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小路2.0

有些寫作者是會被“凍齡”的。就比如出版了長篇新作《關于告別的一切》的路內，在很多讀者眼里，還停留在血氣方剛的青年階段。30歲出頭時，路內就因《少年巴比倫》驚艷文壇，小說里一去不返的青春歲月以及充盈彌散的離愁別緒，成為一代讀者懷舊傷逝的“青春圣經”。隨著“追隨三部曲”的出版，小說人物“路小路”也成為“泛青春文學”譜系中不可或缺的經典形象。

在影視改編等流行浪潮的助推下，作為寫作者的“路內”與作為虛構人物的“路小路”，很大程度上被黏合在了一起，甚至還被畫上了等號。似乎是認識到了一個作家被扁平化看待的“危機”，在寫完“追隨三部曲”之后，路內就聲稱“我寫夠了，路小路的故事到此為止”，并且縱身一躍，拿出另外十七般武藝，寫出了足以與《活著》相媲美的《慈悲》，以及具有時代影像意義的《霧行者》等轉型之作。

【資料圖】

多年前，在與作家周嘉寧對談時，路內重新提出了“心解”的概念，他認為：“（心解）就是講一個作家的自我照亮、通過自我反射世界”，如果用更為通俗的語言解釋，那么“心解”就是個人經驗，而文學作品就是個人經驗的表達。近年來，“工廠青年”路小路雖然被路內藏進了箱底，但取而代之的“縣城青年”李白，還是帶有作家鮮明的個人色彩，比如小說主角還是一以貫之的多愁善感、插科打諢，又比如雖然沒了高頻出現的化工技校，但主人公仍是個一無是處的職大畢業生。

在小說《耶穌的學生時代》的扉頁，作家庫切就曾引用《堂吉訶德》里的句子，自嘲“不論哪部書，續篇從來沒有好的”。而在《關于告別的一切》里，路內讓李白和自己一樣，寫出了一本多次再版并被買斷影視改編的成名之作，然后先借編輯之口評述“你的長篇真的寫得不行，故事破碎，矯情，粗俗，還經常倒敘”；又借親友之口指出“你這種在街頭巷尾找素材的作家才是低級的”；再借主人公的心理活動表明“已經不想聽人談起這本書，背誦他的句子就像是嘲笑他的初戀”。小說中，李白遭遇的“三輪攻擊”，又何嘗不是路內本人的“三輪自戕”，借著虛構人物李白，路內與自己現實中的成名作來了一次“決裂”。順便再像庫切一樣，把這本比《少年巴比倫》人物更多、倒敘更甚的新作，也連帶著調侃了一番。

雖然留有《霧行者》里周劭、端木云等人物明顯的文學青年特征和小知識分子秉性，但李白本質上還是承接了路小路的形象，甚至可以說，就是更具路內色彩的2.0版本“新路小路”。對于李白的塑造，我們或許也可以將其視作是一場“斷裂”，路內所要宣布割席的并非自我獨特的寫作經驗，而是被逐漸固化的認知和相對程式的定性。況且在《關于告別的一切》出版前，路內還把自己的豆瓣用戶名也改成了“李白lee?bah”。

2，南方

“南方”是江浙作家情有獨鐘的文學母題，蘇童筆下的南方楓楊樹鄉村和香椿樹街，艾偉小說里的南方永城，都已成為當代文學極具隱喻意義的空間坐標。《關于告別的一切》同樣涌動著路內鮮明的“南方意識”，“南方”就像一個可以摸得著的海市蜃樓，牽引著小說人物，拉扯著情節發展。

有別于蘇童或是艾偉，在《關于告別的一切》里，路內對“南方”的所指并不固定。比如，來到北京，李白說：“我所有講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糾葛都發生在潮濕的南方”；在上海時，李白“走在雨后的街道上，南方的黃梅季已經來了”；待在吳里，“南方正落雨，李白濕淋淋回到家，躺在沙發上”，這一系列的“南方”，無疑就是蘇州、上海這些地域范疇上的江南。而在更多的情節中，“南方”則被指向了廣州、深圳等地，傳說中李白的母親白淑珍去的南方是沿海特區，張幼蘋和周安娜姐妹向往的南方是廣州，倩導口中最適宜帆船運動的南方是深圳。兩個不同意義的南方在小說中交替出現，看似繁復含混，但也是路內的故意為之。

小說中無論中年出走的白淑珍，還是青年遠行的張幼蘋和周安娜，一旦前往了真正意義上的南方，就都如同投石入海，再也杳無回信。從早期小說里的白藍、于小齊、小雅，再到《關于告別的一切》里的白淑珍、周安娜、張幼蘋，路內筆下孤注一擲、奮力出走的形象都是女性，路內賦予了她們更加開化的意識、決絕的勇氣，并把小說里具有自我屬性的男性主人公們都留在了戴城或是吳里，在長久的悵然和失落中，充當著她們故鄉記憶的記錄者和“南遷”之旅的見證者。

在李白和周安娜再遇時，路內用不經意的筆墨，記敘了吳里最后的大刀闊斧，喜慶熱鬧的表象之下，小城早已“無人喝彩”。此后，路內還描寫了工人影劇院承接的泳裝秀，一場澡堂群毆中開啟的下崗時代，除了推動情節發展，路內所要展現的更是精神文明、縣域秩序等方面的重重混亂，曾一度殘存在舊日榮光里的吳里，如今早已頹勢畢現。與此相參照的是另一個全面滲入的“南方”：在吳里人的觀念里，這個新的南方“已經從一個模糊的說辭，變成比喻，變成現實，變成邏各斯”；而在吳里人的生活中，“粗鄙或精致的廣東人”也來到吳里，包養起了美麗的姑娘，令當地人艷羨不已。“兩個南方”相互映襯，正是在另一個“南方”的誘惑下，舊日“南方”的衰敗才更加展露無疑。

巧合的是，《少年巴比倫》里的路小路和白藍多年后偶遇的城市是上海；《追隨她的旅程》里的于小齊先去了上海，后來又輾轉到了深圳。而在《關于告別的一切》里，李白和曾小然時隔26年的重逢也在上海；作別李白后的張幼蘋先從上海轉車，再去了廣州。路內讓不同小說的不同人物，在時空交錯中形成了跨越文本的承接和呼應。同時，在路內看來，面對吳里的落伍和衰敗，鄰近的上海可以擔當補位，但倘若放眼更遠，或許只有南越之地才能真正代表南方氣質、滿足南方想象。

3,對視

早在《十七歲的輕騎兵》出版時，路內就曾“吐槽”：“故事時間離現在快30年了，已經變成年代劇了”；在《關于告別的一切》里，路內又借助女編輯之口，揶揄自己：“你愛寫過去年代的故事，九十年代啦，小城鎮啦，題材很過時”。“追隨三部曲”和《慈悲》等作品頻繁出現的九十年代國有工廠背景，讓路內時常被評論界安上“工廠作家”的名號。在《霧行者》里，路內就已經試圖擺脫令其不悅的“工廠”標簽，并將小說的時間軸線，從慣常的九十年代初期切換到了千禧年前后的社會轉型期。而到了《關于告別的一切》里，路內更是有如“小說領域的‘年鑒學派’”，把既往小說的所述年代在縱向上連貫縫合了起來，并延展至最近的2019年；在橫向上還觸及到商業賄賂、評獎內幕、網絡罵架、老年人詐騙等更具時代特征的多元事件。

上世紀二十年代，左翼文學“革命+戀愛”的創作模式風靡一時，激情澎湃的革命和浪漫理想的戀愛，因其本質上的互聯互通，而接合捆綁在一起。在《關于告別的一切》里，李白和曾小然、周安娜、鐘嵐、卓一璇等人的戀愛，無一不籠罩著惆悵和失落。我們自然可以認為，李白愛情的不順遂是源自基因上對父親李忠誠的繼承。但正如“時代”和“愛情”始終以類似的狀態相依相存一樣，面對吳里小城里眼花繚亂的破碎圖景，生活其中的人們又豈能獨善其身，發生其上的愛情又怎能圓滿順遂。

在《關于告別的一切》的最后，路內讓曾經和動物園猛獸有過一次零距離對視的李白，又一次迎面出現在了猛獸面前。不同于上次作為第三者目睹雄獅咬人，這次李白赤手空拳面對的是“一頭正在醒來的熊”。無論“雄獅”還是“黑熊”，都象征著野蠻粗暴的踐踏之力，似乎還隱喻了工業文明的無限制擴張。九十年代初期，如同管理員被雄獅咬死、雄獅又被武警射殺，工業文明無情摧毀了吳里小城的社會秩序，滋生了人性深處潛藏的罪惡，接著也遭遇了自我的全面潰敗；20多年后，如同李白直面黑熊時的前路未卜，在和后工業時代的近身肉搏中，人類該如何自處，社會又該如何發展，路內筆鋒一宕，沒有交出答案。面對動物園園長伸下的一把救命竹梯，我們雖然憂心忡忡，但也唯愿李白順利安全地爬了上去。

關鍵詞： 少年巴比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