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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報道領域，舒晉瑜的名字是一塊響亮的招牌。寧宗一說他會不由自主地追隨舒晉瑜的名字閱讀，劉慶邦評價她是“作家的知音”。的確，從業二十多年來，舒晉瑜堅守在文學現場，與作家、詩人、學者交心，同時又如貓頭鷹般冷靜而敏銳地洞察著文壇冷暖，寫出了眾多膾炙人口的人物特寫、深度訪談和新聞報道。繼《深度對話茅獎作家》《深度對話魯獎作家》后，她又把視線從作家延展到學者這一更具寫作難度的對象上，描摹還原出周有光、馬識途、錢谷融、許淵沖等29位名家大家的人生旅痕、思想歷程與文化情懷，結集成《風骨：當代學人的追憶與思索》（下稱“《風骨》”），為讀者留下了一份人文精神的珍貴記錄。

寫人難，寫學者、作家更難。舒晉瑜面臨的挑戰有三：他們的著述體大思精，如何理清其中脈絡，并用深入淺出的語言進行呈現？除了早年的曲折經歷，他們的生活多是靜態的書齋求索，如何寫得生動可感？不同于對話體的你來我往，作為單篇文章，人、事、思想、情懷等如何在敘述中有機呈現，讓各種要素如鹽入水？這些都考驗著作者的敘事藝術。

在《風骨》中，舒晉瑜通過精準地點題、巧妙地設置篇章體例、合理地剪裁寫作素材，克服了這些困難。拿到書后翻看目錄，一眼可見的不僅是那些燦若星辰的名字，更有名字后舒晉瑜頗費思量的標題。如“我的觀點在人家看來太新潮”，寫出了百歲老人周有光“茍日新，日日新”的特點；“我的生活字典里沒有投降二字”，寫出了馬識途既是作家學者，又是戰士；“即使像螞蟻爬，也要寫下去”，凸顯宗璞對寫作《野葫蘆引》的執著不棄；“全天候的詩歌愛好者和習作者”，強調邵燕祥與詩歌的須臾不可分離；“‘大俠’的精神世界”，點出學者嚴家炎治學與為人的俠氣……作者沒有從寫作對象的學術成就和創作實績入手，而是從他們的性格特質和精神氣質入手，這就把離普通人頗有距離的名家大家拉到了讀者面前。

在每一章開頭，作者用采訪手記的形式記敘了自己與采訪對象的交往，并以第一視角呈現出對其特質的觀察。如在“草嬰：像小草，更像戰士”一章的采訪手記中，舒晉瑜寫2015年8月自己冒雨到上海華東醫院看望草嬰：“他正熟睡，面容蒼白平靜。我心里突然有一種沖動，想握住老人露在薄被外的雙手。正是這雙手，自1942年起陸續為中國讀者介紹了眾多蘇俄作品，從肖洛霍夫到托爾斯泰，這雙手，為中國讀者推開了俄羅斯文學的窗戶。”短短幾句話，勾勒出時間的景深，一位飽經滄桑的俄羅斯文學盜火者的形象呼之欲出。又如“任溶溶：我生下來應該是干這一行的”一章中，作者寫她有一次見到任溶溶，老人竟和自己說了一句韓語，原來是在商店看到韓國點心，想知道上面的韓文怎么回事，便學起了韓文。“他就是這么一個任何時候都充滿好奇、充滿興趣的率真的人。”作者通過一件小事，寫出了兒童文學大家任溶溶的“童真”，而正是這種精神氣質，讓他得以在漫長的歲月中，葆有對孩子赤誠的愛。《風骨》中涉及的主人公有29位，如何執牛耳而抓要害，寫出千人千面，而非千人一面？舒晉瑜恐怕是受到《世說新語》的啟發。書中記載，人問顧愷之，為何畫人不點睛？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而章節的標題和采訪手記，正是《風骨》一書的點睛之筆。

在編織素材和記述行文上，舒晉瑜做到了三重“互見”，一是同異互見，二是文史互見，三是生熟互見。所謂“同異互見”，是說書中人物的刻畫摹寫是于同中見異，于異中見同。譬如都是寫翻譯家，許淵沖、草嬰、任溶溶、屠岸等人，在作者筆下，既有個性，又有相同的一面。許淵沖的特點是追求極致、有個性，對自己的“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三化”（深化、淺化、等化）翻譯原則篤信終身；草嬰的特點是經歷坎坷，富于人道主義情懷，強調對譯作中的人物飽含感情；任溶溶的特點是謙遜平和，覺得“自己是代替外國人用中國話講他要講的故事”；屠岸的特點是強調不同批評觀的碰撞闡發，要有“聞過則喜”的精神。但他們又都以真善美為最高的價值追求，都把翻譯作為自己的終身志業，都秉持獨立之精神，有著共同的知識分子氣質。

在講述書中人物的生活史、學術史、創作史的過程中，作者時而穿插一段歷史史實，時而引用一段傳主原話，時而穿插一段軼聞趣事，時而點綴一段親歷見聞，既有歷史還原，又有散文、小說之筆法，具有一般人物特寫所沒有的文學性，可視作“文史互見”。譬如寫著名比較文學專家樂黛云如何養成“聽其自然”的性格，作者回溯到人物少時在貴州大學所在地花溪山環水抱的生活，“父親買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簡易的房子，走下七層臺階，是一片寬闊的草地，周圍鑲著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間，是一圈色彩鮮艷的蝴蝶花和落地梅。”之所以要言不煩地用散文筆法描寫樂黛云的成長環境，顯然與她在這里接受了最初的文學啟蒙有關。再如寫“改革文學”的旗手蔣子龍，作者并未平鋪直敘，從他的少年時代講起，而是如異峰突起般上來先講了1975年《機電局長的一天》發表后遭遇的“檢查風波”，蔣子龍固持己見的“硬骨頭”風格如溢目前。還有寫馬識途接受美洲華人作家協會為其頒發的“終身成就獎”時，竟然說自己的一生沒有什么終身成就，只有終身遺憾。原來，作者先抑后揚，這遺憾正是作家一直忙于革命、建設，而罕有時間和精力去實現自己的文學理想。

《風骨》中收錄的名家大家，多是讀者如雷貫耳的大人物，很多都在報刊網絡中高頻率出現過，如何于熟悉中見陌生，考驗作者的功力；而對于那些默默求索，社會知名度并沒那么高的人物，又要于陌生中見熟悉。這重“生熟互見”也是舒晉瑜的敘事特色之一。譬如馮其庸是著名紅學家，主持《紅樓夢》的校注工作，新校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暢銷幾十年。讀者印象里，馮是以紅學家名世，但舒晉瑜卻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挖掘了他在考證玄奘東歸古道、多次深入甘肅和新疆的戈壁沙漠進行學術調查的經歷。從已知到未知，看似跨度很大的研究，卻都與馮其庸“重視文獻記載，重視地面遺跡的調查，重視地下挖掘的新資料”的研究方法有關，彰顯了他重實踐的學風。又如溫儒敏，以學者和語文教育家聞名，但作者還寫到了他擔任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和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時，一般人不了解的業績，將人物的“沖勁兒”和勇于擔當、改革創新的精神側面描畫出來。而對一般讀者不熟悉的人物，作者常從熟悉處落筆，比如彭荊風，他的名字可能很多讀者都已陌生，但當年的一篇《驛路梨花》曾入選中學語文課本，于是作者就先從這篇優美的課文講起。

舒晉瑜為寫作本書所進行的所有精心設計，都是為著一個目標服務，那就是通過再現這些當代學人的風儀與襟抱，延傳他們的人文精神與高尚情懷，讓當代讀者對他們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對他們鮮明的個性和學術經歷有更為充分的了解和認識。在舒晉瑜眼中，概括書中人物人品文品最恰當的詞匯就是本書的題名——“風骨”，盡管各色人物的生卒年月不同，從事領域、生平經歷、性格特質都天差地別，但他們的為文為人都以“風清骨峻”為共性。具體來說，可以用真誠、耿介、獨立、有情來闡發。譬如錢谷融倡導“治學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須真誠……我什么主義都不管，就是憑自己的感受，說自己的真心話……真正的批評家應該說出自己的真實感情，不會因為私人感情不講真話。”吳小如被人稱作“學術警察”，眼里容不得沙子，盡管“每以直言嫉惡賈禍”，也堅持“不說違背良心的話，不做讓自己后悔的事情”。林非強調學術研究和做人都要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對魯迅提到的《鑄劍》中的“油滑”，我們完全可以發表不同的看法，“一個會思考的民族才會產生大的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馮驥才擱下自己最鐘愛的文學，投身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之所以投入文化遺產搶救，是中國文化的那種博大深邃、燦爛輝煌感動了我，文化里包含的豐富的感情感動了我”。

在舒晉瑜娓娓道來的講述中，當代學人的思想地形圖呈現在我們面前。循人見精神，盡管書中的不少老人已經作古，我們依然可以從作者的講述中，聽到他們留下的空谷足音，看見中華文脈傳承中的風光霽月。

關鍵詞： 精神氣質 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