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雪如
近幾年來,韓國噴涌出大量社會議題掛帥的文學與電影,這些針砭時弊鋒芒畢露的作品造就了韓國當代文化的繁花盛世。但令人惋惜的是,其中絕大多數作品缺乏藝術性的構造肌理,新出版的小說《我要活下去》亦隸屬此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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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文體風格,尤其在前半段,可以用“笨拙”兩字來形客。一方面是客觀的因素,來自小說進程的可預測性。當三位主角出場時,我們就知道他們必然感染MERS。當小說發(fā)生了突轉——金石柱淋巴癌復發(fā)再度入院時,稍有經驗的讀者就會猜到他無可避免的死亡結局。作者很難在懸疑性這一點上做文章,這是金琸桓選擇MERS題材先天的桎梏。一方面是主觀的因素,金琸桓選擇把他搜集了的真實題材移植栽種于小說領域之上,他一只手抓著紀實性,另一只手攥著虛構性,但在小說中,兩者并沒有釋放出產生化學反應的張力,甚至于呈現出了一種擰巴的感覺。
為了體現文本的客觀性,金琸桓讓人物直接說話,摒棄了自由間接引語與內心活動展示的鋪排。同樣的,為了彰顯這種客觀性,他規(guī)避在小說中直陳觀點,但很刻意地讓作者想法通過一個患病的身為記者的人物口中說出。小說人物猶如提線木偶,都是福斯特所謂的“扁平人物”,讀者能完全把握住這些人物,因為只需要為他們貼上幾個標簽就好了。
在紀實性的質地的主導下,金琸桓的文風簡樸平實、不修邊幅,如同干巴巴的鹽塊。但又犯下了小說家總是手癢難忍的炫技的慣病,有時會突然橫插進一個閃亮的比喻:“一股如同巖漿沖出地表的熱氣從她的心口經由喉嚨,包裹住舌頭。”“聲音卻像輕薄的窗紙那樣顫抖起來。”“她的聲音毫無感情,就像飛行員在夜間穿越撒哈拉沙漠那樣漆黑又干燥。”毫無疑問,這些句子單獨拎出都堪稱別出心裁,但在小說中卻顯出與整體風格并不相襯的突兀。尤其是還采用了帶有“如同”“像”這類胎記的明喻而非稍加迂回的隱喻,就讓裂痕曝光得更加刺眼,好像一鍋水煮白菜上浮著一層油膩的肉湯。
金琸桓在接受采訪時曾經說過:“我一直堅信文學應該站在窮苦、弱勢和受傷害的人這邊。”這種先行的立場與姿態(tài)是這本小說的肺葉。在小說中,我們能明晰地感知到金琸桓把小說的著力點放在了事件本身給無辜罹難者所帶來的傷痛上——不光是MERS流行當時造成的痛苦,還有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和偏見。金琸桓同時拉扯著兩根線。一根是延伸之線,譬如病愈的冬華因為自己曾經身為MERS患者而一再丟失工作;一根是遺忘之線,就如小說中的記者李一花所講:“現在大家都把精力放在被水炮車擊倒病危的農民身上,去年世越號,今年MERS,再加上農民事件,接連發(fā)生超乎想象的事。”而在金石柱的故事上,這兩根線彼此交織纏繞得最為緊密難分。
從第四部開始,小說的能量終于開始發(fā)酵,自此,小說步入最為震撼有力的階段,這是作者筆尖真正意圖對準的靶心,其他的筆墨只是為了讓MERS感染事件展現得更為全面所用的磚瓦。災異是可怕的,而對災異的遺忘更可怕。金琸桓通過最后一位MERS患者的故事挖掘了一種更為恐怖的遺忘——災異尚在發(fā)生時的遺忘,而這種遺忘本身也構成了災異延伸的一部分。
金石柱是MERS患者中的一個特例,因為他同時患有MERS和淋巴癌,所以致使他的PCR檢測結果一直在陰陽之間交替徘徊,但實際上,他的病毒傳染力已經趨近于零,而“趨近于零”只是因為醫(yī)學并沒有絕對是零的說法。醫(yī)生選擇先救治MERS,導致原本有希望治愈的淋巴癌進一步惡化,因為淋巴癌突然惡化被緊急送醫(yī)后,他又荒誕地被送入了隔離病房,直到死亡。
看似隔離病房和普通病房只是微毫之差,病人似乎同樣得到了醫(yī)生的全力治療,實則兩者有著天壤之別。譬如,由于各種檢查室要和一般的病人一起使用,但隔離區(qū)的患者去檢查室的走廊不能有任何人,所以如果申請檢查的人太多,只能一直排在其他人的后面,無法及時進行治療;進入隔離病房的護士由于要進更多的門以及穿好防護裝備,一般病房內十秒趕到的值班護士則需要十分鐘才能到達病房;隔離病房都是負壓病房,而最利于患者治病的則是正壓病房。造成這種諷刺場景,追根潮源正是韓國政府根深蒂固的僵化、遺忘導致了災異的延伸,他們的毫無作為才是害死金石柱的真正原因。
整本小說后半段最令人心痛如絞的便是吞噬著兩夫妻的無能為力感——多方努力然而推進緩慢近乎無果、含淚不得不忍受著不合情理的待遇、人的尊嚴慢慢喪失。小說的尾聲是一個悖論式的充滿了反諷意味的畫面:一個為了求生的意志而拼命想掙脫出隔離病房牢籠的人,只有當他死亡時才真正達成了結束囚禁圍困的愿景。甚至,他死后某種意義上,身上依舊殘存著MERS的印章痕跡,面對南映亞拔掉插在金石柱身上的管子和針頭的懇求,醫(yī)生們依然無法做到,因為根據相關法律,MERS的喪葬步驟里明確寫道:禁止在病房內為遺體凈身、更衣,禁止清除為病人使用的醫(yī)療器材。
在后記中,金琸桓申明了他的基本態(tài)度:“希望這本小說,可以成為他們找回基本人權的一股引水。”這里的關鍵詞是“希望”與“引水”,正如朗西埃那句清醒得如同冷空氣的名言:“重點就在于你不能預期爆炸。”
人們有時會懷抱著文字改變世界的信念,但終究,一個文學作品的出世也只是向著改變邁出第一步罷了。但起碼邁出了第一步就意味著并非絕對的毫無希望,憑借著第一步,小說家在對抗著在《鼠疫》的結尾加繆冰冷而殘酷的預言:“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