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首的秘書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上月月底，備受矚目的影片《金發夢露》（Blonde）登陸流媒體網飛，影片早前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并被多家媒體預測為奪獎大熱門，但該片隨后在評獎中顆粒無收，還收獲了不小的爭議。在英語評分網站Metacritic上，各家媒體給出了從40到90不等的分數，令人好奇到底是怎樣的影片能讓觀眾有如此分裂的體驗。

影片由新西蘭導演安德魯·多米尼克執導，改編自女性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的同名虛構作品。原書受到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女星之一、上世紀50年代“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生平經歷的啟發，但歐茨堅稱該書是“虛構而非傳記”。雖然如此，書中的諸多情節在現實中依舊有跡可循，畢竟瑪麗蓮·夢露曾經真實存在于美國歷史之中，而無論是她與身邊男性的關系（書中往往將他們的姓名模糊化處理）、其最終的悲劇性命運抑或是她對美國社會及電影歷史造成的影響，都讓這部作品充滿濃重的、無法剝離的現實指涉。

瑪麗蓮·夢露的出現與美國社會生活密切相關。上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上步入二戰之后的黃金時期，電影產業也在戰后經濟的浪潮中乘勢而上。為了將更多男性觀眾引入電影院，好萊塢電影制片廠發動完善的造星機器，創造出“瑪麗蓮·夢露”這個明星形象，用以取代上世紀40年代為取悅女性觀眾而精心打造的一批聰慧、睿智的女星形象。

應該說，夢露作為一個頗具性意味的形象，從其出現、發展到悲劇性的終結，很大程度上都是男性凝視的結果。電影《金發夢露》的整個創作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這一論斷，然而比較矛盾的是，似乎是為了達成某種虛構性和寓言性，影片在有意無意之間采用一種“去歷史化”書寫方式：只有屬于歷史的服化道，真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觀念卻付之闕如。

很多創作者都善于將人物放入到歷史語境當中，比如托德·海因斯就在《遠離天堂》和《卡羅爾》里構建了一個不僅在視覺層面，更在精神層面可信的上世紀50年代，讓我們非常切身地感受到中產階級女性在美國社會里的痛苦掙扎，理解她們想要超越社會禮俗、對女性的規訓卻無法實現的悲情狀況。

與此相反，《金發夢露》不僅對當時的社會價值或氛圍極少直接呈現，而且對原書中比較核心的部分，亦即瑪麗蓮·夢露極具歷史典型性的內心獨白也進行了許多無謂的刪減，只是討巧地將夢露表述為一個半吊子“契訶夫式”（多次引用強調）的、想要逃離卻永遠無法逃離的、刻板的“悲劇人物”：種種無法自我實現和外界強加給她的屬性，讓她內心充滿無可奈何的不滿。至于她到底怎樣無法實現自我，對于男性目光又有著怎樣的矛盾心態，空殼一樣的“夢露”給不出切實完整的答案。

對多米尼克來說，人物似乎根本不需要什么主體性。女主人公自人生之初即開始不斷被各種男性施加迫害，導致她在不斷強暴、流產、漠視的死循環中精神分裂，最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夢露看似是主人公，其實無需與周圍任何人有任何實質性的關系，只消做一名徹頭徹尾的“受害者”，便可以輕松走向歷史中的結局。至于她的婚姻、工作、生活到底怎樣讓她走向毀滅？其中有著怎樣細微的轉變和復雜的情愫？我們看電影之前不甚清楚，看之后仍然不甚清楚。《金發夢露》給人的感覺并不比八卦小報、自媒體的文章高明，無數角色像跑馬燈一樣從夢露的周圍擦身而過，既沒有與她產生過刻骨銘心的情感，也沒有產生過任何精神層面的連接。最終，“夢露之死”被簡化成一份乏味的提綱，甚至更糟，可以被認為是遺傳性精神疾病的宿命（影片也含糊其辭地有意往這個方向引導）。

當然從這個角度上看，多米尼克也不只對主角漠不關心，為了個人風格的揮灑，他可以犧牲掉所有角色。影片懶得為任何人賦予個性，男女平等，所有人都是紙片。最終的結果是，影片里的所有演員都被無止境地剝削，不管（她）他們多用力地塑造、扮演、控制面部表情，最后都會被多米尼克攪成一坨談不上任何層次的漿糊：瑪麗蓮·夢露從頭到尾都在哭，“作家”（原型是阿瑟·米勒）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夢露身上發生了什么，最滑稽的還是“總統”（原型是肯尼迪），原著中的幾個章節壓縮成了幾分鐘，被簡筆勾畫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派。

我們來不及了解夢露與肯尼迪出任總統之前就開始的戀情，來不及明白權勢怎樣腐蝕情感，更來不及知道夢露如何自處；影片甚至沒有給觀眾留出恨他的時間，剩下的只有漫畫式的呻吟。應該說，《金發夢露》極其生動地從反面揭示了無論調度有多么花哨，剪輯有多么酷炫，如果不具體地展現一個人，就沒有辦法接近角色，更沒有辦法讓觀眾切身理解她的處境。

這里可以再提一句，瑪麗蓮·夢露真實的死因確實是服藥過量，但是這背后有其復雜的成因，包括嚴重的抑郁以及其他多種生理疾病，所有這些都彰顯著好萊塢電影產業“看不見的手”對女性身體和精神無止境的剝削、利用乃至拋棄，但影片卻對系統性的問題完全忽視。現實中的夢露與周圍人的關系也并沒有片中表現的那么粗暴簡單，比如她與前夫喬·迪馬喬（片中不具名的“前運動員”）的關系就遠比片中呈現的復雜，而她本人也曾經為支持阿瑟·米勒而受到好萊塢獵巫運動的波及。這些足以增加人物厚度的可能性，多米尼克同樣置之不理。

與這種漠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多米尼克對模擬所謂夢露精神世界的熱衷。導演總是希望透過快速閃回、GoPro鏡頭、扭曲的淺景深畫面等種種手段將角色內心的痛苦、焦慮、幻象表達出來，且不提這些花里胡哨的手法是否可以形成統一的美學風格，單說這些手法是否真能服務于人物內心世界的構建，都讓人不得不畫個問號。

《金發夢露》很難不讓人想起智利導演帕布羅·拉雷恩的作品《第一夫人》，因為前者可能確實在片中狡猾地致敬了一下后者——鏡頭在掩面而泣的杰奎琳·肯尼迪面前一晃而過——拉雷恩同樣關注女性的創傷和精神世界，而在他的鏡頭之下，杰奎琳的內心連貫、流動、富于變化，觀眾可以清楚地感知到一個沒有主體地位的“夫人”在肯尼迪去世之后是如何在遺孀、母親、國母等諸多身份之間游移、掙扎，最終回到女性自我本身。相較之下，多米尼克的夢露則更像是不斷受到驚嚇和傷害的無助小動物。

導演在早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把《金發夢露》稱為“《公民凱恩》和《憤怒的公牛》生下的女兒”，此話至少可以有兩種理解：其一，原著中的“父親信件”確實與著名的“玫瑰花蕾”有相似之處；其二，影片的結構多少與《公民凱恩》有相似之處。然而可怕的是，奧遜·威爾斯所設計的每個段落都能刻畫出主人公凱恩的不同側面，從而在整體上給出一個復雜迷人、因其結構性的斷裂而充滿神秘感的人物形象。反觀《金發夢露》，觀眾在一個個人生片段里所能得到的無非是一個個完全相同的紙片受害者，糊了一層又一層，讓人窒息的不是悲慘命運，而是單調乏味。它讓我們不禁想問，如果虛構既不能提供新鮮可感的視角，也遠比歷史真實單薄，那么虛構的意義究竟還剩下什么？

關鍵詞： 多米尼克 公民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