《小說月報》第3卷第8號上刊載有署名“我一”所撰《京華游覽記·京師圖書館》一文，此文先批評了京師圖書館房屋之局促：“屋既不多，卑狹而簡陋，空氣不充，決非適宜之藏書地。前進庋藏普通書籍，門扃未之入。”接著又批評館員之不敬業(yè)：“不設觀覽室，不見觀覽人。入門則隸役慢客，入室則官氣猶濃。”

也許是批評之聲太多，而前來讀書的人很少，于是教育部在1913年10月27日下令京師圖書館閉館，另覓適宜館址。1915年6月，教育部下令把京師圖書館遷到了安定門內(nèi)方家胡同的國子監(jiān)南學舊址，一個月后，該館從廣化寺遷往了新址。但是，京師圖書館創(chuàng)建于廣化寺這件事，卻永遠地載入了史冊。

從廣化寺出來，沿路往回走，我無意間看到寺的左鄰也是一處仿古建筑，門楣上掛著的匾額竟然寫著“什剎海書院”。不知這個書院是書法院還是藏書院，但我寧愿把它理解為后者。書院的大門緊閉，無法知道里面的情形。隔墻向里張望，院內(nèi)是一棟幾層高的樓房，如果這里藏書，那么興建者很可能知道旁邊的廣化寺就是國家圖書館的起源地。

從廣化寺側(cè)旁的一個小胡同穿過，就是熱鬧非凡的什剎海。這一天是周日，游客自然不少，廣化寺與什剎海僅一墻之隔，看來真符合張之洞的建館要求，否則的話，他就不會把自己的藏書放在廣化寺。可惜，他去世的時候沒能看到自己努力倡建的這座圖書館，當然，他更不可能知道這個館后來成為了國家圖書館，并且是這個地球上的十大圖書館之一。

關(guān)鍵詞： 四庫全書 古今圖書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