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是英語世界“重寫中國文學史”風潮的“又”一次嘗試。而據說自1951年《中國新文學史稿》發表后，“數以百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相繼出版。文學史寫作如此受到青睞，就不得不讓人想到一個基本問題：一部文學史，其獨有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具有明顯的創新性，其背后自然有他對何為文學、何為歷史的思考，也有他對文學史價值和意義的個人理解，在本次采訪中，他說：文學史不只是工具書，同時是我們進入中國歷史、文明、文化的一種方式。文學延續著過去我們對“文”的想象，它是一種彰顯的過程，中國的文化、社會、生活、歷史經驗通過文字（還有其他類似文字的傳媒媒介）顯現出來。

文學史書寫的新可能

【資料圖】

新京報：《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收文160余篇，作者143位，成書達1200多頁，作為主編，回看這套書的策劃、組稿、編輯、撰文過程，你有怎樣的感觸？

王德威：這部書的起因，是哈佛大學出版公司從1989年之后就有的一個系列性的廣義上的國家或民族文學史計劃。大概在2010年前后，他們來接觸我，很清楚地說要用“現代”作為定位，做一套現代中國文學史。編輯的體例是出版公司醞釀的，以廣義的“編年”為骨干，找尋歷史上或輕或重的關鍵時刻，然后從文學、文字開始，擴及其他不同的文學定義與形式，以此形成一部包括文學的制作、生產、流通、接受這樣一個廣義的文學史著作。這樣的體例我覺得是有趣的。但換到中文語境，我怎么做出一部既能呼應中國國內文學史傳統以及海外華語世界文學史傳統，又能配合哈佛出版公司對體例的要求的文學史，這二者之間的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舉一個例子，對我們來講，魯迅、沈從文這樣的作家都是了不得的大家，無論如何要凸顯他們的貢獻，但從哈佛出版公司的立場講，他們嚴格限定，不管多么重要的作家，有關這位作家的文字不能超過兩到三篇。這就變成一個驚人的局限。他們的用意是，文學史在某種意義上是民主的，在一個更廣義的世界文學領域里，在整個的文學流通中，一個作家的偉大不見得要一次性給予足夠的顯示，作家的分量有待讀者自己因閱讀興趣繼續發掘。我想中文世界的讀者可能首先就有這樣的疑問，會覺得分配比例的選擇、進入的視角等怎么會是這樣，這是第一個要說明的。

第二點，我對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學史企圖做一個不同的定義。這個定義的前提是尊重目前大文學史/通史的權威性、材料的豐富性。我的定位是在問題的發掘，探尋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學史的讀和寫之外，有什么新的可能。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文學史，我覺得必須從不完整的過程里，重新認識到歷史本身流動的、無限展開的、或隱或顯的可能性。

第三點是你好奇的部分，這部書是怎么做出來的，邀了哪些人，為什么是這些人等等。這個過程立刻讓文學史本身變成了歷史的、物質世界的一個非常實在的挑戰。國外學者人數有限，學術上術業有專精，尤其是非華裔學者，他們的方法學和問問題的方式都不一樣。我必須尊重這些學者做學問的方式，但我同時也必須熟知他/她擅長哪個話題，在往來密集的討論后，定下一個他/她可以寫的題目。但是寫作的過程里絕對有你意想不到的障礙，必須溝通再溝通，各種取舍是對我挑戰最大的部分。

我想講的最后一點就是更有文學意義的創作性了。比方莫言這個故事。我原本是找到一個驚人的組合，邀到大江健三郎寫莫言，他本人也非常愿意寫，文章也寫成了，但發生了版權問題，最后放棄了。妥協方法是，莫言在已有的一篇關于長篇小說的論述基礎上重新剪裁出現有的文章。所以，這部文學史的寫作過程中有很多隨機性因素，這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另外像大陸版，我覺得不應該停留在2014年或2013年（英文版編寫的截止日期），所以在大陸版里我決定與時俱進，處理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貓膩的《慶余年》現象，和貓膩怎么提出《慶余年》寫作會受到《平凡的世界》的影響。

新京報：這里有一個問題是，作為文學話題把貓膩放進了這部文學史，不過一部文學史在選擇作家和作品時，對文本質量應作何考量？貓膩的作品似乎還不足以放進一部“文學史”（依照對文學史的通常看法）中去討論。

王德威：我同意你的看法。這篇文章的撰寫者是專門做當代影視和網絡文學的年輕專家，在他的研讀里，這是一個重要現象，我從善如流。不過在審美的立場上看，在文學史的學科分野的文類界限上，是不是可以這么輕易地把所謂主流作品和所謂當紅網絡現象混為一談呢？我的答案當然是沒那么容易。

文學史對我而言，是一個歷史的、流動的、漫長復雜的過程，其中是泥沙俱下的，是良莠不齊的，是各樣文類所形成的一個眾聲喧嘩的現象。我們不能否認，在我所謂的廣義的文學史中，就是學院以外的文學史或者跨文類的一個文學史定義里，貓膩或其他網絡作家現象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因為這個現象牽涉到IP（智慧財產）的問題，還有整個網絡文學的生產、巡回、影視電玩改編、受眾的反應等復雜機制，它代表了一個典范性的轉換。我們不把典范性當作唯一的收納誰或排斥誰的標準。

什么是“文學”？

新京報：導論中說，當代中國對文學史的關注為國際學界“所僅見”，“無出其右”。為什么當代中國如此關注文學史？

王德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文學史，在格式、敘事規格以及編排方式上，其實只是20世紀的產物，而且相當大的一部分得自于日本、歐洲文學史的影響。文學史會在20世紀到今天蔚為風潮，可能的一個答案是，這多少和現當代的歷史經驗是相輔相成的。這當然和西學東漸有關。

但這里延伸出的一個更重要的話題是，我們中國對歷史本身有多大程度的尊重，也就是說，中國的現當代文明無論是多么進步或改變，（也會考慮）如何應和傳統的歷史和文學之間的關聯性。所以我在導論里花了相當的篇幅去追溯我所謂的“詩史”觀念。這里的“文”不只是現當代文學定義的文而已，而是一切在我們的生活里所銘記的各種各樣的符號、痕跡、制作，甚至延伸到我們的氣性、修養，我們的文明，所以整個“文”的架構是在這部文學史里我刻意要強調的。

新京報：說到擴展之后的“文”或“文學”的概念，這一點也鮮明地反映在本書所容納的文本和文類的多樣性中。除了我們習慣的詩、小說、散文、戲劇，還包括書信、日記、電影、畫報，乃至流行歌曲、網絡游戲等。

王德威：這一點是我在編寫過程中挑戰性最大、自己也覺得最忐忑的部分。既然我要做一個關于廣義的文類和文體不同形式的實驗，我應該怎么在恰當分寸之內來呈現我的觀點？這是一個在“過”與“不及”之間的抉擇。我當時的想象是，我需要一次性地提出我對于“什么是文學”的一個廣義的說法。

比方說，我希望把聲音帶入文學史。這里有一個典故。“文”在古典大師劉勰的詮釋下，可能是聲文，也可能是形文，也可能是情文。所以我刻意在這部文學史里容納了不同的文類，包括聲音的文類，視覺的文類，還有演講、日記等“實用”文類。我們通常以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作為學院式的四大文類的分野，但事實上，文類也可以包括書信、日記、政治論述、宣言，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我把古典中“文”的意思擴大了。

另外回答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回到我對錢鍾書先生“管錐學”的重新體會。不論是他的《談藝錄》或是《管錐編》，在方法上都是滿天花雨，你進入他的文論世界，一開始簡直摸不著邊際似的，但是很多時候，你看到的碎片說不定是可以給予你很多提點，帶來靈光一現的剎那，期許你自覺或是自由聯想式地進入另外一個你以前可能忽略的世界。這是我個人的一個野心吧。

影響我的另外一部作品是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如果大家讀過這部作品的序言，其中有一段非常動人的話，大意是沈先生希望他的讀者把這部服飾研究史也當作長篇小說來閱讀。我們怎么去分辨它的文類，還有它的編輯（方式）和作者內心的寄托？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幽微的感悟經驗，我期待把這樣的經驗帶入這部文學史的編寫中。

文學史特有的意義和價值

新京報：一個基本問題是，一部文學史或者說具體到這部文學史，特有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

王德威：文學史不只是工具書，同時是我們進入中國歷史、文明、文化的一種方式。文學延續著過去我們對“文”的想象，它是一種彰顯的過程，我們中國的文化、社會、生活、歷史經驗通過文字（還有其他類似文字的傳媒媒介）顯現出來。但很多時候“文”又意味遮蔽、矯飾。

這部文學史在觀念上想講的是，歷史本身的變動是多元的，它采取了1980、1990年代流行的所謂解構的方法，把一切大歷史和各種價值體系都拆解了。但另一方面，它又采用了“編年”“紀事本末”這樣最古老的論述流程。我希望這部文學史給大家一個感覺是，文學史是擴散到甚至是不著邊際之處的（怎么1635年也可能是現代文學的起源？怎么2066年是現代文學的結尾？），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常素樸地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包括時代興衰、政權消長等歷史現象。這里面的張力我希望呈現出來。這是第一種時間觀念。

第二種時間觀念。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有的時候時間過得很快，有時又特別漫長。這種對時間的感悟，這種緩急快慢的各樣可能性，我想只有文學有這樣的能量讓大家體會。所以在編寫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的時間“點”是刻意為之，最夸張的是1935年，這一年我就編了五篇文章。我希望在大家的感受里，這一年是很復雜的，很多的事件重重累積在一起，這多少能反映出我們個人的人生現狀。

其次就是書中導論的標題，“‘世界中’的中國文學”。我認為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性，當然是展現中國進入世界后怎樣跟世界遭遇、對話，以及那些可啼可笑、可悲可喜又可嘆可泣的經驗。我用了海德格爾的“世界中”這個觀點。很多時候，無論是文學的意義、生命的意義或者人存在的意義，都是一個不斷的開展過程，不是一下子全部能夠掌握的。我們都是依賴著不同的價值，依賴著我們可遇的、可望的、可想可念的，有時甚至是可怕可畏懼的念想做出不同的判斷。社會是這么樣的混沌，我們面臨的生命各種各樣、紛紛擾擾的元素總是讓我們感到摸不著頭緒，但是有多少時候，一首好的詩，一篇好的短篇小說，或是一部戲劇里的場景，一首音樂的歌詞，突然帶給我們靈光一現，一下子我們覺得好像可以抓到一種的意義。

新京報：剛才提到“詩史”這一概念，導論中對此有說明，即“本書最關心的是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和‘史’——或狹義的‘詩史’——的對話關系重新呈現”。這一點在閱讀時感受非常明顯，不過有時會感覺是不是“史”的分量在一些篇章里過重了，而“文”有些次要。

王德威：我的英文書名用的是《A?New?Literary?History?of?Modern?China》，從文學的歷史角度看中國。所以它不只是關于現代中國文學的一部書，而是關于現代中國文學如何看待中國歷史的一部書，歷史的部分的確是被凸顯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不能預設英語世界讀者對中文世界的形形色色的事件有多么了解，所以有時候歷史敘事的成分難免多了。

新京報：這部文學史的一個關鍵詞是“新”，有很多實驗性操作。作為讀者，最直接的閱讀“新”感受是，相比于其他同類作品，這部文學史很好看。

王德威：這是我們今天的談話中對我最大的贊美。這一點我感同身受。我們求學的過程中看了多少不好看的無論是文學史、經濟史還是教育史等。所以在編寫這部書時，我有自覺的在審美上的需求和期望。

新京報：另外一個彰顯這部作品之“新”的重要論述，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緣起”的討論，書中給出多個起點，最早的一種甚至追溯至1635年。如何確定緣起，應該和對現代/現代性的定義有關。你如何定義復雜難辨的“現代性”或“中國現代性”？

王德威：你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開端，一個是現代，這兩者是息息相關的。“現代”這個觀念本身似乎就預設了一個開始的“點”，甚至可能是一個陷落點。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來自于我們對文學、文字“脫離傳統”的自覺，通常認為是在19世紀下半期，或者是對“什么是文學”的重新定義，約在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前十年。一般的現代文學史都從這里開始。

但我所選擇的不是一個開始的點，而是三個，其中一個大膽地把時間推前到1635年。但我在了解西方傳教士怎么把西方以審美為訴求的文學的定義介紹給中國士大夫階級時，發現最早的時間點可以推溯到1635年的楊廷筠事件。這只是一個“點”而已。我又用了兩個點，一個是周作人，另一個是嵇文甫，看他們怎么在1930年代回溯晚明給予近現代性思想、文學乃至整個時代感性以啟發。上述這三個開始點沒有一個是不值得再進一步推敲的。既然我們要做一部文學史，期待它是一個“世界中”的過程，不妨把這個時間拉長，引起更多的回應。

回到這個話題的核心，就是現代性的問題。現代性的意義豐富，但首先是對時間的一種敏銳感受。在傳統的文明或語境里，不會對時間的絕續、緩急有這么強烈的感受。所以現代性首先是讓我們去思考時間的流動、歷史是怎么形成的。呼應你的話題，比如這部文學史的結尾把時間放在2066年，這是文學創作者和文學閱讀者的特權，沒有一個經濟史或森林史的學者可以說我們的現代歷史是2066年結束的，只有文學可以。文學本來就有想象的自由，有對時間本身自覺的各種各樣的投射、逆轉以及不斷的重新思考。

對“文”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新京報：似乎現代中國對文學功用的期許是極高的。梁啟超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新文化運動的文學改良與革命，以及后來注重文學的宣傳功能等，都彰顯了文學在社會歷史演變中的重要作用。這是不是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點？

王德威：文學在20世紀中國真的是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一方面，你可以從功利論的觀點看，梁啟超是用文學來促成他的革命邏輯論述的，魯迅的早年何嘗不是如此，《吶喊》自序都是在講要用文學來喚起國魂。這一點當然可以牽涉到20世紀中國對于“文之為用”這個觀點的詮釋。但就像我剛才間接回答的，中國人對于“文”、“學”、“史”和“政”之間互動的觀點，不是從20世紀開始的，這是中國一個特別悠遠的傳統。

到了今天，一般的文化消費者可能兩三年不看一本小說，但要問中國誰得了諾獎，我們為什么沒得諾獎，大家就對文學開始關心起來了。在美國，諾獎公布的第二天很少有這么大的動靜。還有每年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一發布，大家奔走相告。這也說明我們對“文”本身的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或尊重。

新京報：剛才提到文和政。文和政之間是一種怎樣的充滿張力的關系？

王德威：文和政之間的張力是一個世界文學的問題。這里我依舊希望把“文”的觀念擴充，文不只是文本，不只是文藝，而是生活中像穿衣吃飯這樣一種我們浸潤其中的一套符號體系。在這個意義上，文必然和我們在做的任何公共事務判斷產生關聯。

兩者之間的張力曾經帶給我們最驚心動魄的文學證詞，像魯迅之所以創作文學，是要救治中國人的靈魂疾病；也曾帶來嚴峻的挑戰，我們想到的是某些運動中某些文化人、書寫者、翻譯者曾經經受的命運。

在人文研究領域，文學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下面想聊一個具體人物，劉以鬯先生。書中寫到他極為有趣的一段人生經歷，他去南洋辦報，回來后寫了具有南洋色彩的小說，對馬來西亞的國民身份認同產生了久遠影響。關聯到當下，正有相當多的馬華文學作品不斷在大陸出版，為文學帶來別樣活力。

王德威：劉以鬯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曾經有五到六年的時間在新馬擔任編輯，他的南洋小說是回到香港之后回顧他的新馬經驗時寫出來的，居然在華人圈產生了影響。劉以鬯出生于上海，又從香港到南洋，從南洋又回到香港，他在東南亞（廣義的南洋）的路線流動過程，真的是代表了上世紀中期一批南來文人的離散經驗。

我不諱言自己有南洋情結，對“馬華文學”的推動也做了相當大的努力。原因是，第一，作為一個在海外生長、接受教育的華語文學研究者，我覺得南洋文學是不能忽略的，尤其是馬華文學。除了香港、臺灣這些地區外，馬來西亞的華人是（保有華文文化）人口最多的。這群華裔在歷史的夾縫里堅持書寫中文、運用華語，尤其是各樣方言來維持民族認同性，這成為馬來亞以及后來的馬來西亞在獨立前后的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

新京報：你對當下的中文寫作有怎樣的整體性觀察？

王德威：我想你指的應該是純文學領域。我覺得有趣的作品仍然是一波一波地出來。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文字是我們最后的判準。你對文字的感悟，對文字所承載的最廣義的文明的向往，“文”所負擔的政治性隱喻符號等，這里是有很多思辨空間的。

在人文研究領域，我認為文學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也許歷史學家認為他們很重要，哲學家認為他們很重要，更不用說社會學者、經濟學者，但我今天希望以這個來作為結束，我認為文學是最重要的。只要我們對文字所承載的文明的力量，以及它的包容性、持續力有所關懷，文學絕對是進入（文明）的最重要方式。

文學在20世紀中國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一方面，可以從功利論的觀點看，當然可以牽涉到20世紀中國對于“文之為用”這個觀點的詮釋。但中國人對于“文”、“學”、“史”和“政”之間互動的觀點，不是從20世紀開始的，這是中國一個特別悠遠的傳統。

采寫/新京報記者?張進

關鍵詞： 出版公司 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