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先生寫了《白鹿原》，白鹿原里寫了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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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清末舉人，謝絕奉官，書院興學，能先知天象人事，救濟鄉民離苦得樂，一身布衣青衫，乃原上一智者、大儒。朱先生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是他領銜幾位品行端正的鄉賢聚于白鹿書院，為后世留下一部卷帙浩繁的《滋水縣志》。

說到這部縣志，作者在小說第十二章道出一個故事。1926年，正是王旗變幻、民生多艱的年代，一天，正在圍困西安城的鎮嵩軍劉軍長來到白鹿書院，問縣志里頭都編些啥，朱先生答：上自三皇五帝，下至當今時下，凡本縣里發生的大事統都容納，“你的士兵在白鹿射雞（擊）征糧及糧臺失火將記入本志，你的團長進駐本縣嚇跑縣長，這在本縣史跡中絕無僅有，本志肯定錄記”。軍長聞之，并未動粗，更沒有把朱先生投進監獄。而《滋水縣志》“民國紀事”一欄果真記載：“鎮嵩軍殘部東逃過白鹿原燒毀民房五十七間，槍殺三人，奸淫婦姑十三人，搶掠財物無計……”

朱先生離世，白嘉軒感嘆：“白鹿原最好的一個先生謝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這樣好的先生了！”

朱先生，《白鹿原》的魂！

據聞朱先生確有其人，本姓牛，祖居今仍在白鹿原。

讀《白鹿原》，每讀到朱先生，總會出現陳忠實先生的幻象。

曾見過陳忠實先生兩回，是在其寫了《白鹿原》并獲得茅盾文學獎以后。一回是2003年在北太平莊總政招待所，同事徐懷謙叫我同去看來京的陳忠實。那天上午，在他住的客房里，我們一直待到中午，他留我們到一層飯堂吃了便飯，又聊了些閑話。現在回想那天都聊了些什么，已經無記。

另一回是2010年中國作協在重慶索菲亞酒店開全委會，午餐時作家委員們圍成一桌一桌熱絡說笑。一瞥，見陳忠實一個人坐在邊角一個小桌旁，點上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一口接一口吸著……這時的他與四周的熱鬧浮華之間似乎形成了一道看不見的隔膜。我不忍打擾他，但還是走過去請他題字，盡管他說口腔疼，還是寫下“白鹿原頭信馬行”，說這是白居易的詩。

只可惜，兩回見到陳忠實先生時，我還沒讀過他的書，因為無知，自然沒有與他交談的話題。

2016年聞他離世，心里一驚，但也沒有太多感觸。直至6年后讀了《白鹿原》，我對他似乎有太多的話想說，特別想問他：你寫朱先生，是不是在寫自己？但錯過了就永遠錯過了！

80年代，為寫《白鹿原》，他到長安、藍田等縣查閱縣志，搜集到很多有價值的史料。我想，假若沒有當年朱先生們的“不避官紳士民，凡善舉惡跡，一并載記”，《白鹿原》里那些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和事件該會遜色多少！

如今，想了解中國從清末到民國到1949年這一段歷史的流變，鄉村城市、兵災匪患、縣府宗族翻云覆雨的興衰爭斗，以及其間各色人等的人獸面目……假若沒有這部大書，認知會是殘缺的。

文學也是記錄，他寫小說，也是在治史。讀《白鹿原》，他筆下的一個個人物、事件，既不溢美，也不隱惡。他就是這樣把一個個一樁樁“嘴上念佛哩，心里咥活（干壞事）哩”的好人壞人、好事鬼事統統寫進了書里，讓后人看，讓后人想，讓后人記著。

有人說《白鹿原》是一部意蘊厚重、豐湛的史志；有人說陳忠實乃“一個民族最優秀的書記員”；還有人說他的離世“帶走一個民族的秘史”；我倒覺得他恰恰留住了一個民族的秘史——昨天、今天，過去、現在，不斷地往而復來。

我感念陳忠實先生，他讓我知道了很多，明白了很多。今天，人們懷念他，生發的也是那句感嘆：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走了！

人終有一死，生的過程，或積德行善，提煉人生精華，或行惡施暴，種下仇恨惡果，所作所為無外乎留下或美名或罵名。

古往今來，總有像朱先生、陳忠實先生那樣做事的人，將所經所歷、所見所聞，將那些積德或施惡之人，將他們做過的好事或荒誕、齷齪、詭異之事一并載記。

對于行惡之人，勿以為事了拂衣去。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正所謂——人在做，天在看。記得朱先生墓室磚頭上刻的字：“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而陳忠實先生記下的朱先生那句“不避官紳士民，凡善舉惡跡，一并載記”，至今仍是聲猶在耳。

文/羅雪村

關鍵詞： 白鹿書院 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