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6日晚7時，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獲得202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其獲獎評語為：“以勇氣和臨床醫生般的敏銳，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約束。”

一個“社會叛徒”的自我救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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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埃爾諾出生在法國北部小鎮利勒博納（Lillebonne），在上諾曼底的伊夫托(Yvetot)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安妮的父母很早輟學，進入工廠做工。二戰結束后，開了一家“鄉土味濃厚的”咖啡雜貨店，并艱難維持著。在這樣貧困的家庭環境下，父母常常會因為小安妮弄臟了衣服或者誰忘記關地窖的燈而不停地相互指責挖苦。

如埃爾諾在《位置》（La Place）一書中寫到：“我們一家之間的交流除了吵嚷之外，沒有別的方式”。然而，小安妮的母親卻深知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她拼盡全力將女兒送進寄宿學校，安妮也未辜負父母的期望，如愿進入了一個“掌握語言和思想的世界”，一個“上層社會”，實現了“階層跨越”。然而，與此同時，她意識到自己成為了“社會叛徒”——“下層社會的叛徒”。正如她在《位置》中引用法國作家讓·熱奈的一句話：

“我冒險做一個解釋：當人們背叛之后，寫作便成為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

拯救自此開始，以埃爾諾的方式。

手術刀般的書寫

在《位置》一書的最后，有這樣兩行文字：

“父親總是用他的自行車接送我上學，他經常馱著我往返于河的兩岸，無論冬夏，風雨無阻。

最讓父親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奮斗目標，那就是讓我進入一個曾經對他不屑一顧的社會階層。”

當小安妮成為了埃爾諾，真正地實現了父母親的“夢想”，上升到人們所謂的“統治階層”時，卻與父母產生了無法調和的隔膜，永遠地和那個她出身的世界分離了。

于是，這個“社會叛徒”開始通過寫作來拯救發生過的事情，用書寫與父母交流，與自己和解。

埃爾諾曾表示普魯斯特的作品給她帶來過很深的影響。法蘭西公學教授安托萬·孔帕尼翁曾這樣評價普魯斯特：“我們竟認可了這樣一種不可思議的野心：建立在無意識的回憶之上的藝術和文學在隱喻中連接了過去與現在，普魯斯特從中觸到了永恒，而我們也感受到了永恒。”

相比于普魯斯特細致復雜的敘事，當埃爾諾掌握了“雨果式”的語言，卻發現已無法和父母溝通。

在《一個女人》一書中，埃爾諾以這樣一段文字結束：

“我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正是她和她的語音，她的手，她的動作，她的一顰一笑，把現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聯系起來。現在我失去了我與我出生的那個世界相聯系的最后一根紐帶。”

安妮·埃爾諾選擇了來自其父母階層的語言及表達方式，一種簡單、直白的語言和敘事方式，貌似“干癟、冷峻的敘述”使得她在“掌握語言與思想的環境里不覺得太孤獨與虛假”。或許我們可以從《位置》中的兩段節選管窺一二：

父親受到羞辱當然要起來反抗：蠢婆子！早知道把你扔在你原來呆的地方！他們每周都會相互咒罵幾句：

“笨蛋”——“瘋子”

“老壞蛋”——“老婊子”

在家人和顧客面前，他因為我已經十七歲了還不能夠像周圍其他女孩子那樣或是去辦公室上班、或是當工人、或是在父母開的店里幫忙、不能夠自食其力而感到某種不自在，甚至覺得是一種羞辱。他害怕人家認為他的女兒是個懶蟲，擔心人家把他當作假好漢。他總是對人自嘲道：“沒有人管她，她自己就天生這樣好學。”他總是說我功課“學”得好，而從不用功課“做”得好這個詞，因為對他來說“做”就等于用兩只手做，而不是用腦子。

讀者在她的作品中獲得了深深的自我代入之感，勾連起過去與現在的“我”，跨越時空、階層、民族、文化，同樣觸到了一種永恒。

兩個世界的交織

埃爾諾的書寫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

以自傳體或日記的形式，她寫父親、母親、童年、秘密墮胎、與社會的決裂、母親的死、婚姻、激情、嫉妒、恥辱以及對社會生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的記憶等。如她所言，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向我們講述她的經歷與回憶，排除記憶的誤差，都是真實的故事或是耳聞目睹的事情。看似是私人生活，我們卻能從中窺探到當代法國社會下層人民真實的生活場景以及法國社會生活中兩性間和不同社會階層間的不平等。

法國歷史學家、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皮埃爾·諾拉主編的《記憶之場》旨在回溯歷史，探討形塑法國國民意識的記憶之場。如果說諾拉的巨著《記憶之場》是一間取名為“歷史與記憶”的雜貨鋪，那么埃爾諾的作品便是雜貨鋪中某一張泛黃的老相片，或是一輛銹跡斑斑的玩具汽車，像普魯斯特的“瑪德萊娜”蛋糕一樣喚起了人們無限的回憶。而埃爾諾的獨特性恰恰在于她喚起人們回憶的方式：還原曾經的“她”“他”“她們”“他們”的歷史，從而形成個體及集體的“記憶之場”，達到埃爾諾最終的目的——“為拯救而寫作”，拯救那些曾經的我與我們。

埃爾諾在《女孩的回憶》一書中，以現在的“我”觀察“1958年夏天的她（即作者本人）”，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融合了第一人稱敘事中現在的“我”和第三人稱敘事中“那時的她”，中間的時光距離在回憶中縮短、加速，最終形成了她的“記憶之場”。這其中無論是她初次而又立刻后悔的愛的嘗試，抑或是18歲懵懂少女種種生活的體驗與內心感受，都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被遺忘，因為一切都處于變化當中。但同時也會通過這種獨特的敘述方式以及有意識的回憶在每個讀者心中形成自己的“記憶之場”。

在埃爾諾與法國導演米歇爾·波特（Michelle Porte）的對談中，曾有過這樣的表述：“作家對1958年發生的那個事件，嘗試將現在的自己還原到1958年的那個還叫安妮·迪歇納（Annie Duchesne，Duchesne為安妮父親的姓氏）的女孩，進入她的身體。”正如諾拉在《記憶之場》中所言：“正因為沒有了記憶，記憶才被談起。”

在《女孩的回憶》（以下為筆者自譯）一書中曾有這樣一段表述：

我越盯著看這個女孩的照片，越感覺到她在看我。這個女孩就是我嗎？我是她嗎？如果我是她，我應該可以：

回答出一個物理問題，算出了一個二次方程式；

閱讀每周刊登在Bonnes soirées雜志上的小說；

夢想著參加驚喜派對

……

照片上的女孩不是我，但她也不是虛構。

埃爾諾曾在《女孩的回憶》（Mémoire de fille）一書出版之際，接受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采訪時這樣說道：“我嘗試通過再次尋找‘她’的想法、行為與姿態，抓住那段時光，那段十八歲到二十歲的時光。”

《記憶之場》的第三部被命名為《復數的法蘭西》，在埃爾諾的作品中，則可以讓讀者觸碰到復數的“自我”，復數的“記憶”，從而連接起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位置》（La place）和《一個女人》（Une femme）分別講述了安妮父母的生活經歷。在這兩部書的法語名字中，埃爾諾分別用了定冠詞la和不定冠詞une。其中自有深意，在此大膽揣測，作者以“定冠詞la”表示父親所處的某個特定社會階層的位置，以“不定冠詞une”表示，在大時代背景下，和母親有著相似行為、想法或者經歷的每一個女人的生活。

為什么是她？

埃爾諾的作品發表后，曾引起文學界不小的爭論。有的人批評她是自我中心主義，因為她作品的主題基本圍繞著家庭、女性、愛情等個人成長經歷。也有人曾批評她的寫作太過平實，沒有展現一個雷諾多文學獎獲得者該有的才能（現在也許會說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實力）。

正如在此次頒獎詞中使用的“勇氣”一詞，她最大的勇氣即真實。也正如她自己所言，寫作之于她是一種義務，一種讓被統治階層的文化出現在統治階層語言中的義務。心理學界通過她作品中的事例來研究分析各種心理現象，社會學學者通過她的作品，掌握了法國下層社會人民的真實生活材料。大眾通過閱讀埃爾諾的作品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開始關注曾經忽略的人、事、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兩個平行的世界——她出身的那個貧窮、卑微、無知、但勤勉的世界和后來進入的“布爾喬亞”的世界，通過她的寫作交織在了一起，是迪歇納（Duchesne）和埃爾諾（Ernaux）的交織，是無數位安妮（Annie）生活的交織。這就是安妮·埃爾諾的魔力，讓兩個平行線般的世界在她筆下接連不斷地產生一個又一個的交匯點。

感謝安妮讓我們看到了法國社會的“清明上河圖”，愿和安妮一樣, 承受過相似痛苦的人，從她的書寫中獲得更多精神支持。

（本文成文感謝首都師范大學由權老師的建議。）

作者：吉山?北京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青年教師 致力于安妮·埃爾諾作品研究

關鍵詞： 一個女人 社會階層