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時代談論歌德，會因不同的問題意識而常談常新。當此“文學大師”遍地行走而又彼此睥睨的時代，談論這位真正的、不朽的大師，意味著什么呢？

歌德有兩個摯友，一個是同行席勒，一個是“迷弟”愛克曼。他們的友誼，有見證，有結晶。前者匯集成《歌德席勒文學書簡》，后者整理成《歌德談話錄》。歌德和席勒，即使有爭辯，也不會真翻臉，傷感情。這段佳話若放在魏晉，也能補寫一篇《世說新語·海外》。大文藝家的成功，多在于人格魅力。我想其指標是——作為異性戀者，有無同性追隨者。異性追隨者不算，因為你不能排除激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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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有仰慕者愛克曼，就像皇帝有了隨行史官，搞出起居言行實錄。偶像的日常生活，言談思想，事無巨細。一個底層“民間仰慕者”，和圈內權威做密友，這種概率類似巴菲特不僅和你共進午餐，還答應陪你吃好多年。愛克曼的追逐，是每個小鎮文藝青年的學習樣本。為了和文豪有交集，死心塌地地刻苦，沒有話題，就創造話題。

席勒對歌德也曾有怪異想法。他覺得歌德是“一個既驕傲而又古板的女人，得跟她弄出個孩子來，讓她在世人面前丟人現眼才解氣。”這看似是出于對手的敵意，其實也算是變相的愛意。畢竟，席勒想嘗試接觸歌德，看看能碰撞出什么，哪怕結果只是丑聞。這與恩格斯的直覺不謀而合：歌德身上總是同時融合偉大(驕傲)和庸俗(古板)，是一個充滿市民氣息的思想家。

不要迷信“知解力”

愛克曼經常迷惑、好問，歌德常緘默不語。“他和平常一樣嚴守秘密，只是吃驚地看著我”“你把我的手稿帶回家去，好好地把它研究一番”。《歌德談話錄》所述，多是思維、認識與觀察的方法，而非知識技藝的傳授。它試圖呈現一種“思考的生活”。這與孔子一樣，重視啟發、“化育”作用。文藝滋養，并不是靠喝幾杯手沖，參加幾次讀書沙龍，就能裝成的。

歌德重視生活經驗，總想創造“第二自然”，所以才說理論是灰色的。不要迷信“知解力”，也是對如今人文學科研究的勸告。《浮士德》的不同凡響，在于混沌未明的狀態，并非靠理性洞明，觀念闡釋。“一切想用知解力去理解它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人們也得想一想，第一部是從個人的某種昏暗狀態中產生的。不過正是這種昏暗狀態對人們具有誘惑力，人們還是想竭盡全力去了解它，正如對待一切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樣。”文學魅力存于曖昧不明的時刻。而大多研究把本來那點兒有意思，都變成了沒意思。

這源于我們常把文學理解等同于意義闡釋，忽略了經驗的想象。文學研究，不是靠文本的腳，穿上理論的鞋，那種論文，看上去仍是“假肢”。歌德是一個反觀念論者，始終在協調經驗與想象的關系。想象力有邊界尺度，有客觀之維，它基于強大現實感之上。“我指的不是模糊不清的，脫離客觀存在的那種想象力，而是不離開地球的現實土壤、根據真實的和已知的事物的尺度，邁向預感到的和猜想到的事物的想象力。”而經驗，正如他的萊比錫學友伯里施所言，是通過經歷，體驗到不欲經驗的必須經驗的東西。

經驗常是遭遇的必然，想象多是主動的自由。從前者到后者，是認識規律在文藝活動中的自然呈現。歌德對彌爾頓的評論，說明原本的限制性因素，反而會激發創造性想象，換得精神自由。“彌爾頓是很偉大的。他自己的失明有利于他把參孫的情況描繪得很真實。”《力士參孫》的悲劇比任何近代詩人作品都更顯出古希臘精神，這種看法建立在肅穆崇高的古典審美趣味上。

反對從觀念出發

但歌德并沒有忽略生活中“反諷的悲劇性”。拿破侖被放逐囚禁，只是歷史敘述，觀念意義的悲劇。歌德卻強調作為藝術經驗的悲劇。“制服控”的拿破侖，想換一身全新的深綠制服，但島上的布，顏色不純，實際是淡黃色。從效果看，它和那件常年日曬的舊制服，并無二致。“拿破侖除了讓人把他的舊制服翻新之外別無他法，結果他穿的還是他的那套舊制服。”“這是不是一種非常悲慘的結局？這位君主最后竟落得不得不穿一套翻新的制服的下場，這難道不讓人感動嗎？”

歌德用悲慘和感動，形容這個瑣碎的反諷時刻。我想他完全可將其改編為一部歷史劇——《島上拿破侖的舊制服》，可惜沒有寫。這個講給愛克曼的故事，旨在說明：無論歷史還是藝術，都要反對從觀念出發。“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凌駕于他人之上，為實行某種觀念而犧牲一切，這是多么危險啊。”幾百萬人具體的生命幸福，始終高于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傳播。

《歌德談話錄》所涉的諸多主題，也是《歌德席勒文學書簡》的焦點。譬如，創作從現實還是觀念出發，決定了從特殊性里發現普遍，還是于普遍性里找到特殊。在評價《親和力》時，歌德就給出論斷：“在這部作品里沒有一行不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可是沒有一行是像我所經歷過的那樣。這同樣適用于發生在塞森海姆的故事。”這個解釋完全可以視為“典型論”的來源：它從個體經驗上升、提煉集體經驗，人物形象亦是如此。

抽象與具象，主觀與客觀，推及審美風格，又形成素樸和感傷的區別。我們常把兩者對應、簡化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席勒初識歌德的致信，也是批評的自剖。“我有好多抽象觀念缺乏對象，缺乏實體，是您引導我獲得可尋覓它們的線索。您那觀察的目光，它那樣平靜、純潔地落在客觀事物上……而不論抽象推論，還是隨意的、只聽從主觀意志的想象力，卻都很容易誤入歧途。”“您將自然視為一個整體，以闡釋其中的個體；在大自然表現形式的總體中您尋找著解釋個體的因由……您猶如仿照自然的創造再創造著它。”

彼此激勵的“生態系統”

歌德的友誼觀，取決于他對“認識自己”這句箴言的理解。他沒有簡單將其視為反思自省，抽象內觀。相反，唯有通過他人的鏡像，才能切近自己。席勒和愛克曼代表兩種類型，前者是競爭與激勵，后者是追隨與認同。“孤零零一個人是不好的，單干特別不好；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需要得到別人的同情和激勵。我要感謝席勒，是他激勵我創作了我的擬古詩《阿喀琉斯》和我的許多敘事謠曲。我要是完成《浮士德》的第二部，也有你的一份功勞。”

而我更看重歌德、席勒營造的文藝批評“生態系統”。那種思想纏繞，對撞回旋，探討琢磨的相互倚重，是如今文壇思想界早已絕跡的現象。文人相惜如何變成相妒相輕，相互激勵怎么就成了爭相奪利？說到底，還是實際利益(職稱、獎項和待遇)，影響了原本該有的眼光、識見與胸懷。書信中，歌德席勒交換意見，共同修改，相互影響，兩廂成全。這讓人聯想，如今人文社科領域，大量合作論文涌現，是否也因為偉大的友誼？學者們難道都開始觀點融合，思想合作，走向新的“學術共同體”？

這種疑問，應當捫心自問，答案不言而喻。我們追慕歌德的友誼，因為那是“精神奢侈品”，其純粹、高貴和專注，令人感懷。它從文藝和思想中，追尋愛與自由；而不是從學術和論文中，尋找項目職稱。席勒像沉潛歌德心中的青春鏡像，喚起他原以為逝去的突進精神。原本一個年輕人的威脅，最終將變成思想電弧，就像卵子在受精剎那，會產生一道閃光。他對席勒寫道，“您使我青春復得，讓我再次揮動幾乎已擱置的筆，又成為一個詩人了。”

友誼不應只追求虛假的同一性，那不過是自戀的另一表現，也不能指望朋友成為“另一自我”。歌德認為，好感和喜愛于友誼無補。二人無論性格還是理念，都迥然不同，但這不影響他們親密無間，牢固長久。這源于他們有相通的高峰體驗，在追求上相互支持，在道路上縱有分歧又如何？“真正的、富有成效的友誼在于，我們在生活里并肩攜手，他贊同我的目標，我支持他的追求，我們就這樣堅定不移地共同向前。”這種說法相當迷人，甚至對于伴侶的至高想象，也不過如此。不應眼紅歌德如此幸運，畢竟，我們也沒有歌德那樣的才性。

關鍵詞： 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